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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大展》 将于4月10日在天津博物馆开展，此次展览由天津博物馆与西北五省(自治区)的17家文博单位联合参展，汇集了206件（组）文物精品。消息发布后， 引发市民的广泛关注。昨日，记者提前到天博“探营”，一窥此次大展的概貌——
此次《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大展》按丝绸之路年代发展顺序和内容主题分成5大部分， 展品年代跨度从春秋战国至宋元时期，质地包括金、银、铜、石、玻璃、织物、纸、陶、瓷等，类别涉及青铜器、金银器、玻璃器、陶瓷器、丝绸、文书、壁画、石雕等。
展览的第一部分,“诸戎逐鹿 丝路萌芽”，年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有读者不禁要问，怎么从春秋战国开始呢？人们通常意义上认为的丝绸之路是从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时开始的，其实中原和西域的交往从更早的时候就有了。活动在西北地区的秦人、戎人、匈奴和月支等民族承担着与更远西方交通贸易交流的中介，为后世丝绸之路的贯通奠定了基础。
展览的第二部分，“凿空西域 丝路开启”，年代是两汉时期（前206—公元220年）。公元前138年至前125年， 汉中人张骞肩负到西域寻求抗击匈奴盟友之使命，无比艰难地辗转于西域诸国，最终带着有关西域诸国的信息回到长安。他的凿空成就受到当时政府褒奖，他开凿的通西域道路得到保护，使无数西域商旅能将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铁器带至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东岸地区，并将西域的骏马、狮子、鸵鸟和胡桃、苜蓿、葡萄、石榴等带到中原。
展览的第三部分，“民族融合 丝路交通”，年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魏晋南北朝时期，占据河西地区的诸政权“疆理西域”，极力保证丝路畅通，西域诸国也积极与中国交往，丝路贸易与文化交流较两汉时期进一步扩大。西域时尚珍品大量输入，印度佛教先经丝路传入中亚和西域，然后于西汉晚期进入中原内地，由宫廷和上层社会逐渐传布民间，形成空前狂热的佛教崇拜之风。
展览的第四部分,“盛唐气象 丝路繁荣”，年代是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唐王朝进一步加强丝路沿线的驿站和关卡建设，通过陇右道、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等机构直接经营、管理丝路贸易。天山南北葱岭内外，烽戍逻卒，万里相继。各国商旅相望于道，丝路臻于最盛期。丝路的繁荣极大影响了唐朝人的生活，女性尤甚，华丽夸张、美艳绝伦的外来服饰、发饰、面饰被唐代女性演绎得淋漓尽致。在这里看到的诸多彩绘女立俑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盛唐景象。
展览的第五部分，“宋元经营 丝路余晖”，年代是宋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唐代之后，西北地区地方割据严重，丝路渐衰，但仍作为中原和西域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的通道，维系着各民族关系。元代公开鼓励东西交通，遂开丝路在商业、艺术和知识上沟通东西方的新纪元。
在观赏一件件珍贵文物的同时，记者发现，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政治、经济和战略要道，更是沿线亚、非、 欧人民从日常生活到精神文化方方面面相互交融、 相互促进的体现。在此次展出的众多精品文物中，无论是美轮美奂的铜车马出行仪仗俑，还是华贵精致的鎏金银壶、玻璃碗，甚至1000多年前的面食，无不体现了这条丝绸之路对沿线各国、各族人民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影响与交融。本报记者就带您感受一下丝绸之路上的衣食住行与种种文化娱乐。
衣
“黄地团窠太阳纹织锦”、
“联珠对马对鸟纹织锦” 唐代
（青海省博物馆）
丝绸之路因古代中西方贸易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丝绸而得名，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丝织品就成为西北游牧民族最重要的等价交换物，至丝绸之路时，中国的织锦、绫、罗、绢、纱等大量进入西方，远销至欧洲地区，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纺织技术和图案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悄然间给中原民族的衣着服饰带来了变化。
青海省博物馆为此次展览带来了丰富的展品，其中多件都与丝绸之路上古代人们的衣着服饰息息相关。“黄地团窠太阳纹织锦”和“联珠对马对鸟纹织锦”都是从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热水墓群出土的文物，通过这两件唐朝时期的衣饰展品，参观者可以一窥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盛景。“黄地团窠太阳纹织锦”呈长方形，复杂的工艺展示着唐朝的丝织业水平，而在纹路上则有着中西亚的艺术风格，织物黄地绿、棕、橘黄色交替显花，图案为团窠太阳纹。“联珠对马对鸟纹织锦”呈条状形，黄地蓝色显花，它的联珠窠对兽装饰更是有着浓郁的西域风格，这也是当时人们喜爱并常用的吉祥纹样。
青海省博物馆展览部主任黄培培向记者介绍，经过丝绸之路，一方面中国先进养蚕缫丝技术传入西域、波斯，促使西方产生了西域锦、波斯锦等，另一方面符合西域审美情趣的纹样为中国丝织品所接受，特别是在丝织业十分发达的唐朝，中国丝织品的纹饰大量吸收外来纹样，这些中西合璧、雍容华贵的唐朝衣着不仅仅为国人所喜爱，同样也畅销西方，代表着当时丝绸之路灿烂的文化交流成果。黄培培建议，市民参观衣着服饰类的展品时可从工艺、图案两方面欣赏。
黄培培还告诉记者，作为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通道，青海地区在促进古代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青海道”，这离不开一个当地古老民族的苦心经营，它就是青海高原上曾经的霸主——吐谷浑。 吐谷浑本是辽东鲜卑的一支，后跋涉千里在青海及周边地区建立了长达350年的吐谷浑政权，其时约为中原的隋唐时期，后被吐蕃所灭。“黄地团窠太阳纹织锦”和“联珠对马对鸟纹织锦”就是出土于吐蕃统治下吐谷浑人的热水古墓群。在中原王朝通过丝绸之路打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时，身处要道的吐谷浑人也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充当了中西方之间的使者，或参与国际贸易，或作为翻译、向导，推动了繁忙富庶的“青海道”的形成。虽然吐谷浑早已融入周边的各民族中，但“青海道”上一件件精致珍贵的出土文物，将永远铭记着一个古老少数民族的背影。
食
面制食品，一桌“美味”展现
中原与西域文化融合 唐代
（新疆博物馆）
民以食为天，丝路的繁荣，对人们饮食习俗的影响也广泛而深入，食物种类自然出现了新变化——人们餐桌上的花样越来越多了。 此次新疆博物馆带来了一组面制食品， 据介绍，这些面食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世纪70年代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些墓葬中随葬品，有馕，有小麻花，还有小点心。面点用手捏制、模制成型，然后烘烤而成。其中涡状、四角式、漩涡纹点心、叶片型点心、双环式点心是用手捏成型，无论是手制还是模制，各有各的妙处。
新疆博物馆工作人员罗新玲告诉记者，中原地区以面食为主，新疆由于气候干燥等地域原因，馕这种食物应运而生，它使用半发面，而且是纯用火烤出来的。对西域人来说，馕再干，只要用开水蘸一下，就变得酥软了，方便食用。馕是新疆的“土特产”，而其他小点心造型独特而精致，是新疆当地鲜见的，由此，专业人士推测，这些糕点应该是经过丝绸之路由外域引进而来。罗女士说：“这些点心做工精细，可能就是丝绸之路沿线商人们途中带着的口粮，商人们在路上没有吃完，带到了新疆，传入了新疆。”
新疆干燥的气候使这些面点得以保存下来， 使我们对当时的面点工艺有了直观的了解。 美食历来讲究“色香味俱全”，这些历经千年尘封的美味也在诉说着：当时人们对面点的要求已不仅限于好吃，也要求好看、吃出新鲜样儿。罗女士说：“我们的丝绸之路相关文物走过了很多博物馆，每到一处都非常受欢迎，特别是这些丝绸之路上的食物，观众更是青睐有加。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这个面食的时候， 我也被震撼被感动了，我感觉咱们的祖先太伟大了，这么好的东西，他们在那个年代已经享用了，而且可以感觉到我们祖国多么繁盛。”
鎏金银壶、玻璃碗 北周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
“民以食为天”不仅仅体现在食品上，也体现在当时各阶层人们使用的壶、碗等器皿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此次为天津观众带来了两件镇馆之宝——鎏金银壶和玻璃碗，这两件具有萨珊王朝（3至7世纪时统治伊朗及周边地区的政权）风格的文物，是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西方瑰宝中的代表。
固原博物馆来津的工作人员肖女士向记者介绍，鎏金银壶是国内业界公认的一件“国宝”，它的珍贵不仅表现在稀世罕有、工艺精湛、保存完整等层面， 它身上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特性更加为人所称道。 在造型上，鎏金银壶的嘴、颈、把、腹、座均与人们印象中的中国传统壶造型大相径庭，无不散发着浓浓的异域风情。更加令人惊叹的是瓶身上的浮雕式人物图案，其图案有3组，共6人，描绘的居然是希腊神话中帕丽斯的审判、 掠夺海伦及回归的情景。肖女士说， 鎏金银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西方古典文化对东方的渗透、传播。一把出自萨珊地区，描绘希腊神话的鎏金银壶在中国出土，和传奇的身世相比，它在灯光下散发出的金色光泽反而相形见绌了。肖女士告诉记者，鎏金银壶在当时可能作为萨珊贵族享用的酒具，当时的精美金银器已属少见，这把造型、图案、意义均十分独特的壶能完整流传至今，完全称得上稀世珍宝。
比起大名鼎鼎的鎏金银壶，同样来自萨珊王朝的玻璃碗也并不逊色。这件经历了1500年左右岁月的玻璃碗至今仍通体碧绿，色泽通透，大方漂亮的萨珊玻璃器型，加以一颗颗凸边凹心的圆形装饰，工艺上则采用烧吹技术制成，再利用雕花技术整形，不单在国内，在国际上也十分罕见。当时高级的萨珊玻璃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后成为上层人士追逐的奢侈品，一些精品的价值甚至高于黄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西方手工艺品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谈到两件文物的来源，肖女士告诉记者，它们都是出土于固原著名的李贤夫妇合葬墓。墓主李贤是北周掌管西陲要道军政大权的重臣，对当时丝绸之路的畅通、商业贸易的繁荣、来往商队的安全做出了贡献。在沉睡了1400多年后，李贤夫妇合葬墓于1983年由原固原县文物工作站的考古人员发现并挖掘，丝绸之路在固原留下的大量珍贵的文物得以重见天日，如今它们在无声地诉说着昔日的丝绸之路沿线是多么开放，多么阜盛，多么繁荣。
何家村窖藏素面银盒 唐代
(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带来的素面银盒，出自何家村窖藏。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器， 精美珍贵，其制作工艺，融合了域外与本土技艺，代表了唐代的制作高水平。
陕西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赵青说，上世纪70年代，陕西西安何家村的施工工地上，发现了两个大陶罐，里面装满了金银器、玉器等文物。专业人士去整理之后，统计发现，何家村唐代窖藏共出土文物千余件，光是金银器就有270多件，还有玛瑙器、琉璃器、 水晶器、钱币等等。而且不只是数量多，质量级别、价值也特别高。有不少列为国宝级文物。
赵青介绍，素面银盒是盛装脂粉和药品的器皿。 如此精美珍贵的器具，在当时，它们究竟属于谁呢？“由于出土器物非常精美，无论工艺、实用价值、艺术价值都非常高，所以大家推测，这些器具用品主要是供皇室使用的。具体关于它的主人，也有很多种推测，有人说是邠王李守礼的，他是唐玄宗的堂兄，不过后来也有些争议。虽然现在主人没有定论，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皇室使用的。”
这么多好东西，为何要深埋在地下呢？赵青解释说，所谓“窖藏”就是有意埋起来收藏的东西，正因如此，当时也有人推测， 可能是在“安史之乱”时来不及带走，仓促埋下而后来未能挖出， 所以才保留到现代。
这些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有大量中亚元素，正说明唐代时期文化交流的繁荣。赵青对记者说，这些金银器在工艺方面借鉴了外来技术，甚至有的可能就是粟特人制作的。有研究表明，唐朝时的长安城，各种外来人加起来有大约十万，他们在长安城活动，有的是做贸易，有的是做手工，有的是金银器工匠。此次展出的文物虽然是素面的，但是从它们的锤揲工艺等方面看，唐代金银器和外来文化很有渊源。这些文物也反映出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碰撞、融合、创新的过程。
住
敦煌文献 户牒 唐代
（天津博物馆）
在此次展出的众多文物中，天津博物馆馆藏的一份户牒文献显得尤为特别。户牒是向上级申报辖区域内外来番户情况的公文牒书。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钱玲告诉记者， 这份户牒全名为“唐咸亨二年（672年）沙州胡萨坊口户长胡文达牒”，是一份敦煌社会文书，记载了唐咸亨二年沙州（治所在敦煌）胡萨坊口户长胡文达向上级申报坊内外来番户的情况。“胡萨坊是当时中亚和西域各国人口来敦煌聚居的区域，故此户牒极具史料价值。”
说起这份户牒的来历，背后还有一段颇为曲折的经历。“这份户牒先后经李盛铎、周叔弢鉴藏，周叔弢先生捐赠。现在看来，这份敦煌文献非常珍贵。因为提到敦煌文献，大家都知道它们非常的珍贵，但是当年它们被发现的时候却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致使大量的敦煌文献流失海外。1900年，看管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原禄，无意中发现洞窟的墙壁上裂开了一条缝，他顺着这条缝挖进去，在里面还藏有一个洞窟，里面堆满了包袱，全部都是古代的文物，包括手写的经卷、文书以及绘画或丝绣的佛像等等，共有四万多件。其中以写经为最多，共三万多卷，书写年代最早的是东晋，最晚的则是北宋，前后相距约有六百年时间。但是，清政府并没有给予重视，也没有把它们保护好，致使闻讯而来的国外‘冒险家’‘考古家’钻了空子，用极少的白银买走了大量最为珍贵的敦煌经卷，一大车一大车地运回了自己的国家。这些外国人以英、法、美、俄为多，现今保存敦煌写经最多、质量最高的是大英博物馆。而今留在国内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当大批经卷流失国外的时候，皇帝才下旨命令将敦煌写经运进京城。而负责押运的官员正是李盛铎的女婿，包括这份户牒在内的一部分文献就被截留，后又被周叔弢先生所得。”
行
铜车马出行仪仗俑 汉代
（甘肃省博物馆）
张骞从中亚引进优良马种大宛马，到了东汉时期，中原骑兵已经拥有大批大宛马的后代，为提高汉代骑兵作战能力起到革命性作用。此次展出的铜车马出行仪仗俑，所塑马匹马头宽博的形象就是大宛马的真实体现，他们与后来唐代头小臀圆的西域马有着很大的差别。
据甘肃省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说，武威雷台汉墓于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发掘，墓主人为当地当时戍边张姓将军。“我们馆藏这一套铜车马仪仗俑队于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 制作精良，规模宏伟， 造型生动。铜车马仪仗俑队，由铜奔马、骑吏、骑士（持矛、戟）、主骑、从骑、轺车、斧车、辇车、牛车和28个奴婢俑组成。这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气势宏大，铸造精湛，显示出汉代群体铜雕的杰出成就。”
甘肃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塑造者摄取了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超掠飞鹰的刹那瞬间。其全身的着力点集注于超越飞鹰的一足上， 精确地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 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铜奔马是按照良马式的标准去塑造的，集西域马和蒙古马等马种的优点于一身，特别是表现出河西走马秉赋的对侧步特征。铜奔马的步法即‘对侧步’，是同侧二足一齐进退，两侧交替的步法，由于它能够使马的重心在运动中左右摇动， 缓冲地面向上的反作用力量， 使骑马者‘无颠簸之感’，而深受骑者欢迎。”至今河西走廊一线，从甘肃兰州到新疆伊犁的良马，依然有“对侧步”的遗传体性。构思巧妙，艺术造型精炼，铸铜工艺卓越。铜奔马被认为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使者和象征，被视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乐
舞蹈 胡旋舞石刻墓门 隋唐
（宁夏博物馆）
胡旋舞，从西域舞到大唐，成为唐代最流行的舞蹈之一。宁夏博物馆此次带来胡旋舞石刻墓门，门上雕刻的二位舞者，生动曼妙，呼之欲出。
陪同“二位舞者”来津的宁夏博物馆工作人员冯海英向记者介绍，胡旋舞因跳舞时须快速不停地旋转而得名，这个原本流行于西域康国的舞种，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进而成为唐代一种“时尚舞蹈”。这种西域旋转性舞种，传入宫廷后，更是深得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喜爱，据说安禄山就是善于跳胡旋舞而深得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赏识，如今，在很多唐代主题的影视剧中也能看到胡旋舞的桥段。
墓门于上世纪80年代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发掘出土时，就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因为有关胡旋舞的文字记载居多，形象图案则少之又少，而胡旋舞石刻墓门上，雕刻着清晰、 典型的胡旋舞图案， 造型惟妙惟肖，相较文字，更加直观、清晰地向人们呈现了胡旋舞，成为研究唐代乐舞的珍贵资料。
细观之，两扇门上各一舞者，深目高鼻，虬须鬈发，胸宽腰窄，上着窄袖衫，下身穿贴腿紧裙，脚蹬长筒皮靴， 旋身扬臂舞于圆形毯上。整个画面，构思精巧，主题突出，人物面部表情生动自然， 体态轻盈健美，舞姿迅疾奔放。
今宁夏境内的盐池一带， 在唐代是丝路商人经常光顾之地， 在进行贸易的同时，休闲娱乐方式也在交流、融合着。在盐池出土刻有胡旋舞图案的墓门，可见胡旋舞风靡丝路。至今，我国西北一些少数民族歌舞中，仍保留着急速旋转的特点，伴奏也多以鼓为主，渗透出胡旋舞的元素。乐舞流传千载，胡旋舞也舞出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融合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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