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最早的戏曲演出场所，是伴随民间的祈天、祭神、节庆、庙会等自娱性活动出现的庙台。元、明时期，漕运的不断发展，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勃兴。随着民间酬神演出日益频繁 ，戏曲演出场所出现了戏楼。如 ：元泰定三年（1326），在三岔河口西岸修建了天后宫，宫对面建有戏楼。明代，出现了天津西杨柳青镇的药王庙戏楼 、天津县城西北角的城隍庙戏楼等 。这些戏楼都为木结构楼台式建筑，舞台为伸出式，三面敞开，前后台相连。台前的广场为观众看戏的场地。
清代初年至中期 ，沿今狮子林桥西南面及其迤西的卫河（即南运河）南岸的沿河附近 ，从商业行会集中的宫南、宫北大街到侯家后、钞关（今北大关）以及估衣街、锅店街，出现了称为“茶园”的营业性戏曲演出场所。
这期间，天津商业的繁荣，吸引了外埠大批商人旅津经商。他们为联系同乡，各自按其籍贯自发集资兴建会馆，以供同乡、同业者集会、团拜或寄寓。这些会馆有不少设有戏台、戏楼。
清咸丰年（1851）后，天津以经营盐务、粮业、海运而起家的富商及一些官僚、乡坤等，在宅院、祠堂、家庙内修建戏楼、戏台。逢喜庆、宴乐及家庭自娱，邀集皮簧、梆子名角在戏楼演出“堂会戏”。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洗劫了上述繁华地区，加之此前在海河岸边修筑了马路和火车站，天津商业中心逐渐南移，遂使与日本租界相接壤的东南城角及南市一带，发展成为新的商业区。与此相适应，娱乐场所也由北向南发展。这一时期，在南市及其附近一带新建和由茶园改建、扩建的戏园，大多改名“舞台”，如：下天仙舞台、东天仙舞台、升平舞台、广和楼舞台、第一舞台、大舞台等。这些舞台取消了茶座，更换和设置了花楼、月台和排椅式池座，楼上设包厢、散座。有的增添或附设“转动舞台”设备，适应了彩头班演出有灯光布景的连台本戏的需要。
当时，京、津、沪的皮簧、秦腔、文明戏等多剧种、多层次的演出，需要多层次、多形式的演出场所。自此，除去比较正规的剧场外，早于茶园出现的用苇席或布料临时搭盖的戏棚，也布满天津的各个角落。原供妓女清唱的一些“坤书馆”，改为专演落子的“落子馆”。评剧的第一代女艺人花莲舫、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等，就是在“落子馆”成长起来的。
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1924年的两次直奉战争后，一些下野的军阀、官僚、遗老遗少，以及买办、资本家、大地主等也纷纷迁入完全不受中国政府法律管辖的租界地藏身避风。他们在租界内建公馆、别墅时，有不少也修建戏台，用来演出堂会戏。
随着租界经济繁荣，吸引了一些人在租界内投资兴建新的剧场。当时的日、法租界内，由于商业集中、交通便利，而成为剧场的繁荣区域。1927年天津建成第一座现代化剧场“春和大戏院”。1936年秋建成设备及现代化程度优于“春和”的“中国大戏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的戏曲剧场有很大发展，除对原有的一百多个大、中、小型剧场及书场进行修缮或改建外，随着市区居民住宅建设的不断发展，相应建造了一批文化馆、影剧院，并在回民聚居的西北角针市街建造了民族文化宫。这些新建的文化宫、影剧院既演出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也放映电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戏曲传统剧目被禁演，有些剧场改作他用；有些则改为影剧院，主要是放映电影。仅有的几个剧场上演的只有几出“样板戏”。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文化建设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剧场建设的发展。南开区的红旗戏院，和平区的新兴影剧院，河西区的滨湖剧院，河西区文化馆礼堂和天津大礼堂等，相继建成。此时，新型的“茶园戏曲”应运而生，供其演出的场所——新型“茶园”不断发展，至90年代中期，已发展到20余个 。这些茶园几乎都是每天演出 ，有的甚至日演两场，均设茶座。大的可容纳几百人，小的可容纳几十人，多利用旧建筑改建而成。由于受管理体制、经营状况等因素的制约，茶园时增时减，总的趋势是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其数量在优胜劣汰中保持相对稳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