一、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经过拨乱反正，至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曲艺理论研究活动得以恢复。这期间，出现两个以艺术理论研讨为主要活动内容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即：天津市相声研究会和天津市曲艺学会（即曲艺理论研究会）。这两个团体与中国曲协天津分会等密切协同 ， 有效地促进了天津市曲艺理论研讨活动的开展。 1980—1987年的8年间， 先后召开理论、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12次。 如：1980年7月， 曲协天津分会组织的历时一个月的创作与艺术研讨活动； 1981年6月，天津市文化局与剧协天津分会、曲协天津分会联合召开的戏剧、曲艺创作座谈会；1982年12月，曲协天津分会邀请来津演出的中国广播说唱团和上海市评弹团举行的南北曲艺经验交流会； 1983年8月，天津市相声研究会召开的相声艺术座谈、学术交流及赵佩如捧哏艺术研讨会；1984年4月，曲协天津分会召开的天津时调音乐革新座谈会；1986年4月，曲协天津分会召开的“马氏相声艺术”研讨会 ； 1987年10月， 天津市曲艺学会召开的曲艺的现状与未来、传统与创新、 继承与发展问题研讨会等。研讨活动越来越受到重视，效果越来越显著。
1987年10月曲艺学会召开的研讨会，宣读论文就有24篇。这些论文表现了强烈的理论意识，使研讨会充满了理论色彩。有的研讨会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如天津市相声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市委宣传部部长孙福田和市文化局副局长刘瑞森莅会听取研讨。这次研讨会对相声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改革与创新、相声的格调以及表演艺术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研讨，提出不少具有指导性的看法与见解，归纳摘录如下：
关于继承传统
侯宝林：相声是我们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 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了当前的新时代 ， 我们必须把它总结好，应该把糟粕去掉，找出相声中富于人民性的积极因素。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曲艺工作者，相声的总结、研究应该由我们去做。
李世瑜：应该学习传统相声的选择题材方法。 传统相声往往不是从现实中找题材， 而是从历史中找题材， 但又不离开现实 。《关公战秦琼》说的是历史，但是讽刺的是现实。这就是所谓的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相声太针对现实，时效就有限了，不容易保留。
姜宝林：当前的相声存在两个‘太多’：一个是唱的太多，一个是加乐器太多。三个危机：一个是女的说相声，一个是唱相声，一个是后继无人。在东北看见女的说相声，拿男的找“包袱”。男的一默认，台下就鼓掌；一使相，包袱就响。天津50年代的于佑福、刘玉芬也是女同志说相声，那是真会说相声。在华北某省看到的相声男扮女装，把胸部填鼓起来，还穿着高跟鞋满台乱扭。相声这样发展下去太危险了。
关于改革创新
王存立：观众欣赏水平提高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改革要刻意求新，在内容上、形式上，应该有所突破。有争议，有看法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不允许作者和演员去探求。这样才会有助于相声的提高。
张大来：相声改革本身不是目的，推动相声前进是目的。相声改革不能改到污染社会主义舞台的方向去，所以应该从相声的内部规律方面去研究。单纯歌唱不是相声的传统风格，不能光看观众反应强烈，不能让一部分观众给出卖了。
马庆山：面临着当前政治的、经济的、伦理道德的震撼人心的冲击波， 我们相声应该迎上前去，适应时代的要求。 相声艺术要是原地踏步走，那么多好的演员也不会受到欢迎。
侯宝林：吉他相声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外国早已有了。现在又引发出了‘卡西欧’相声，还有音乐相声，男女相声，双女相声……这是艺术家，还是江湖术士?难道说不许我们痛心吗?我们这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 解放后， 有人说相声不能为新社会服务。 我们成立了相声小组进行改革，由很多学者帮助，苦斗了若干年取得了成绩。现在，我们要还它俗文学、大众文学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文学形式，而正是在这样时候出现了这些东西。
一段相声有它的构思，语言有它的特殊作用，文法有它的特别使法，选材有它的独特地方……这诸方面的因素，才构成一段完整的相声。有的所谓相声，其实不是相声。它们可以叫‘滑稽弹唱’，‘幽默歌唱’……不过在这些相声里很难找出一个幽默的“包袱”。
关于相声的格调
马庆山：从文学角度讲，相声具有三个格调：思想格调、情感格调，艺术格调。
薛宝琨：现在有的相声演员也在追求一种‘高’，虽然也有掌声，但这掌声中含有批评。一个演员说学逗唱再好，不把格调看重，就不能使自己在艺术上提高。
王存立：雅俗共赏是一个高标准的问题。格调应该是俗中见雅，但是雅、俗二者统一不是简单的。目前审查节目，录音录像是一套作品，业务演出是另一套作品。从作品看，写作时既考虑形势的需要，又追求“保险系数”，再加上选材缺乏功夫，所以“包袱”少。为了演出效果，作者想法憋包袱，演员胡乱塞包袱，这样就影响了格调。从演员讲，有的能做到雅俗共赏，有的只能适应一部分观众的需要。
佚名：要提高相声格调，应该提高演员自身的思想修养、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应该尊重自己的艺术。
佚名：有的演出承包队整天跑票房。因为这关系到演员吃饭问题。老观众认为演得好的，年轻观众则有不同看法。剧场方面说：“你们还得解放一下，要不卖不出票去！”所以，新节目是放在临走的最后一场试演。这反映了演员在业务承包和艺术生产之间矛盾状态中的苦衷。这也是相声格调不容易提高的一个因素。
关于表演
张大来：演员应该做案头工作，先分析研究作品的具体内容，每一个段子都有它自己的语言风格，而演员都用一种声调来表演不行。现在有的演员拿来段子就找“包袱”，由于案头工作做得不够，所以表演中的艺术处理就不理想。
佚名：现在的相声存在有贫、旧、闹、假的现象。‘贫’就是油嘴滑舌，表演过火；‘旧’是指逗笑的方法是30年代的；‘闹’是声音动作无节制，吵得慌；‘假’是做作，不靠真实的情感去打动观众，而是用幼稚、浅显的虚假手法逗笑。
侯宝林：我们还发现了几十年前的问题，今天有的人还在台上刨别人的活，这是缺乏艺术道德的表现，它对相声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关于观众
王炜：天津观众是很有欣赏经验的，这个审美主体已经形成。群众的审美意识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值得创作人员认真注意和思考的。
佚名：过去相声在小园子演出，现在改为到大剧场演出。相声发展了，观众的数量多了，范围广了，所以应该研究各种各样观众的口味，不能仅仅为了所谓的舞台效果，而迎合一部分观众的口味。
马三立：相声演员应该欢迎批评，不怕人家提意见。一个演员要有自信心，不要恼人家。恨我，是恨铁不成钢；夸我，是要更上一层楼。
关于理论研究与评论
方伯敬：理论研究和创作不可分，是相声艺术的两个翅膀。粉碎‘四人帮’以后，相声中涌现出许多好作品，如何总结提高、指导创作，是一个重要问题。
马三立：相声研究应该由演员和理论工作者结合起来搞。现在的相声比早先提高了多少倍。过去的相声经过许多前辈的锤炼，虽然也在逐渐地变化，但是提高得很慢。现在有许多大学的相声研究家也来参加了，所以提高很快。
刘梓钰：相声的评论往往是采用现实主义的标准和典型化的标准，这对于浪漫主义的作品就不切合了。因为这种评论标准不能恰如其分地谈清那些怪诞型相声的问题。
二、进入90年代，理论研讨活动更加活跃。至1995年，先后召开包括曲种流派、名家艺术特色、鼓曲新作、曲艺音乐理论基础等研讨会、座谈会10余次。每次均围绕既定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例如：1991年5月，在首届中国曲艺节期间， 天津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与曲协天津分会联合召开的有各省、市曲协负责人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负责人参加的“振兴曲艺理论研讨会”，以“曲艺的现状、问题及繁荣途径”为题进行的理论性研讨，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和见解：
关于创作
本届曲艺节近半数是新作品，有一些相当成功，反映了创作界的不懈努力。但缺乏思想、艺术、格调并臻上乘的力作，难以形成轰动效应。曲艺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创作，要振兴曲艺，首先要振兴创作。那些只宣传演员、不宣传作者的做法，不利于调动创作人员的积极性。文艺领域的分配不公，属于复杂劳动的创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报酬，严重抑制了文艺生产力的解放。
关于“观众学”
客观形势在发展，曲艺界必须研究“观众学”问题。
一要适应观众，与时代同步。文艺的繁荣，多种艺术形式的兴起，给了观众以空前的选择余地。曲艺如果不提高自身，跟上时代，就会失掉观众。为适应90年代的观众，必须不断创新。这次演出的“二人转”节目把原来的一唱到底改为连说带唱，丰富了表演形式，强化了情节性、趣味性等审美因素，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值得引起重视。
二要引导观众。应当看到精神疲软、目标失落在观众中的表现之一是低级趣味的“高消费”现象，以至于没有庸俗的“佐料”就很难产生剧场效果。观众的这种现象与创作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即：某些观众的需要造就了一批庸俗作品，这种作品又使观众的趣味进一步庸俗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艺术家应当以高质量、高格调的作品引导观众，把他们的观赏活动引向审美的层次。
三要培养观众。一个曲种的繁荣，要有一大批热情的观众，而这批观众的形成，则是长期培养的结果。曲艺界要有培养观众的紧迫感和主动精神。培养观众，最根本的一条是提高节目的质量。好演员演出好作品，是培养观众的最好手段。也要有新招，河北省搞客串演出，请来朱明瑛唱京韵大鼓，把一些不接触曲艺的观众也吸引过来，效果很好。还可利用影视手段，骆玉笙的一曲《重整河山待后生》为京韵大鼓赢得了大量观众。去年骆老去杭州演出，十分轰动，这与电视的宣传作用不无关系。
关于演员
一些出色的青年演员崭露头角，使人感到曲艺大有希望。但从全国曲艺队伍看，素质下降的现象令人忧虑。有些演员只追求金钱，不研究艺术，认为有“半堆活”就够用了，还学什么呀，“穴”还走不过来呢。天津完整地保留了一支演员队伍是个功绩。对曲艺队伍的改革不应用大宰大割的方法，领导应有保护意识。
关于理论
曲艺界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倾向。演员普遍缺乏理论修养；很多理论文章是用于吹捧，很少对作品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形成理论的失落。这说明理论界自身也需要加强建设，增强使命感，切实担负起引导、提高的责任。
关于风气
某些比赛、评奖有不正之风。以请客、送礼左右名次，败坏了文艺界的声誉。文艺环境应当净化，引导人们把心思用到艺术上。不要搞廉价吹捧，不要“艺术家”的帽子满天飞。尤其是对青年演员，不要刚会唱一两个段子就封为“艺术家”，这很不严肃，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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