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彻底的解放
　　　　　　　　　　　　——公大中纺七厂的工人斗争述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天津之后，强盗们随着便掠夺天津的工业来供应它们进行侵略战争的军需，其中直接受压榨、凌虐的是贫苦的工人群众，而工人群众又是见诸行动来抗击侵略掠夺最积极者。河北新车站（现北站）外原公大七厂（今国营天津印染厂和纺织机械厂）的一次大火，把毛纺厂烧个精光，就是工人群众在党的教育领导下给日本强盗的一次重创。这次大火是这个厂织布工杨树明同志和一位电工张××协作进行的。
　　杨树明，文安人，1939年十六岁，入厂做工,就住在花园里的宿舍。在敌寇的工厂做工,受尽虐待、凌辱，出入厂要搜腰（职员工头不搜，日本话译音是“物同帐”）。日本人凶狠恶毒，动不动就骂人打人。工人在工厂里做工，小贩在马路旁摆摊，车夫在马路上拉车，经常受到日本人和它们“腿子”、走狗的凌虐。劳苦大众心连心，互相帮助，互相庇护，都在咬牙顿足，谋划对敌报复。1945年的5月间，杨树明经夏英武的介绍加入文安城工部学习。夏英武也是参加文安城工部学习的（解放后曾任河北区搬运工会主席，已去世），他在天津新车站外一带摆摊做小买卖，和杨相识。两人在一起谈得来，都怀着对敌拼斗的心志，便都参加工农革命队伍。杨树明参加城工部，学习对敌斗争策略，主要的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烧毁敌人的军用物资，搅乱瓦解敌寇的军心，配合武装起义来打击、消灭敌寇。他这时在布厂任组长，不断回乡报告天津地方情况，并在厂内联结同志对敌进行斗争。厂内电工张××，冀中人，也同住花园里。通过经常在假日到田间、河边去捉鸟、捕蟋蟀、打鱼、捞虾，二人谈得投契，痛恨日本人的欺压，对毛纺厂产品专供日寇军用——穿中国工人生产毛呢军服来杀中国人，更是极端的愤恨，于是共谋纵火焚烧，（参看《从华新说到纺机》一文“公大七厂”一节）让敌寇不能按时供应冬装，显示了在敌寇“后方”，并不是什么“乐土”。
　　毛呢厂焚毁后，日本人和“狗腿子”，曾化装在车站附近探访，想得到一些“线索”，却无一人说出有什么“情况”。毛呢厂的看门工人王寿芝也是文安人，更是“一无所知”，说明中国人是同仇敌忾的。厂里的巡查员日本人，负有专责，他也只有为他们的“武运”以“身殉”了。
　　地下组织对敌进行斗争，都是上下单线联系活动，杨、张二人互相并不知彼此实际身份，只是志同道合，采取行动。事后，这位电工张同志，便借故离津回籍，从未再来天津。据杨树明猜想，张或是八分区派来的地工同志，解放后也未得任何消息。杨树明到今每一忆起，仍颇怀念。
　　日本投降，文安城工部撤销，改建华北城工部，部长是张守一同志。同时杨树明在津已和天津纱厂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何毅同志取得联系，杨树明在花园里的住家就作为“堡垒户”，何毅同志化名杨志刚，与杨树明作为叔侄，就住在杨树明家中，以行商身份往来各处联系工作。
　　“公大七厂”由国民党劫收改称“中纺七厂”，杨树明就在1945年11月被接受入党，入党介绍人是张守一部长和何毅，入党宣誓也就在杨的家中进行的。中纺七厂开始组建地下党支部，由何毅同志任书记，杨树明和田民分任组织和宣传委员开展工作。（何毅后任河北省纺织工业局局长，1976年夏到唐山视察，地震时遇难；田民任化纤公司的纶厂副主任，现已离休。）
　　国民党接收后的中纺七厂，开工无期，工人等于失业，工人生活无着，迫切要求开工，群众到国民党的市政府社会局请愿。当时社会局局长胡梦华，让各组工人各推代表二人到局商谈。杨树明以组长身份与其他代表向胡提出要求，发救济金，定期开工。 经过交涉，争得一人给发面粉半袋， 不久开工生产。
　　1947年中纺七厂工人抗议欺压，曾举行一次罢工，原因是国民党打内战，工人生活贫困；而一些党棍在中纺七厂组织的国民党区分部、三青团分队、黄色工会，专横跋扈，贪贿分肥。中秋过节，职员发双月“奖”，工人没有份。工人得讯，纷纷议论：工厂车间贴的标语是“劳工神圣”，但职员和工人的待遇竟这般悬殊，极度激愤，集议举行罢工来抗议。这时杨、田二人分别和王伯勋、董耀奎、刘金珠、李树岐几位组长商议，对工人的行动，表面上进行劝阻，维持生产，暗中同情支持。这天，日班布厂的一组工人（布厂分四部，计八个组），在中午饭后上班时，便不开车，立即扩大到全厂，晚班声援，上班后也不开车。布厂的工程师找各组长询问情况后，把各组长领到黄色工会里，由厂的工程师马竞轩接见交谈。当时中纺七厂厂长是中纺公司副经理、营业处长卢统之兼领，未在厂，主持厂务的工程师张兆麟也未在津。马便以厂方主管人的姿态对工人组长进行威压，强令工人立即复工，并威吓说：工厂宁把钱花到警备司令部，也不会发给你们工人，谈判陷于僵局。这时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特务王明新以纺织局特派驻厂员的身份（此人曾作过有功的事，解放后留用），出面对工人威吓，他叫喊这一定有共产党在内。他又让工人复工，待报上方请示，保证一定有答复。工人这次罢工，本想借机推倒黄色工会，重行选举组织自己的工会。党支部在何毅的领导下，经过分析形势，决定在当前应注意隐蔽，进步力量不宜过早暴露，便在厂方同意给工人发补助费后（按工级发法币8000元一20000元不等），虽值不了什么，也就复了工。这次罢工，激发、鼓舞了工人斗争的意志。
　　国民党当局压制工运，就在复工的第三天晚班上，工人代表组长杨树明被拘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毛纺厂看车工窦文山（被推举的代表），二人押在警备司令部。转天厂方即出布告以“无名嫌疑被警备司令部逮捕”的罪名，把二人开除出厂。杨、窦二人被捕后，警备司令部既说不出什么情由，也抓不到什么把柄。二人虽是罢工的工人代表，是被推举来的，何况已经复工上班了，这个“嫌疑”，无从追查，只有搁置。 经过党组织和工人同志们的奔走，由杨树明之弟杨志宽（也在厂作工）出面 ，找门路“说情”，被押了93天，二人得以释出。 从此，国民党特务对中纺七厂工人特别注意。 杨树明从警备司令部释出后，便在中纺七厂门前摆摊干小买卖作为掩护，进行活动。国民党特务，也不断前来“巡查”，并到花园里宿舍里去查看。有一次,同志们正在杨树明家里开会,特务来到花园里巡看，便闯进来搜查。这天开会正是张守一部长和田民、牛仁江、刘序三、王伯勋几位同志会面，特务查问，众口一词——商量做小买卖,特务们竟将杨树明、田民和李振东三人带到警备司令部。这次“逮捕”,到了警备司令部，连问也没问过一次，因作小买卖确是实情，几个人当时是整天地趸、运、摆、卖，热天卖西瓜还需要有人帮忙。据杨树明的本族人(纱厂工人，已退休)说：他那时只15岁，来到天津，就跟着一起“忙活”，哪知他们（指杨树明）是搞地下工作的。 国民党当局既无法否认他们在作小买卖， 便“押”起来不去“追问”。 还是看守的王老头示意说：“花点什么，出去吧。” 于是由组织和同志们卖了一车绿豆，把他们赎了出来，计扣押了23天。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结束，平津两地的国民党军队逐渐收缩，被困在平津。国民党垂死挣扎，特务到处抓人，杨树明已被列入黑名单里，地下党组织决定杨树明撤退到泊镇。杨树明进入解放区后，先在苏屯（离泊镇五里）和从天津进入解放区的青年工人、学生集体学习。在这期间，田民也曾撤到解放区隐蔽过。到年末天津围城之势已成，指日即可解放。华北城工部杨英（后任市组织部长，当时城工部长是刘仁）派杨树明来津，任务是到中纺七厂与何毅联系，传达执行任务：①用中共华北局名义通知中纺七厂厂长，保护工厂，将功折罪；②成立工人纠察队护厂；③准备做好接收中纺七厂的工作。也就在这前几天，国民党特务到花园里杨树明家中，威吓杨的老母亲及弟、妹交出杨树明，老母亲和妹（杨志兰，也在厂里作工）由地下组织保护回到文安老家。杨树明到津后，先见到王伯勋，再见到何毅。何毅接受传达来的任务，考虑到当前的情况，杨树明不宜在津久留，便立即给了路费（金元券30元），写了书面报告（纸条），让杨即日乘火车返回陈官屯，然后转回泊镇。杨树明到泊镇后，被派到华北总工会天津办事处工作（负责人邱金、杨春霖）。不久，平津战役打响，准备进城的干部便集中到胜芳镇，待命进入天津。
　　天津解放战役，国民党的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派他的62军151师的一个团兵力进驻中纺七厂。151师的师部就设在小于庄北头的树林里，并设置电炮阵地作顽抗的企图。地下党员（解放前中纺七厂职员中仅有的党员）王之侃同志了解情况后，立即向上级领导作了汇报，由王金鼎同志指示：坚守岗位，多方掌握动向，团结职工，保护工厂，迎接解放。这时黄色工会组织“护厂队”，织布厂几位工人党员，便都进入“护厂队”来执行为人民护厂的任务。由于轰击敌炮阵地，中纺七厂大部分厂房中弹起火。王之侃同志组织职工救火，因水源已断，无法进行，只得在电厂半米厚的锅炉台下隐蔽了三个多小时，国民党在中纺七厂的守敌全部被歼。
　　天津解放，随军干部进城，邵井蛙同志作为军代表在1949年１月16日上午便进驻了中纺七厂。随来的有工作组长杨慧洁同志(女)，杨树明也同时进厂，成立党支部，由杨慧洁任书记，邵井蛙、杨树明任支委。组织警卫队护厂（队长是工人杨树市）开展工作，清理厂房，兑换国民党政府的金元券，成立临时职工代表会，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发放救济金，稳定职工情绪，准备过解放的第一个春节。
　　中纺七厂回到工人手中，全厂的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开始进行重建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