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戏剧活动始于元代。明代已较为盛行。据明末祁彪佳所著《归南快录》中，有“官绅在家宴中以戏曲飨客”的记载。演出剧目除以昆曲演唱的传奇外，还有元曲剧目。郊县村镇的戏剧活动，早于城区，大都属于祈天、祭神、节庆、庙会等民间自娱性的活动。约至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戏剧活动已相当繁盛，主要是一些盐商富贾修建园林，集纳文人墨客，并蓄私家戏班，以作飨宾和娱乐消遣之用。当时流传的剧种多为昆曲、弋腔和老秦腔。据清道光初年（1821）崔旭的《津门百咏》中记载，天津城区已建有戏园7处，并有“伶人寓此者50余家”， 说明戏剧活动已由家蓄戏班发展为社会组班公开演出，并且日趋频繁。这时，源于山陕的梆子腔和源于徽、汉的皮黄腔已落户天津。
京剧在北京出现后不久便传入天津。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京剧早期代表人物余三胜来津演出并长期逗留。与他同时代的京剧名丑刘赶三和京剧第二代的名老生孙菊仙均为天津人，他们曾参加过天津最早的“群雅集”京剧票房的活动。
清末至民国初年，北京京剧名伶荟萃。外埠约聘“京角”多由天津中转。南方伶人进京献艺，也愿先在天津试演。因此，京剧界曾流传“北京学戏，天津唱红，上海赚钞”之说，称天津为京剧的第二发祥地。
天津作为移民城市，虽然没有本地产生的剧种，但随着城市的发展，来自华北和南方地区的农民及客商，将各自的乡土民间戏曲艺术带到天津，又为适应天津人的喜好和语言习惯，不断加以改造、变异，并发展为具有河北和天津地区风格的剧种。如脱胎于山陕梆子而形成的“卫派梆子”（因天津卫得名），曾兴盛一时。又如，源于河北唐山地区的“莲花落”，于1915年由平腔梆子创始人成兆才率“庆春平腔梆子（东路莲花路）班”和由金叶子为首的西路莲花落戏班相继入津后，学习了京剧、河北梆子的表演形式，并逐渐改进，为评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加之评戏于19世纪末在天津出现第一批女演员，首开男女演员同台合演的先河，为评剧增添了艺术魅力。自此以旦角为主编演的新剧目，很受观众欢迎。
天津是中国话剧的北方摇篮。话剧原为西方剧种。清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906—1908），天津南开学校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在欧美考察教育时接触了西方的话剧。他们回津后，为改良社会、辅助教学，便将话剧（时称“新剧”）移植过来，并组织师生排演自编的剧目。1914年该校成立“南开新剧团”。1916年，张彭春（张伯苓胞弟）自美国留学归来后在南开学校任教，并担任南开新剧团副团长，直接把西方戏剧理论与编导艺术运用到办团实践。张彭春除自编剧目外，还排演西方名剧。经过多年的实践，培养出一批优秀演员、导演和剧作家，使天津南开学校成为北方话剧的中心，并逐渐影响到全市及华北、东北地区。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前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天津戏剧界掀起一阵戏剧改良运动，并成立一些戏剧改良团体，如刘子良的“移风社”、蔡儒楷的“戏剧改良社”、林墨青的“艺剧研究社”等。由社会知名人士严范孙、林墨青、李琴湘，剧作家韩补庵，演员汪笑侬、张黑、李吉瑞、尚和玉等组成的戏剧改良社，编演了《潘公投海》一剧。1911年，经严范孙约请著名京剧演员兼编剧汪笑侬来津主持戏剧改良工作，编演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时装戏，并招收学员百余人。后因辛亥革命失败后形势的影响和经费不足而未能发展下去。
这期间，天津出现了以戏剧形式表演的“文明戏”。因演员多穿时装，所以也称“时装新戏”。最初的表演团体是全部由女演员组成的京津奎德社（初名志德社）；剧目注重反映现实生活，追求新闻性、故事性，多以社会新闻为内容或改编电影、小说；表演以戏剧程式为主，唱腔采用京剧、河北梆子或评戏，有时也用话剧的写实手法，虚实并用，有较大的随意性。这一形式因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好奇心理和娱乐消遣习惯而颇受欢迎。但作为戏剧形式，它缺乏完善的艺术特征，并有粗制滥造的缺陷，到20世纪40年代便逐渐销声匿迹了。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五四运动”后至抗日战争前夕），天津已成为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已较发达。这时，天津繁华的商业区劝业场一带已建有“中国大戏院”、“春和戏院”等一批设备优良的剧场，各地京剧流派名演员竞相来津献艺。评剧由于不断涌现旦角新秀和表演水平较高的生行男演员，提高了艺术表现力，逐渐扭转了过去被歧视的地位，成为闻名全国和群众喜爱的剧种，当时天津南市一带的中、小剧场都演出评戏。
这期间，河北梆子开始衰落。其原因，一是许多年轻有为的女演员受到社会恶势力的摧残，被迫离开舞台；二是该剧种发展中过分注重旦角的唱工，缺乏基础训练，使原有的武功传统和特技有所丢失，导致戏路越演越窄，逐渐失去对观众的吸引力。到40年代，衰落更为严重，致使天津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河北梆子表演团体，演员有的迁往农村演出，有的改唱京剧、评剧。话剧则有较快的发展。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许多学校都开展话剧演出活动，并逐步走向社会。至30年代，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推动下，天津左翼话剧团体频频建立，左翼戏剧运动蓬勃开展，至1935年形成高潮。抗日战争爆发后，演出的剧目多为田汉、夏衍、熊佛西、曹禺等进步剧作家的作品。
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的话剧演出更加活跃。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和平剧社”、“新世纪剧社”等演出不少革命 、 进步话剧。许多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剧团也结合学运演出革命戏剧。革命戏剧一时成为话剧运动的主流。全国著名导演和演员吴仞之、 丁力、 焦菊隐、夏淳、孙道临、黄宗江、董行佶、于是之、周峰、郑天柱、陈嘉平等都曾来天津演出，对天津话剧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当时，平津两地的音乐家联合创作了大型歌剧《松梅风雨》，先后在天津、北平公演。
但在此期间，由于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不少从艺人员改行转业；有的为生活所迫，并受商业化的影响，演出了一些庸俗内容、低级趣味的剧目，遭到不少非议，致使戏剧事业日趋没落。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与领导下，天津的戏剧事业获得了新生。当时， 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和天津市文化事业管理局对众多的戏剧班社和剧场等演出场所的从业人员进行思想教育，通过开展民主反霸斗争， 清理了封建把头和反动、淫秽、 庸俗的剧目，帮助旧戏班改造为由演艺人员自己合作组织的“共和班”，鼓励上演新戏，净化舞台形象，推动戏剧改革。广大艺人在政治上获得翻身解放后，心情振奋， 许多星散到外地或改行转业的优秀演艺人员重返津城，先后组成七八个专业剧团。1950年4月，上海女子联合越剧团应邀来津演出，不仅受到江浙籍同乡的欢迎，也受到天津人的喜爱。自此这个剧团落户天津。之后，相继组建了“互助”、“北方”、“红云”、“红艺”4个北方越剧团，他们用普通话越剧腔调演唱的剧目，受到天津观众的欢迎。
1951年5月，根据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的精神，天津将戏曲班社改建成“民间职业剧团”， 实行“民办公助”办法，派去新文艺工作干部和编导人员，帮助改变演出作风，丰富上演剧目，提高演出质量。这一年，根据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的精神，为发展剧场艺术，以原天津群众剧社和天津音乐工作团为基础，吸收天津工人文工团、天津青年文工团的部分业务骨干，建立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该院先后演出《家》、《雷雨》、《日出》、《龙须沟》等中国名剧和《曙光照耀着莫斯科》、《保尔·柯察金》等外国名剧，扩大了话剧在观众中的影响。1951年以后的6年间， 先后建立起由国家兴办的河北梆子剧团、评剧团和京剧团。1960年将邯郸市豫剧院一团调入天津成立了豫剧团。这期间，天津市以河北梆子《秦香莲》、《喜荣归》等剧目及天津首创的曲艺剧《新事新办》参加1952年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演出奖和演员奖。
1954年，市文化事业管理局举办天津市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全市有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越剧4个剧种的19个专业剧团参加， 共演出33个剧目，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戏剧事业取得的成绩。从这一年起，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及其它剧院、剧团，相继设立“少年训练班”，到1956年成立天津市戏曲学校，加强了艺术人才的培养，使天津的戏剧事业得以继往开来和发展壮大。
1956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中国科学文化的方针。1957年5月文化部通知开放禁戏，天津的戏剧院团挖掘出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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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天津河北梆子剧院演出
《荀灌娘》 刘俊英主演 |
批传统剧目上演，舞台上呈现了繁荣的局面。1958年开展了歌颂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 ”的宣传活动，戏剧舞台上一度演出的都是反映“大跃进 ”“大炼钢铁”等配合中心任务的现代戏。直至1959年5月周恩来总理讲了“文艺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后，情况才有所扭转。这一年举办的国庆十周年文艺献礼展览演出活动，全市有35个戏剧院团上演新创作的剧目 。其中有话剧《 红色工会 》、《把一切献给党》、《钗头凤》 ，京剧《火烧望海楼》、《关汉卿》，评剧《妇女代表》、《三勘蝴蝶梦》，河北梆子《荀灌娘》，越剧《文成公主》，歌剧 《小二黑结婚》、《零点以前》 、《检查员》和《煤店新工人》等献礼剧目46个 ，展览剧目145个，使全市戏剧舞台百花齐放，丰富多彩。新编历史剧《荀灌娘》及一批经过精心加工的传统戏进京演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后均表示赞赏。
在1960-1962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天津的戏剧演出有所减少。在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文化部提出的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并举”的剧目方针后，天津的戏剧舞台基本保持正常演出的局面。这期间，天津市文化局于1961年初召开“文艺创作会议”，总结艺术院团的工作经验，制定了《天津市直属艺术院团工作条例》，稳定了戏剧事业的局面，各院团都积累各自的保留剧目，形成了各自的风格特色。当时，市戏曲研究室及各戏剧院团整旧、创新，使戏剧舞台呈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1964年5月—7月文化部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天津市京剧团演出现代戏《六号门》受到好
评。自江青在这次汇演中宣布“暂停演出传统戏”之后，戏剧舞台能上演的剧目寥寥无几。1964年下半年，天津市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戏剧表演团体的业务活动陷于半停顿状态，戏剧舞台一片沉寂。1965年，天津人民歌舞剧院歌剧团以歌剧《煤店新工人》参加华北地区话剧歌剧汇演，获得奖励。
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天津戏剧事业遭受到很大的摧残。全市除保留市级的话剧、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几个院团（其机构也缩减，剧院均改为剧团）外，其余剧团一律解散。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以后，“四人帮”强令戏剧界学习“样板戏”，保卫“样板戏”，天津市各剧团都改演“样板戏”。当时，天津市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从市、区京剧团抽调演职人员， 组成“《红灯记》剧组” 和 “《海港》剧组”。一时间“革命样板戏”独霸戏剧舞台。
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许多有成就的剧作者和表演艺术家被剥夺了工作权力，遭到批斗；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被解散的剧团和精减下来的从艺人员被转业或下放到工厂、农村劳动。其间，虽曾有个别自创剧目如河北梆子《渡口》、京剧《芦花淀》等反映阶级斗争的剧目一度演出过，但天津戏剧舞台总体上是万马齐喑，一片凋零。
1975年夏到1976年秋，按照文化部的部署， 由天津电视台以“秘密”的方式（当时禁演旧戏）录制了天津市京剧团表演的《武松打店》、《打酒馆》、《蜈蚣岭》、《恶虎村》等折子戏和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表演的《喜荣归》、《挂画》、《叶含嫣》、《捡柴》等折子戏。参演的主要演员，京剧是张世麟、施明华、苏德贵、郭秉新等，河北梆子是刘俊英、闫建国等。录像带均报送文化部。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戏剧活动逐渐恢复。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的大多数剧团重新组建；被禁锢十余年的传统剧目恢复上演；老一代戏剧工作者在努力登台表演的同时，更侧重对新一代人才的培养；剧目建设继续贯彻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题材戏“三并举”的方针，全市各戏剧院团均开始了新剧目的创作。此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戏剧调演、全国京剧新剧目汇演、全国地方戏曲汇演、全国现代戏汇演、全国京剧青年团队汇演、全国评剧剧目汇演、华北地区话剧节等大型活动中， 天津市获得多项奖励。 当时，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为培养新一代戏剧人才，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戏剧新一代人才基本功扎实，演技全面，文化修养普遍提高。在国家级或地区级大型戏剧比赛中，获最高奖项的天津演出人员有百余人。天津市京剧团、天津市青年京剧团不仅在国内和港澳台地区享名，而且冲出国门，为中国的戏剧艺术在世界各地赢得了荣誉。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的话剧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新一代艺术家层出不穷，新创作的剧目频频出现。其中《婚礼》、《唐人街上的传说》进京参加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均获好评；1982年演出的新剧目《闯江湖》，由天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故事影片在全国上映。
这期间，市文化局恢复了戏剧研究室和舞台技术研究室的建制，增设了剧本创作室，加强了戏剧理论研究、舞台技术研究和编剧工作。为少年儿童服务的戏剧表演团体也有发展，在1976年建立的木偶剧团的基础上，1985年扩建为儿童艺术剧团。该团编演不少优秀的儿童剧和木偶戏，受到少年儿童和学校老师与家长的欢迎。演出场所不断发展和完善。除对原有的大中型剧场、礼堂进行修缮、改建、扩建外，先后新建了“黄河道”、“新兴”、“中山门”、“海地”、“本溪路”、“滨湖”、“红旗”等影剧院和一批郊区、县的集镇影剧院。这些场所除可放映电影，均有舞台及灯光等设备，可供戏剧演出。同时，恢复影剧场公司，建立演出公司和“辅导”、“咨询”等为戏剧演出进行协调和服务的机构，使天津市的戏剧事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为进一步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化事业，特别是戏剧艺术的发展，引起市领导的重视。市长李瑞环针对戏剧界在如何继承与发展传统戏剧艺术上存在的不同认识，多次谈了自己的看法。1986年12月30日，李瑞环在接见来津观看戏剧节演出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人士时发表谈话。他说：我们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京剧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必须重视它，继承它，发扬它。当前京剧振兴的主要问题是继承，但并不是否认发展的重要性。京剧也像其它事物一样，不发展就没有生命力，但必须强调先继承后发展，为发展先继承……青年艺术家要虚心，要刻苦，要图强；老年艺术家要开明，要真传，要实帮；新老协力，尽展其长，京剧艺术，永放光芒。（这个讲话引起戏剧界广泛关注，一些戏剧报刊予以发表。）
到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大文化市场的发展，广大群众文化生活呈多样化的趋势。特别是电视的普及，使戏剧营业演出受到冲击，出现了上座率下降等不景气现象。在新形势面前，戏剧表演团体都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挑战，以加强戏剧创作、 拿出优秀剧目、 提高演出质量，以及送戏下乡、下厂、进学校等方式坚持演出。在大型剧场演出不景气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小型演出场所。两类场所以其各自的特点和优势适应着戏剧市场演出的需要。
新形势下天津的戏剧事业，正在积极探索振兴之路，力争在新世纪有新的发展，以使戏剧艺术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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