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乐园道附近的李胜民今年62岁，最近一年来，周一到周五，他送小孙子上幼儿园之后，只要有时间就会到已经搬迁至天津文化中心的天津图书馆看报、读书，中午回家吃饭、休息，下午再去，然后直接从图书馆去幼儿园接孙子。周末，他也经常带着孙子去图书馆的少儿阅览室读书。
　　退休之前，李胜民是一名技术工人，工作跟读书毫不沾边，一度“不知道图书馆的大门往哪边开”。他最初去图书馆，是被免费的空调、免费的水以及好环境吸引过去的，但时间一长，他觉得自己“真的被书给迷住了”。
　　如今的天津图书馆，基本已经实现了“零门槛”，但在图书馆最初建成时，远不是如今的样子。天津图书馆藏有一批老照片， 透过这些照片和曾在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的回忆， 勾勒出了天津图书馆的发展脉络。
　　曾是长江以北最早的近代公共图书馆
　　历史可以追溯到1908年创建的直隶图书馆， 初期以“保存国粹、宣传文化、 辅助学校教育、增长社会知识”为宗旨。
　　据天津图书馆提供的资料显示，天津图书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8年创建的直隶图书馆。那一时期，在变法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影响下，津邑官绅纷纷兴办学堂，对新知旧学各种典籍的需求量也大幅增加。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近世各国文化日近，莫不以设立学校与图书馆相辅而行。”直隶图书馆，这座长江以北最早的近代公共图书馆，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直隶图书馆以“保存国粹、 宣传文化、辅助学校教育、 增长社会知识”为宗旨，地址最初在大经路（今河北区中山路）直隶学务公所内。1913年迁至中山公园北部一幢楼房内，第二年又在东马路设通俗图书馆。自1918年之后，曾先后用过“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河北省立天津图书馆”等名称。
　　1929年， 天津市立图书馆创立。 1937年天津沦陷后曾更名为 “天津特别市立第一图书馆”， 1945年后恢复原称。到天津解放前夕，全市的公共图书馆仅存濒临关闭的省、市图书馆各一所和1948年新建的图书馆。1949年， 这三所图书馆逐步合并为“天津市人民图书馆”， 馆址为承德道12号。1982年，“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更名为“天津图书馆”。1991年，天津图书馆迁至复康路15号。2012年，位于天津文化中心的天津图书馆新馆开放，至此，天津市最大的公共图书馆，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光阴。
　　直观反映社会精神文化风貌
　　“文革”前文学名著受欢迎；刚恢复高考时，人们排队上图书馆读书；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去图书馆了解“流行文化”。
　　天津文史馆馆员、天津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高成鸢，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在天津图书馆工作，对于图书馆不同年代的风貌变迁有着切身的体会。在他看来，图书馆能直观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精神文化风貌。
　　据他回忆，“文革”之前，图书馆的文学名著系列很受欢迎。热度最高的图书是《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等小说。“有的书有几百本副本，还是不能满足阅读需求，有大量读者预约。”高成鸢说。即使在“文革”期间， 天津图书馆也并未完全闭馆。 当时图书馆开放了一个大阅览室，陈列的基本都是“马恩列斯”全集、毛泽东著作及报刊图片等宣传材料。
　　高先生回忆说， 经过“文革” 的禁锢后， 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程度， 最突出地表现在了高考刚刚恢复时。“那时，人们简直是到图书馆抢书、抢座位。每天早晨，市民都会在图书馆门口排起长队。工作人员一打开门，人潮就拥进去。排队的人中有借书的，但更多的是要参加高考的人。那时人们居住条件差，有的三代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没有看书的环境，所以他们就到图书馆抢座。承德道的馆舍是当年的法租界衙门，外观上气魄挺大，但里面有效空间不多。我记得当时工作人员在过道里都摆满了桌椅，但还是不够用，大台阶上也都坐满了人。”想起当时的情形，他至今都觉得震撼。
　　上世纪八十年代，令高成鸢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港澳台书籍阅览室的开放。“那时流行文化热，但可供参考的新东西并不是很多。人们受外语水平的限制，又读不了英文书。所以，港澳台书籍就成了人们获取新鲜知识的途径。阅览室一开放，人满为患，下班了都不愿走。”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阅览室开架，即人们可以不经由工作人员，在开架区域随意阅览。
　　“当时勤奋读书的青年，通过高考成了专家、教授，如今这一代社会精英很多都是他们的学生。”高成鸢说。“今天公共图书馆提供的条件比那时优越百倍，可惜很多市民还没发现有这样的好地方。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常去那时的市图书馆，最深的印象是安静的氛围，只能听见翻目录卡片的声音。知识是会让人产生敬畏感的，多读书就会沉静下来。”
　　新技术带来阅读方式的变化
　　如今的天津图书馆不仅不再收取管理费，还提供免费的WiFi，基本实现了“零门槛”。
　　天津图书馆副馆长赵彦龙是1988年到图书馆工作的，他经历了图书馆从纯手工操作到自动化甚至自助化，从封闭到开放，从收费到免费，从单一功能到多元功能的转型。
　　刚到天津图书馆时， 赵彦龙在外借部实习。“那时图书馆外借部还没有开架。 读者来借书，需要先查目录，然后填写一个索书单，工作人员拿着索书单去取书。来借书的市民很多，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对每类图书的位置非常了解，不能等拿到索书单再去想。外借部是柜台式的，平时一般有一两位工作人员，读者经常是排着长队等候。那时的借书证和现在这种可以扫描的也不一样。每个借书证后面都附有一张卡片，记录着读者应该还书的日期。读者借书时把证押在图书馆，还书时工作人员还得把证找出来，工作量很大。”赵彦龙说。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借部成为了开架书库，而且借书证上也有了可供扫描的条码，借书手续大大简化。如今的文化中心新馆，更是实现了自助借书、还书，读者完全可以自己操作。
　　新技术还带来了人们阅读方式的变化。2001年前后，赵彦龙在图书馆从事的是信息服务工作。“这是一个纸质文献向数字化转化的过程。 图书馆开始提供电子版的学术期刊、 电子图书等的阅览，而且也把一些重要文献数字化， 方便读者网络阅读。近些年，读者的阅读习惯有显著变化， 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呈齐头并进之势。”赵彦龙说。
　　在赵彦龙看来，从收费到免费是图书馆发生的另一大变化。市民于浩波还记得，2003年左右他在天津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证，当时每年要交10元钱的管理费。其实那时，他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反而觉得“10元钱能看那么多书，很值”。如今的天津图书馆不仅不再收取管理费，还提供免费的WiFi，每天可以为成年市民免费提供两个小时的上网时间，以方便他们阅读电子文献。而且，即使没有办理借书证的市民，也可以进入图书馆阅读，基本实现了“零门槛”。
　　与此同时，图书馆的功能也正在多元化。赵彦龙告诉记者，他至今仍记得承德道图书馆中的书香和良好的阅读氛围，但也承认那时图书馆的功能比较单一，仅限于提供书籍、报刊的阅读。如今的图书馆，会经常举办各种讲座和读书活动，“我们正在努力让图书馆真正成为‘零门槛’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采访中，高成鸢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都不知道图书馆，而且有很多人即使被告知有个地方可以免费看书，他们也不相信，李胜民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但如今的天津图书馆，正在吸引着很多原本不是“读书人”的普通市民。
　　“在那里，我们对知识产生敬畏感。”采访的最后，已经变成“书迷”，甚至已经写了几篇读书随感的李胜民这样对记者说。

　　　　　　　　　　　　　　　　　　　　　　　　　　　　　　　　　　　2014.08.26
　　　　　　　　　　　　　　　　　　　　　　　　　　　　　　 （新闻来源：天津网-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