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敌占区的天津“民先”
　　一.天津“民先”建立后的活动概况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英勇的抗日救亡大示威活动，天津学生立即响应，也于12月18日举行了一次抗日救国的大游行。青年们的爱国行动震动全国，得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声援和支持。其后，平津学生联合起来，进行了“南下请愿”、“南下宣传”等活动。为了进一步巩固团结各阶层爱国青年更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斗争，青年学生深感有建立组织的需要，因 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时在1936年2月。与此同时，“民先”的领导机构也建立起来。不久，两地联合，在北平建立了“民先”总队部。
　　“民先”的天津地方队部，设在天津南开大学。首届地方队部的领导成员是：大队长李明义(李哲人)，队委有张沛、刘继光(刘瑞方)、刘增奎、贾明庸(秦雨屏)、吕贤菜(于瑞英)等。李明义于1936年队部建立之后不久即调北平“民先”总队部任总队长，天津地方部队又改由张琪(杜文敏)任队长，以后又增补了女师同学张淑贞(周彬)为队部委员。从此，天津“民先”就以公开和半公开的形式，在青年学生和各界青年中间开展活动。
　　天津“民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团结了广大的青年学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还在工人、农民、妇女和军队中间积极开展工作。如深入到工厂、农村，组织“识字班”，对工农群众进行抗日爱国的宣传；到驻扎在华北二十九军中进行慰劳活动。同时，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并以英租界基督教女青年会为阵地举办的周末歌咏会，使之成为全市传播抗日救亡歌曲的中心，著名音乐家吕骥曾来津指导我们的歌咏活动，并且亲自教唱。“民先”队员还组织过歌咏队到天津东方广播电台唱歌。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天津“民先”队部还组织过一些军事训练活动，搞过战地救护、战地通讯及无线电通报训练等。
　　1936年12月，“先民”队部还发动大批同学到静海县演习过游击战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以后，“民先”队员在广大学生群众中间，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深入人心。在抗日救亡活动中，“民先”的组织不断壮大，这就为抗日战争的准备培养和积蓄了大批干部。
　　二.天津沦陷后“民先”地方队部的重建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平津两大城市相继沦陷，华北人民从此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战爆发后，广大的“民先”队员和爱国学生纷纷离乡背井，参军的参军，南下的南下，也有不少“民先”队员和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战争爆发，形势一时陷于混乱，在天津的一些“民先”队员处于失去联络的状态。就在这时，留在天津的中共地下市委书记姚依林及地下学生区区委书记程宏毅，迅速组织起天津“民先”中共党支部，以原天津“民先”总队部队委、共产党员张淑贞为首，同时结合由北平来津的地下党员黄元镇(原北平“民先”东城区队队委兼育英中学“民先”分队长)、郝诒纯(原北平“民先”西城区区队长)等三人，具体领导天津“民先”的恢复和整顿工作。由张淑贞任支部书记兼“民先”大队长，黄元镇任宣传委员，郝诒纯任组织委员。党支部在姚依林亲自领导下，于8月初召开会议，决定选拔天津“民先”一部分领导成员和一部分骨干分子重新建立“民先”的天津地方队部，以利于建立“民先”各级组织，开展工作。姚依林当时指出：天津各国租界是可以利用之地，天津“民先”有许多人没有走，我们在敌人心脏中还要工作。
　　1937年8月上旬，新的天津“民先”队委会的筹备会在秘密状态下正式召开。会议地点在天津市英租界益世滨道(今柳州路)寿康里18号“民先”队员张樾堂(岳亭)家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张淑贞、黄元镇、郝诒纯、黄士俊(黄平)、吕贤菜、庄碧华等。会议认为，首先应该重建“民先”地方队部和整顿原有的“民先”小组和所属“读书会”，并建立起正常的联系；其次是号召“民先”队员积极开展工作，密切联系周围群众，特别是要在一些青年学生和市民中积极发展“民先”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还决定编印队刊(后业定名为《灯塔》)。
　　新的队委组成及分工情况是：大队长张淑贞，副大队长黄元镇(兼管宣传工作)，学生组组长郝诒纯，市民组组长黄士俊(同时负责和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联系)，工人组组长庄碧华(会后不久即撤走)，妇女组组长张淑贞(兼)，秘书张樾堂。
　　会议分析了抗战爆发后政治形势的变化。鉴于日军已经占领天津，英、法租界虽尚未侵入，但也必将日益受到威胁，因此，“民先”的活动方式立即转入以秘密活动为主。从此，天津“民先”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敌后抗日救亡斗争。
　　三.在日军占领下坚持斗争
　　(一)建立秘密机关
　　1937年8月间“民先”队部在英租界达文波路(今建设路)达文里1号二楼租到了一处住房，作为队部的秘密机关，供队部领导人员秘密集会之用。同时，队部还购置了一台油印机和一些印刷材料，准备筹印队刊。不久，“民先”队部的秘密机关又迁到英租界小白楼崇善里(在今开封道)14号，是从白俄手里租到的一间住房，“民先”队刊《灯塔》在这里刻写印刷。
　　1937年底，队部的秘密机关又转移到小白楼忠厚北里(今徐州道)2号。这里是一楼一底的小楼房，独门独院，作秘密机关很适宜。1938年3、4月间，由于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又名华北人民自卫会)为了出版《时代周刊》,一时租不到适当的独家居住的房屋，要求“民先”队部给与支援，“民先”队部当即转让。《灯塔》的刻印工作转移到张樾堂家中和他所在的职业单位(北美洲保险公司)办公室内继续进行。
　　(二)“民先”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从1937年8月天津“民先”地方队部重新建立以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大约恢复和发展了“民先”队员二三百人。(当时为了适应秘密斗争的需要，曾用拉丁化新文字三个字母M．G．S．作为“民先”的代号)
　　“民先”组织发展工作是重点学校。这方面的工作，初期是以队委黄元镇、郝诒纯和陈肇源为主，1938年7、8月间他们三个人南下后，继之以郝贻谋、陈本坚(现名陈平舟)为主。他们先后在天津耀华、圣功、中西、省女中、法汉、志达、省一中、觉民、进修、伯特立、广东、工商附中及工商学院等院校恢复和发展了不少“民先”队员，并建立起以“读书会”为掩护形式的“民先”小组秘密进行活动，如传阅队刊《灯塔》及重要文件，组织学习各种马列主义书籍，对群众宣传抗日思想以及开展其他抗日救亡活动。到1939年8月天津大水成灾以前，“民先”中的青年学生队员约达一百五六十人，男女都有。
　　对当时各校的活动情况，现在掌握的很不全面，仅就一些同志所能回忆起来的情况，汇集如下：
耀华中学：“七七”事变后，耀华学校当局组织了一个“特班”，吸收一些平津流亡失学的同学入学，其中大部分是南开中学被炸毁及学校南迁后留津的同学，少部分是北平流亡的同学。“民先”队委陈肇源是从北平来津就学的，也进入了“特班”。他在“特班”发展了一个叫赵恩沐(桑平)的同学，接着，他俩在班里建立一个有二三十人参加的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并组织讨论，情况十分活跃。
　　1938年6、7月间，陈肇源离开耀华，准备赴延安，耀华“特班”的工作改由队委陈本坚领导，陈本坚此时抓紧帮助赵恩沐把读书会的同学多数吸收为“民先”队员。这些队员每三至四人编为一个小组，每组指定一人为组长，全校约有五六个小组，组成一个耀华中学“民先”分队，赵恩沐任分队长。分队长与各组组长之间建立单线联系，每个小组自成一个战斗集体，同时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外围组织。这时，耀华中学和“特班”不仅有讨论文学作品、哲学、政治的读书会，还组织起唱进步歌曲的歌咏队，自编自演的话剧团，此外，还有时事报告会和世界语学习小组等等。通过这些外围群众组织的活动，广泛地联系了群众，不断宣传“民先”的政治纲领与行动纲领，宣传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理论，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从而在广大学生群众中树立起抗日战争必胜，日本帝国主义必败的信心。
　　1938年暑假后，耀华中学“特班”解散，赵恩沐离开耀华考入工商学院附中，耀华中学“民先”分队长改由郭振中担任。
　　工商学院附中：赵恩沐到工商附中后，和从河北景县来的同学张大中同桌，张的家乡是抗日游击区，他发现赵书桌里面放有油印刊物，便对赵产生好感，两人说话投契，思想比较接近，赵便介绍张参加“民先”。从此，两个人合作，又发展了戚天庆、王德华、段昭麟等人，组成了“民先”小组。赵恩沐当时带头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吸收了1O多个同学参加，学习《大众哲学》、《西行漫记》和《中国的西北角》等最受进步青年欢迎的书，因而在读书会里面他们又培养了一些外围组织骨干，如郝慎铭、毕基初等人。毕基初等还不定期地出刊了一份铅印的文艺刊物《文青》，王德华和赵恩沐也创办了一个公开的文艺刊物《幽林》。
　　中西女中：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1937年1O月“民先”在这个学校开始发展组织，当时在“民先”副大队长黄元镇、队委郝诒纯领导下，通过学校“民先”队员徐竞慈等人的积极活动，先后发展了韩镜慧、杨玉文、王遵仅、王遵佗、秦瑞芝、傅春生等女同学参加“民先”的活动。除了组织读书会以外，“民先”还组织这些女同学给前方战士缝制棉衣，甚至还曾让她们练习过收发电报的技术。“民先”队员王遵仅的叔父王克敏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她表示对王克敏非常痛恨，“民先”副大队长黄元镇曾把她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同意做她的工作。有一次，王遵仅利用遛入王克敏办公室的机会，把墙上挂着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及负责人名单偷偷地抄了下来，交给“民先”队部，转给党组织。以后，因为王遵仅实在不愿意在她当汉奸的叔父王克敏家久住，要求借机出走，经过“民先”队部和中共党组织指定人员把她护送去抗日根据地工作。她的妹妹王遵佗也是经“民先”介绍到中共武汉办事处，然后到达延安学习。
　　进修中学：这是一所私立的中学，是抗战后兴办起来的，校长是老教育家田茂典，地点在英租界大沽路。1938年老“民先”队员吴镇华(后改名吴明，1943年在冀南抗日根据地牺牲)、赵玉简(又名赵一坚，化名周锐，)，协同转到这个学校来学习的王纪琨及于之芬(于兆毅)等老“民先”队员，在进修中学积极发展“民先”组织，先后发展了田正范(石坚)、许道宁、吴宗申(吴生)等一批队员，在初二班组织了读书会，联系了进步青年群众二三十人，展开了抗日救亡的活动。这个学校“民先”队员根据上级安排，还以“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号召同学及家属募捐，为支援抗日游击战争募集了大量捐款。
　　圣功女中：这是个天主教会办的女子中学，学校对学生控制很严。1937年暑假后，这个学校高三班新入学的女同学张定华在她的表哥、“民先”队员温宗岐(已牺牲)影响下，有了一定的抗日觉悟，温宗岐当即发展她参加了“民先”，并将她的关系转给“民先”队委郝诒纯。张定华在郝诒纯的领导下参加了一个校外的“民先”小组，过了一段时间的组织生活。以后张定华开始在圣功女中高三班发展“民先”组织。有一次张定华把一批宣传抗日的油印小报在吃午饭时偷偷地放在每个同学的书桌里面，然后细心地观察每个人发现小报时的表现。有的人看到小报后马上交给老师；有的人看后惊慌失措；但是有几个同学却表现了十分镇定，偷偷地把文件收藏起来了。她就对这几个同学开展工作，首先吸收了同桌的王洁身参加了“民先”另外又把几个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文艺小团体“星火社”，定期聚会，讨论文学和社会问题，大家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时“民先”组织募捐，大家表现都十分热情。1938年7月张定华毕业后转到西南联合大学学习，王洁身也患了严重的疾病，从此“民先”在圣功女中就停止了活动。
　　在市民方面(主要是在业青年和失学青年)的工作，先是以市民组组长黄士俊(原法商学院学生，后在上海银行任职员)为主；黄士俊1938年5月去延安，继之以队委边晓、王健为主，分别联系并建立了若干“民先”小组，计有河北、西头组(组长李锟)、中国银行组(组长梁卫国)、天津邮局组(组长蔡燕生)、小白楼、大营门组(组长郭憩云)、上海银行组(组长黄士俊兼)和失学青年组(组长徐海成)等。这些组下面还有许多不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分散组员。他们当时曾进行过以下活动：(1)建立读书会，组织阅读进步书刊；(2)传阅“民先”队刊《灯塔》；(3)学习收发电报技术；(4)输送“民先”队员去抗日游击根据地；(5)组织募捐，支援抗日游击战争，还给抗日根据地送过药品、衣物和口琴等。
　　此外，1939年初，市民组还有一部分队员曾在英租界耀华里20号几次集会，由郝贻谋讲政治形势、战局情况及持久战战略思想等，每次参加听讲的人数有二三十人。在东站邮局工作的“民先”队小组长蔡燕生，在队委王健领导下，利用邮局关系，经常可以收到外地(当时主要是武汉)寄来的进步报纸、书刊，然后由“民先”组织队员传阅，有时还摘录一些重要新闻和文章油印出来，广为传播。当时，市民组的“民先”队员人数最多时约达一百几十个人。
　　在工人方面，“民先”队委黄士俊在1937年抗战前后曾经连续几个月到小刘庄棉纺厂夜校教青年工人唱救亡歌曲，参加唱歌的工人几十个人，对周围工人群众影响很大。“民先”队委郝诒纯1938，年也曾经亲自联系过一部分“民先”的工人队员(主要是纺纱厂和卷烟厂的女工)。
　　(三)编印队刊《灯塔》
　　“民先”地方队部重建以后，很快就决定出版队刊，定名《灯塔》。《灯塔》出版的初期，经常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亲自参加下，决定社论及重要文章的编写内容，写出后并由姚依林亲自审定。
　　队刊《灯塔》于1937年9月创刊，32开油印本一般每月一期，每期印发五六十份。刊物封面画有一个简单的灯塔，塔上放射出粗大的光束，象征着为中国青年照亮了前进的道路。画的下面写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天津地方队部编印”字样。每期有文章10余篇，除社论外，还有分析形势的文章，以及有关抗日游击战争的报道和战斗经验介绍，如《津南游击战争活动情况》、《冀中大清河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关于在游击战争中以自行车为武器的问题》等，此外还刊有对“民先”队员进行思想教育的文章。队刊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抗日思想及加强对队员的教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四)和各个抗日团体的密切合作
　　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的斗争，天津“民先”队部积极地和其他抗日团体进行密切合作。1938年春，“民先”队部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作为集体会员，参加了当时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建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又称“华北人民自卫会”)。最先派出队委黄士俊为代表参加过他们的会议，以后又派队委陈肇源和华北各界救国会负责人王仲华(原名董毓华，中共党员)保持联系，以利配合行动，如曾为冀中、冀南、冀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士募集过寒衣、药品、急救包及捐款等。一次，在党的指示下，“民先”和华北各界救国会配合，组织了全体队委及有关人员连夜赶绘冀东13个县的军事地图，这个地图是从敌人机关拿出来的，必须连夜复制，并在敌人还未发现以前及时送回。这是一项十分紧张和重要的任务。“民先”队部及时组织全体队委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复制的地图最后也由中共党组织经过秘密交通安全地送往冀东抗日游击区。
　　“民先”队部在抗战前后和天津“女同学会”也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民先”队委张淑贞和黄士俊在抗战爆发前后即和女同学会建立了关系，双方共同组织了在天津英租界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展的抗日救亡歌咏会，经常参加歌咏会的人员多达二三百人。歌咏会每周周未集会，形成制度，坚持了半年多的时间。“民先”还和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人员配合，进行了许多其他方面的抗日活动。
　　此外，“民先”队还与女同学会配合，搞过一些战地救护的训练。队委黄士俊还通过中国旅行社的关系结识了中国航空公司的两个职员(一个姓查，上海人；一个姓刘，云南人)，他们都是航空公司报务员。抗战开始后，黄士俊为了训练“民先”队员学习收发电报，曾邀请这两个人帮助训练。当时中国航空公司设有电台，黄士俊利用这个条件，先后为“民先”训练了二十余人。
　　(五)为抗日战争培养和输送干部
　　1937年7月平津沦陷以后，平津两地不少的“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学生不愿在日伪统治下继续读书或就业，因而纷纷准备出走。天津是个南下的交通要道和口岸，一时集中的人很多。天津“民先”地方队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北平“民先”总队部派来的代表李萍等配合，具体进行组织输送工作。天津“民先”地方队部负责这项工作的是队委郝诒纯。他利用天津“清华同学会”(地点在英租界十号路)作为临时旅馆及指挥中心，并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借用了英租界内开滦煤矿堆栈、太古洋行及怡和洋行仓库等地，把从北平及其他地方流亡来津的“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安顿下来，同时向社会上爱国人士(如刘清扬、王右佳等)募捐。“民先”大队长张淑贞把她母亲临死前留给她的一些首饰也都变卖了，用这些捐款给一些有困难的青年购买车船票及解决一些衣物用品等，及时输送他们南下，然后再分别转赴内地或延安。
　　四.天津沦陷后“民先”工作的几个阶段
　　天津“民先”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经过组织恢复、整顿和发展，到1940年6月队委全部撤出，“民先”队部基本停止活动为止，前后有3年的时间。这个期间大体上经历过以下几个阶段：
　　(1)“七七”抗战爆发后，天津市内除租界地以外，于1937年7月29日已全部为日军占领，社会处于动乱之中，天津“民先”队伍一时也比较混乱。原来“民先”的领导成员因面目暴露，多数相继撤离，只留下个别队委(如张淑贞)进行善后工作。由于学校停课，学生中的“民先”队员多已失去联系。不少队员流亡南下，仍留在天津的一时也无所适从，等待时机。
　　(2)1937年8月初，在中共地下市委书记姚依林领导下，重新建立天津“民先”地方队部。此时，平津沦陷，日伪政权开始建立，唯有英、法等外国租界尚可进行政治活动，于是“民先”即以英、法租界为基地，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对留下的“民先”队员是很大的鼓舞，使他们有了坚持的信心。在“民先”新的地方队部建立以后，经过队委共同的努力，不出一年时间，“民先”组织基本恢复和稳定下来，许多“民先”队员都已和组织上取得了联系，在一些学校和单位里，“民先”队伍还有了新的发展。这是天津“民先”在平津沦陷的，逐步稳定并适当发展的阶段。
　　(3)1938年4、5月间，日伪统治日趋加强，日本特务的魔爪逐渐伸入租界，“民先”组织开始受到破坏。“民先”市民组天津西头分队长李锟不幸被捕(捕后即惨遭日本宪兵队杀害)，“民先”队部市民组组长黄士俊不得不于5月间撤出(去了延安)。随后，“民先”队委有一部分人也先后撤离，如副大队长黄元镇继大队长张淑贞于1938年春调北平工作后，亦于1938年7月与队委郝诒纯同时撤离天津(去西南联大学习和工作)。1938年6月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被日特暗杀，局势非常紧张，该校“民先”负责人陈肇源的安全受到威胁，也决定撤离(去延安)。这个期间中共党的领导姚依林于1938年秋被调往冀东开辟工作，“民先”工作改由平津唐点线委员会天津负责人顾磊(严子涛)及干事杨思忠(在平西抗日根据地时改名梁波，1947年牺牲)等领导。“民先”大队领导成员也有重大改变：大队长改由郝贻谋担任，队委成员改为陈本坚、王健、张樾堂及边晓(1944年牺牲)等人。由于环境的逐渐恶化，“民先”工作转入更为秘密的阶段。
　　(4)1938年底到1939年初，日本侵略者相继占领广州、武汉等大中城市，国民党政府偏安于一隅，日伪气焰十分嚣张。天津日本占领军一再要挟各租界当局对抗日活动进行镇压，对抗日人员进行“引渡”，甚至日本特务明目张胆地进入租界内进行侦查和搜索。在这种形势下，领导机关设在租界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女同学会和“民先”等组织的领导成员相继撤离。“民先”队委陈本坚、张樾堂经中共党组织决定，也于1939年3、4月间相继撤出(去平西抗日根据地)。“民先”活动从此转入完全隐蔽的阶段。
　　(5)1939年秋，天津大水灾中，日军一方面利用大水漫灌的机会，乘船侵入租界，随便搜捕抗日人员；一方面逼迫租界当局与日军达成“引渡”协议。此时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但另一方面，敌人正面战场攻势已经基本停顿，对国民党加紧诱降活动，并准备集中兵力对各个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此时，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在中共党内已经深入贯彻，中共天津地下党决定改变斗争方式，积蓄力量，准备长期的斗争。“民先”大队长郝贻谋于1940年6月间经组织上调离天津(去北平燕京大学学习，并担任燕大中共党支部书记工作)。中共天津地下党和“民先”从此转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积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