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轮中学的爱国反帝革命活动
　　天津扶轮中学（现名铁路一中）是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扶轮”创建，正值北洋军阀混战不休，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之时，在五四运动的启迪和带动下，在“二·七”铁路大罢工的影响下，扶轮中学的师生在“五卅”运动、“九·一八”抗日救亡运动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表现了英勇斗争的气概，写下了爱国反帝斗争的篇章。
　　1925年５月30日，英、日在上海血腥屠杀中国学生、工人的惨案的消息传来，立即激起了天津人民极大的愤慨。６月１日，天津市学生联合会委员长、中共党员辛璞田根据党的指示，召开了学联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学生罢课、游行请愿。扶轮学生积极响应天津学联的号召，是“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最先罢课的十所学校之一”，扶轮的两位代表参加了学联会议，6月5日被推举为游行示威的总指挥之一。在“六·五”、“六·十四”、“六·三十”三次反帝游行示威中，扶轮的学生是天津声援五卅运动的一支先锋队伍。师生积极组织《沪案后援会》，散发传单、宣传演讲、捐助救济，在校内外捐得“七百零三元八角九分，托中孚银行汇寄上海，分给罢工工人”。当时《益世报》、《大公报》作过大量的报道。英文教师刘世华，参加了天津大中学校教职联合会，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
　　五卅运动对青年学生给予了深刻的教育。1925年的学生，现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吴富恒教授说：“我几次参加1925年的反帝大游行和援助沪案等正义的爱国活动，这是我后来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思想渊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扶轮中学师生参加了天津学生代表团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抗击侵略，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11月间上百人的南下请愿学生队伍，由高三学生朱纪章（朱光）还有一位教党义的教员李义辰与学生同行。
　　扶轮中学是与法商学院、水产学校一起去的，他们不顾当局阻拦，进步学生姜耀宗等人卧轨拦车，终于上了南去的列车。请愿的学生队伍到南京后，蒋介石被迫在陆军礼堂接见代表。蒋介石先是训斥了学生一通，就要走。在场的李义辰老师站起来大声说：“慢走，我们还有话说。我们到南京来，是因为没法读书了，天津离沈阳有多远，一夜之间就到了。日本人已经在天津和保安队打响了，眼看国破家亡的惨祸就要落在我们的头上，天津能念书吗？你说我们到南京来是不相信政府，我们来南京正是相信政府。我们相信政府的决心，但得看事实。”激昂的发言，把蒋介石驳得哑口无言，只有说：“好的，好的。”李教师的讲话对在场的学生激励很大。
　　南京之行提高了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请愿回来后，朱纪章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直接投身到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中。1932年，他从扶轮中学毕业，考入法商学院，经“反帝大同盟”的负责人、中共党员张敬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以后，学校建立了“少共”（共青团的前身）小组，高中学生张若霖等四名少共团员，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宣传。秘密传阅中文或外文的《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英租界的英文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和日租界的日文图书馆（日光堂图书馆）是他们经常阅读外文马列著作的场所。
　　1934年暑假以后，李占青（李青）、姜耀曾（姜思毅）、李韵海（李扬）等进步学生，在校组织了许多学生社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如读书会、歌咏队等。当时在学校广泛传阅的进步书刊有：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日本的马列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邹韬奋的《生活周刊》、李公朴的《读书生活》、薛慕桥的《中国农村》、钱俊瑞的《世界知识》。象《生活杂志》、《大众哲学》、鲁迅杂文更是倍受同学们欢迎的精神食粮。这个时期，一些进步教师也利用讲课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如教三民主义的教师，在课堂上批评三民主义；教伦理学的教师讲伊列奇（列宁）的辩证法。一位历史教师雷伯涵翻译了日本河上肇的《第二贫乏物语》，让学生校对，使学生受到新思潮熏陶的启迪。语文教师董秋芳在批评不抵抗主义的大会上发言：“‘不抵抗’原始耶稣，意思是，人家打了他左边的嘴巴，他又把右边的送给人家打……”，对激发进步学生的爱国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学生姜耀曾、刘文灿主办了《谷峰》、《温流》墙报，后来还出版了铅印的、公开发行的进步刊物《喃喃》（这个刊物的印数达到五、六百份）。不少教师为刊物的出版募捐筹集资金。教伦理学的高玉泉老师，用高石的笔名为《喃喃》撰写进步文章，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会考制度。训育主任杨绍萱是进步的教师，他支持学生办壁报，在学生言论激烈时，又启发学生讲究策略。后来，他到了延安。1943年他是京剧《逼上梁山》的初稿的作者。这个戏受到毛主席的称赞。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伟大的爱国学生抗日游行大示威，给天津青年学生以很大的鼓舞。天津党组织领导爱国学生于12月18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扶轮中学的学生，在李占圻、姜耀曾、李韵海、李世溥、周文彦等同志的组织下，呼着喊着冲出校园，加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同学们一路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土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李韵海同学被推选为扶轮中学的代表，和兄弟学校一起，到河北省政府请愿。游行队伍冲破军警封锁的金钢桥，南北两路游行大军汇合，最后，到南开中学操场召开大会，宣布决定成立天津市学生联合会。扶轮中学与其他十余所大中学校当选为执行委员。回校后，扶轮中学成立了学生会，蔡升海当选学生会主席。当时市学联的主要负责人朱纪章因是扶轮中学的校友，所以常到扶轮中学联络，扶轮中学成了市学联的秘密开会地点之一。
　　“一二·一八”大游行之后，李占圻、姜耀曾、李韵海等与郑久清、周超尘联系，李世溥、周文彦等与法学院阮务德接触，组织学生利用星期天到市郊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并注意在教员中开展工作，争取进步教师对抗日救亡活动的支持。
　　1936年５月，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增兵华北，海河上又出现了大批浮尸，这是日本屠杀为其修筑秘密工事的中国民工。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激怒了天津人民，成为引发天津“五·二八”抗日大示威的导火线。这时刘少奇同志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组织爱国学生和群众举行示威游行，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作出了缜密的安排，天津学联立即在扶轮中学南楼后平房，召开各校学生联席会议。会上朱纪章传达了市委指示，决定成立“天津学生纪念五卅运动筹委会”，定于五月三十日举行全市学生抗日游行大示威。后因游行消息走漏，改在五月二十八日进行。
　　“五·二八”大游行，是一次更大规模的抗日大示威，标志着天津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游行队伍分为两路，南路由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学校组成，自南向北行进；北路由法商学院、扶轮中学等校组成,自北向南行进,预定到官银号会合。游行组织得十分严密，有纠察队、宣传队、救护队和后勤队，扶轮中学是游行大示威的先锋队伍。当游行队伍到金钢桥，南北两路的队伍因军警阻拦不能会合时，同学们与持枪荷弹的军警对峙，呼着口号：“拥护军警继续坑日”、“拥护十九路军抗日到底”、“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时扶轮中学的刘慕皋，在其他同学的保护下，奋不顾身地带头冲过了金钢桥，北路的队伍象潮水一样冲破警察的最后一道防线，两路游行队伍会师。游行队伍在原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门前（今文化街北口）广场，召开了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演讲、发传单、呼口号，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宣传。刘慕皋冲过金钢桥后，因演讲过于激烈，一度精神失常，被李世溥等同学救护起来。新闻记者将刘慕皋的演讲拍成照片，并以《疯狂的演说》为题，在《新生周刊》上刊登出来。
　　扶轮中学学生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五·二八”游行示威之后，党组织经过进一步考察和培养，根据这些优秀青年学生在斗争中思想变化和行动表现，决定在扶轮中学发展和建立地下党，由距离扶轮中学较近的地下党予以协助。
　　1936年６月，省师周超尘、郑久清介绍李占圻、姜耀曾、李韵海三人同时入党，并建立中共扶轮中学党支部。李占圻任支部书记，姜耀曾、李韵海为支部委员。与此同时，法商学生阮务德，介绍李世溥和周文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法商党组织的活动。党支部成立后，团结了大批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张钊（张淮三）、刘文灿、刘宗元、袁之骅（袁家柯）、张振明（张维明）、李家倜、李世隆、温宗岐、庄厚诚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暑假后，张琪（杜文敏）原在北平入党，因搞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不得已转入扶轮就读。他在天津民先队大队长李明义调去北平后，接替李明义的天津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但不在扶轮中学支部工作。这期间扶轮中学有党员15人，是天津大、中学校里比较大的支部。1936年９月，天津市委为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建立了学生区委会，由程宏毅（程一世）担任书记，傅景洪、周文彦为委员。周文彦是扶轮中学的学生。党支部还加强了对民先队的领导，党员同时又是民先队员的袁家柯任学校民先队分队长，并担任河北民先队副区队长。民先队在扶轮中学爱国学生中发展队员六十多人。当时日寇在华北出版的《防共月刊》上曾惊呼：“北平的清华，天津的扶轮，是共产党的大本营。”
　　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都是以学生会和学生社团的合法身份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的。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开展，引起了校长金国珍的恐惧，为破坏学生救亡活动，金国珍宣布解散学生会。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动学生在各班建立班会，然后成立班会联合会，以李占圻为班联会主任，实际上又取得了党支部对全校学生运动的公开领导权。为了打击金国珍的反动气焰，党支部决定实行罢课，并把行动计划向天津市委组织部长李启华作了汇报。市委批准了罢课斗争计划，并对斗争的策略以及罢课后可能被开除学籍的学生的善后工作做了具体部署。接下来，扶轮中学党支部团结原学生会主席蔡升海和刘慕皋，利用他们在学生中的威望，团结更大多数的同学。为了取得广大同学的支持，党支部针对当时学校对学生的生活极不关心，学生住校生多，食堂办得很糟，伙食很差；学生定的校服又迟迟不发，同学们怨声载道这一有利形势，向校长金国珍发起了反击。
　　九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李占圻、姜耀曾、周文彦在宿舍开会，决定第二天罢课。转天上午八点，班会联合会发出通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会上李占圻宣布召开全校学生大会的目的，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坚持与金国珍进行斗争，蔡升海，刘慕皋也纷纷登台发言，痛斥金国珍一伙敌视学生爱国活动的行径。会上群情激愤，纷纷要求金国珍辞职。下午,全校学生又在操场召开大会,刘慕皋等把金国珍找到会场，许多同学当面质问金国珍。“你身为校长，为什么对学生的生活不关心反而压迫学生爱国运动？”金国珍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答，表示尊重学生意愿，改变其仇视学生抗日活动的立场。党支部事先还邀来一位记者，为罢课斗争造更广泛的社会舆论。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学校当局没敢开除一个学生。罢课斗争结束后，党支部考虑李占圻担任班会联合会主任的公开职务，又出面组织学生罢课斗争，不宜再继续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经上级组织批准，另选姜耀曾接任了党支部书记。
　　西安事变后，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教务主任张世爱讲话说：“中国好似铁砧，日寇好似铁锤，中国命里注定要挨打。”公开唱投降的论调。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由刘文灿执笔用笔名在壁报上发表一首《铁锤与铁砧》诗说：“玩去吧，你的铁锤与铁砧！”揭露了投降主义嘴脸，抨击了张世爱的反动言论。
　　在党支部领导下，在民先组织的影响和推动下，学校里成立了许多学生社团，如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歌咏团、画刊小组、数学研究会、世界语学习班，吸引很多同学参加，密切了党组织和广大同学的联系。
　　1936年暑假，在市委领导下，通过学生联合会，成立“暑期义务教育促进会”，党支部领导民先队员积极响应，利用教室举办工人业余识字班、平民晚校，教工人识字，同时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共产党员张振明（张维明）还到恒源毛纺厂办工人业校，担任讲课讲师。党支部在工人群众中的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还发展了恒源纺纱厂一位姓王的失业工人入党。利用星期日，民先队员带领学生到市郊的杨村、北仓、宜兴埠一带向农民进行抗日宣传。
　　1936年下半年，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大肆进行武装走私，大批日货从水陆两路涌入天津，给民族工业以极大的摧残，各界群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党支部根据市委的指示，组织民先队员深入大街小巷宣传，号召各界民众，反对走私、抵制日货，还编演了话剧《洋白糖》，唱反对走私的歌曲，并请商号的老板在不买不卖日货的签名簿上签名。
　　11月，天津市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掀起了援助绥远抗日运动的热潮，扶轮中学根据学联指示，成立了“援绥抗战后援会”，开展宣传和募捐，用募集来的捐款，购买了钢盔送往绥远前线。
　　根据市委的指示党支部把抗日宣传工作做到二十九军里去。袁之骅同志带领高一和初三的党员和民先队员，分成十个宣传小分队，与商职学校的刘野亮，共同组织了扶轮、商职两校的上百人的宣传队，到二十九军驻地杨村、北仓、杨柳青、独流镇等地宣传慰问，教唱抗日歌曲，讲抗日的故事、演剧，宣传二十九军爱国将士在喜峰口大刀杀日寇的英雄事迹。袁之骅在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的活报剧中，扮演了剧中流亡大爷的形象。他们把向社会各界募捐买的毛巾、肥皂、猪肉等物品，送给战士进行慰问，激起了战士的抗日热情，使参加宣传慰问的学生也受到了教育和鼓舞。
党支部还注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千方百计地展开抗日救亡工作。当时，扶轮中学的附近有一家“大生书店”，经过接触，发现书店老板比较开明，就在大生书店开辟了一个发售进步书刊的联络点，党在北方局的重要刊物《长城》就是通过这个书店代售的。
　　不久，天津市委举办了党员学习班，支部派李韵海同志参加学习，主讲人是市委书记姚依林同志。这次学习对学生党员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七·七事变”爆发后，天津沦陷。根据天津市委的部署，党支部推荐，市委书记姚依林批准，袁之骅、张钊、先后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和工作。市委书记姚依林指示姜思毅、李青留在天津，在敌人心脏里坚持地下斗争。在姚依林直接领导下，姜、李在英租界一个地下室里，参加了党的刊物《风雨同舟》的编印工作，使党中央，河北省委的指示精神得以通过这份半公开的油印刊物在坚持地下斗争的党员和群众中广泛传播。
　　1937年10月间，党在冀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刘少奇同志发出了“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的号召，姜思毅、李青同志接受党的派遣，化装奔赴冀东，参加了冀东特委书记王平陆任支队长的华北抗日联军，这是冀东党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王平陆在攻打长城作战中不幸牺牲，武装暴动失败，党又派姜思毅、李青到了乐亭县，协助县委准备了武装暴动。1938年初，姜思毅、李青返回天津向党汇报武装斗争情况，总结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汇报情况刊登在河北省的刊物《火线》95期上。
　　1938年2、3月间,党派党员李青、姜思毅、张维明、温宗岐、李家倜,加入挺进到河北省的八路军，参加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与此同时，周文彦参加了京西游击战争，刘宗元（刘兴）参加了新四军，战斗在大江南北。年纪最小的扶轮中学民先队员郭光（郭则泽），随后也投入到抗日革命战争的洪流中。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斗争，许多人为了革命的胜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自己的年轻的生命。周文彦在京西游击战争中英勇牺牲；李家倜在冀鲁边区带领群众对日军展开破路斗争中献身；张维明在山东宁津县薛庄战斗中，被敌军包围，壮烈殉国；温宗岐在冀鲁边区参加群众工作中因公殉职；刘宗元在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些烈士的伟大形象和光辉业绩，永垂青史。
　　在爱国反帝的革命斗争中“扶轮”学生，受到锻炼，不少同志成为专家、学者，不少老党员还成为党、国家和军队中的领导干部。如前天津市委书记、市委顾问委员会主任张淮三，前沈阳市市长、国家测绘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李青，前成都部队动员部部长李扬，前南宁市委书记袁家柯同志，现任国务院饲料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杜文敏，现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姜恩毅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做出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