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何迟创作的相声作品《买猴儿》，由马三立、张庆森在舞台上表演以后，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一种认为《买猴儿》是一段针砭时弊的好作品，它讽刺了那些对工作不认真、不负责、办事马马虎虎的人，具有积极、现实的教育意义。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段相声没有一个正面人物，看不到正面力量，作者把新社会写得一团糟；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段相声诽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国人民。
两种看法尖锐对立。北京出版的《文艺报》于1956年5—6月间对相声《买猴儿》展开大讨论。同年6月17日， 天津曲艺界召开“相声《买猴儿》座谈会”。经过讨论分析，认为《买猴儿》是一段讽刺“马大哈”式人物的缺点错误的相声作品。批评马大哈的思想和作风，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有利于相声作品的创作。同年第7期《文艺报》发表何迟写的《我怎样写又怎样认识〈买猴儿〉?》一文，作为这次大讨论的总结。
何迟文章发表几个月后，国家政治生活发生变化。“反右”运动期间，何迟因创作相声《统一病》被打成“右派分子”；同时，他创作的相声《买猴儿》也受到批判 。 表演相声《买猴儿》的演员马三立受牵连被打成“右派分子” 。 自此天津曲艺界刚刚开始的理论研究活动被迫停止。 60年代初， 天津的曲艺理论研究活动重新兴起。 1961—1963年的3年间，先后召开讨论会、座谈会8次，内容涉及继承与发展、 改革与创新、流派与风格、创作与表演等问题。座谈讨论中，按照议题或主题，谈看法、说见解、讲道理，有的从实践经验上升到曲艺理论。此类活动开阔了思路，集中了智慧，促进了曲艺事业的发展。但时过不久，由于“左”的思想泛滥和“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刚刚兴起的理论研究活动，被迫停顿。
附录：
何迟：《我怎样写又怎样认识〈买猴儿〉?》（摘要）
“在1953年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各个报纸杂志上曾揭发了某些商业部门中由于不负责任而造成的许多事故，其中有不少是因为写公文时过于马虎，甚至于只由于一字之差或数字之差，就给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浪费了许多国家财产：成车皮的粮食停在车站上竟没有人接收；装两台缝纫机的箱子，当作装一台缝纫机的箱子卖出去了好几十箱；染衣服的高级染料当作刷墙粉卖出去了；桐油当作香油卖出去了，等等。这类事故当时在不少商业部门中都出现过。因此，我很想写个讽刺剧，对这类现象加以批评。……过了一些时候，有一位同志无意中对我说了一个简短的真实的故事：某局派一个人出去买两箱猴儿牌肥皂，结果却买回两只活猴儿来，现在这两只猴儿还在某地养着呢!我听到这个故事以后， 灵机一动，当时就想到了这虽不适于写剧本，但很适合写相声的题材。于是在我头脑中出现了‘马大哈’。
“‘马大哈’这个名词并不是我创造的，是十年前我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工作的时候，剧社内部曾经流行着的一句玩笑活，我就把它借来当成我所要写的主人公的外号了。同时，我把“把桐油当成香油卖”、“把锦州道写成锦州”的错误，也都叫‘马大哈’担承起来了。为了表现‘马大哈’形成错误的起因，就安排了马大哈式的科长和爱人；为了表现‘马大哈’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现“马大哈”的危害性，就安排了机械执行上级任务的采购员。
“有人说：‘这篇作品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看不到正面力量。作者把新社会写得一团糟了！’的确，在《买猴儿》中没有写正面人物。为什么没有写上正面人物呢?我是这样看的：喜剧是把丑恶的事物揭露给人看，撕毁给人看。因此就是讽刺人民内部的缺点和错误， 也必须把这些坏的事物下一番集中概括的功夫，使之典型化，鲜明地加以表现。这样才能使群众对这种坏的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才能使没有见到这种坏事物的人们惊醒起来，推动人们对这种坏事物来个群起而攻之，达到克服这些缺点的目的。因此在写作这样的讽刺作品的时候，作者是可以、也有权利不写“马大哈”的或其他被讽刺人物的优点，不描写这些人物其他方面生活的。尤其是相声，这种艺术样式的容量不大，又必须要使观众连续不断地笑，因此就很难全面地在相声中展示被讽刺人物的全部的复杂的生活，……也只有如此，才可能收到相声应有的艺术效果。
“至于《买猴儿》中有没有正面力量呢？如果有的话，正面力量又在哪里呢?《买猴儿》中是有正面力量的， 这种正面的力量就是作者的正面思想，是作者对反面人物的憎恶。我所以要讽刺‘马大哈’等人，是因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危害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我从这样的角度上来看‘马大哈’，其中就包含了我对‘马大哈’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我并没有用说理的方法说给观众听，而是用引起观众哄堂大笑的手段来批判他们的。当观众听了我的作品而起共鸣的时候，那么，我也就同观众们站在一起了，我们就一起用笑声否定了‘马大哈’，我认为这种笑就是一种强大的正面力量，这种笑能破坏和摧毁那些坏的东西。因此，这种笑就起了建设作用，起了战斗的作用……我就没在《买猴儿》中安排一个批判‘马大哈’的正面人物，在我看来，这已经是不需要的了。
“‘马大哈’虽然坏，却只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才是有被描写价值的人物。因为反对‘马大哈思想’，是在肯定新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提出来的问题。虽然我们新的社会制度是很好的，但是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马大哈’， 在许多具体工作上出了许多毛病， 造成了不少损失。因此，把‘马大哈’从我们生活中提出来‘示众’，加以‘鞭挞’，便会起一些肃清‘马大哈’思想的作用，这对新社会是有好处的。
“相声是一门独特的喜剧艺术，它同别的艺术样式比较起来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在相声中所使用的夸张，夸张的幅度就可能比戏剧夸张的幅度要宽广的多。在戏剧中不被允许的，在相声中则是被允许的。这是因为相声凭听，戏剧凭看，这两门艺术，形成真实感的方法是迥然不同的两种方法，相声只要在观众听了承认它就行了。而戏剧除了要观众听了承认是真的，还必须要观众看了也承认是真的才行。相声的演员往往就是以演员的身份出现的，而话剧演员却绝对不能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必须化身为角色，相声是用说来创造形象的，而戏剧主要是用做来创造形象的。因此，在相声中允许说的东西而在戏剧中却未必能允许做……其所以如此，还由于相声不仅仅是基于生活真实基础上的产物，而且是基于生活真实基础上并加以幻想、推测和夸张的产物，不如此便没有相声艺术。
“在听到有些同志对《买猴儿》的批评时，我觉得这当中的确有不少很值得参考的意见。但是在许多意见当中，有一部分意见，他们不是在讽刺文学中要求尖锐，而是要求温情；也有些意见，甚至要求讽刺文学也要如实地再现生活。我对这些意见虽然经过了反复考虑，但我并没被这些意见说服。还有一种对《买猴儿》的批评，这种批评并没有对《买猴儿》加以具体的分析，就急忙给我戴上了几顶很不小的帽子，什么：‘难道这是热情善意的讽刺吗?’ 什么：‘庸俗低级趣味啊！’什么：‘诽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国人民啊!’等等 。 看来气势汹汹， 但仔细一看，原来这种批评不过是东摘西引，摘引一些别人很早就说过的话，勉强和生硬地套在《买猴儿》身上罢了!这种教条主义式的批评， 除了给讽刺文学制造清规戒律以外，对于发展讽刺文学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摘自《文艺报》（1956年第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