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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两年的精心筹备和两个多月的集中排练，由天津评剧院创作推出的评剧《红高粱》，日前在天津大剧院成功首演。这部大戏首度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搬上评剧舞台，从创排阶段就备受业界和观众的瞩目。首演时，大批来自北京、上海、沈阳、唐山等地的专家和业界人士到场观看，天津大剧院歌剧厅内更是罕见地响起了“好角儿”“漂亮”的喝彩声。
对“红高粱”故事和人物的独到塑造，以及融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舞台呈现，将《红高粱》打造成了一部既根植于评剧传统，又有极浓当代舞台剧风格的作品，为评剧新编戏的创作带来了一股新风。
将题材投向当代文学名著，拓展评剧创作模式
评剧《红高粱》之所以广受关注，与该剧的选材有很大关联。评剧艺术一向以通俗性、接地气、善于表现生活著称，评剧剧目的创作也多是取材于生活或广泛流传的历史典故。评剧《红高粱》则将题材聚焦在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当下文化热点的《红高粱家族》，在选材方面有了优秀的文本依据，这既拓展了传统的评剧创作模式，又为该剧走向市场率先赢得了关注。剧中九儿的扮演者、天津评剧院副院长曾昭娟告诉记者，在莫言获诺贝尔奖之前，剧院就与其达成了将《红高粱》改编成评剧的协议，这说明了剧院在艺术创作上的前瞻性，今年又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剧组在创作中将原著里乡民们的抗战情节提炼并作为后两场的重头戏加以展现，浓墨重彩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由死向生，力求以主流价值观引导观众，在首演现场，许多观众都深受感动。
评剧本体艺术与原著对接，带来更鲜活的表达方式
在《红高粱》的舞台上，观众们最终看到了这部魔幻现实主义名著向评剧的转换。莫言在原著中以时空错乱、 意识流的方式叙事，评剧《红高粱》从舞台表演出发， 分别截取并重点展现了九儿出嫁、十八刀劫亲、二人结合、罗汉受刑、祭酒神、乡民抗战、九儿烧军车等场景，时间转换以旁白串联。主演们通过评剧传统的表演程式塑造人物，自由灵活而好看好听的唱念做舞，通俗、富有生活气息的念白、唱词，将原著的精神诠释得别样质朴、生动。曾昭娟对此表示，《红高粱》中鲜明的生命特征、粗犷奔放的野性，以及强烈的乡土意识和家园意识， 是非常适合用北方剧种来演绎的， 特别是评剧本身的气质与原著相符，同时也为《红高粱》带来一种更加鲜活的表达方式。
融多类艺术元素于一体，呈现强烈当代气质的舞台
在《红高粱》的舞台上，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止于曾昭娟、孙路阳、王昆、剧文林等名家展现的评剧本体艺术,该剧还有意突破传统戏曲的表现方式,将多种艺术门类的元素融会到剧中，拓展新舞台的概念。如具有浓郁山东高密地区风格的唢呐乐、民歌多次出现，为全剧的乡土性、悲剧性都有所增色；三十余人规模，加入大提琴、贝斯等西洋乐器的乐队，乃至其歌剧式的入场、谢幕，令许多评剧老观众看到了新意；主演体验派话剧式的形体表演、群众演员大量憨拙的舞蹈式形体动作，都是从真实的生活体验取材，并与戏曲的程式化表演相交融。舞台上，象征乡民蓬勃、刚烈的铁制高粱叶，悬挂在半空中、象征侵略者压迫的日军吉普车， 以及色彩强烈、 视觉冲击力十足的灯光等，也都彰显着这部评剧在舞美设计上浓烈的当代气质。《红高粱》在表现方式上的求新之处，尤为专家和观众们称道，中国艺术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戏剧评论家徐培成表示，该剧的演员表演、舞台呈现等都为评剧提升了品位，既是一出难得的评剧好戏，也称得上是一台中国民族歌舞剧。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认为，《红高粱》堪称一台有品相的艺术品，拥有着再攀艺术高峰的潜力。
尝试市场化运作，为评剧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和天津评剧院近年推出的其他代表作品相比，《红高粱》还有着一大显著特点，就是剧院开始尝试市场化的推广方式。《红高粱》的海报出现在一些大型商场、公交线路的广告牌上，剧组还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及时将排练进展公布给观众，并把首演放在了代表高雅艺术的天津大剧院歌剧厅，这在剧院历史上都尚属首次， 在全国的评剧院团中也走在了前列。天津评剧院院长蒋连升告诉记者， 《红高粱》这部戏适合于市场，剧院在筹备时就有这个考虑，还专门成立了宣传策划小组，派出队伍到市场运作很有经验的上海京剧院去取经。初次的市场化运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向剧院咨询、购票的业界人士和观众有着显著增长，直接促使了《红高粱》未演先热，首演时吸引到很多文化层次较高的观众走进剧场并认识了评剧。蒋连升表示：“走向市场是戏曲院团迟早要面临的一个挑战，通过《红高粱》一剧，天津评剧院变被动等待为主动出击，我们不怕失败，而是希望在剧目生产投入和宣传等各个方面，拿出一个剧目作为实验品，然后通过几年的努力形成良性循环，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供其他兄弟院团来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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