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与蓟县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
　　1938年的蓟县人民抗日武装暴动是闻名中外的冀东人民抗日武装暴动的组成部分。这次人民抗日武装暴动和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的。
　　“七七”事变前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全国抗战的新局面。据聂荣臻同志回忆，在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指示，红军可以出一部于敌后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哉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蓟县党组织在县委的领导下，开始了抗日暴动的组织发动和武装准备工作。主要组织形式就是建立“抗日救国会”。1937年10月12日，蓟县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张筱蓬、卜荣久、王少奇、徐智甫、王磊、铁华等同志以登山为名，在城南翠屏山秘密举行会议。会议确定当前党的工作重心是：加强宣传动员，积极组织力量，准备武装暴动。同时决定在全县各地建立抗日救国会。会后，各地党组织以原来党小组、反帝同盟小组、抗日救亡小组为基础，吸收抗日积极分子组建了救国会。从当年冬天开始，陈富轩、徐智甫等在二区太平庄一带建立救国会；卜荣久、王少奇在城南一带建立救国会；张筱蓬、廖益之、周华庭、蒋之洲在二区州河南一带建立救国会；白砥中、郝希武在七区建立救国会；王学黎、高才在四区建立救国会；王崇实在六区别山镇一带建立救国会；其他各地救国会也在积极筹建之中。救国会建立后，首先，以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暴行、东北和冀东人民的悲惨遭遇，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的胜利消息和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内容，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其次，以自己从事的职业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宣传群众，以教书为职业的救国会会员，通过教学、办夜校的形式教育学生，宣传群众，农村中的会员则通过串亲访友、赶集上店、街谈巷议、农闲聊天等形式进行宣传。广大群众在救国会的旗帜下逐步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纷纷表示“坚决抗战到底，誓死不当亡国奴！”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涌现出来，迫切要求参加救国会，救国会组织不断扩大，会员不断增多。
　　太平庄士绅张翠斋，下埝头地主周树潘为首的一些农村上层人士也坚决响应党的抗日主张，秘密参加救国会，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抗日工作。因此，各地的救国会成了我党团结、组织各阶层人民参加暴动的很好形式，成为团结抗战的摇篮。
　　1938年4月4日，蓟县县委根据冀热边特委关于全面发动抗日武装大暴动的指示和蓟县抗日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在盘山千像寺召开了扩大会议。李子光、王崇实、卜荣久、王少奇、稔智甫、陈富轩、王坤载、卜静安等18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救国会工作，肯定了所取得的重大成绩，并为实现武装暴动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议。会议决定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积极发展救国会员，争取民团武装和进步士绅，准备暴动。为加强对各地救国会的统一领导，会上成立了蓟县抗日救国总会，总会主任卜荣久，宣传部长王少奇，组织部长王坤载，武装部长李子光。总会下设分会，分会下设支会，支会下设小组，对全面争取民团武装的工作也做了具体分工。
　　千像寺会议后，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救国会在农村迅速的发展壮大。在二区以州河为界建立了两个分会。河北以徐智甫为负责人的分会，发展到东起遵化县境内的石门、夏庄、鹿角河一带，西到池庄子、潘庄子、穿芳峪一带的各个角落。河南以张筱蓬、廖益之为负责人的分会发展到西起十百户、青池，东到头百户、金庄子的广大地域。共组建了11个支会。在一区，卜荣久、王少奇领导的会员遍及城南、城北的十几个村庄。在七区，白砥中、郝希武领导的分会以下仓为中心扩展到蓟玉宝三县交界的大片地区。三、四、五、六区的救国会亦有很大发展。这些农村会员大多苦大仇深，是抗日的中坚力量。
　　蓟县县委为了组织暴动队伍，按照我党的统战政策和策略，号召广大党员和救国会会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对民团上层人士开展深入细致的统一战线工作，以争取民团武装，壮大抗日力量。
　　1928年以后，蓟县民间广泛存在着强大的武装势力。当时规定，每50亩地必须买枪一支，小农户两三家合买一支，使以民团为主的地主武装得到了迅速发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之后，这部分武装曾一度为共“防共”、“自治”服务。但“七七”’事变后，民心转向抗战，这些武装反而使汉奸政府严重不安，总想解除这些民间武装。而这部分武装对我党即将发动的武装抗日大暴动来说，则是一个重要的武器来源。围绕这部分武装，敌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1937年冬，汉奸政府发觉了二区、七区一带的抗日活动，下令收缴民团枪支。县委获悉后，指示各地救国会秘密宣传群众，指出敌人收枪就是要让我们永远当亡国奴，交枪就是向敌人投降，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坚决抵制收枪。他们串联收枪户，统一口径，统一行动，或借口“防范匪盗”不予交枪；或软磨硬泡，一拖再拖。结果敌人收枪冲划不了了之。反收枪斗争的胜利有效地防止了民团武装落入敌人之手，保护了武装暴动的武器来源。在此基础上，李子光、王崇实等县委领导亲自登门拜访了一区民团团总秦化南和旧军人商香阁、三区民团团总王景轩等人，晓以民族大义，共商抗日大计。在抗日高潮的推动下，这些人欣然与党合作，决心在抗日救亡斗争中做出一番事业来。商香阁、王景轩等人表示：“只要你们共产党敢干，我们就跟着走！”“这部分枪(指民团武装的枪)你们共产党人应该拿起来。”与此同时，二区太平庄救国会负责人徐智甫、刘力生争取了二区六甲民团队长夏德元；二区州河南救国会负责人廖益之、周华庭等争取了二区九甲民团队长赵合、十三甲民团队长刘汉英；王崇实通过二区下埝头村甲长周树潘，把赵殿甲安排到该甲任民团队长；卜静安、李友梅争取了五区民团团长胡香圃和绿林式人物马子聪，并与上仓镇一个姓叶的警士建立了联系；七区救国会的郝希武，利用与该区民团团长张继尧的姑表亲关系将其争取，其手下四名队长也先后加入救国会。这些人大部分出身行伍，受过训练，带过兵，打过仗，有些军事素养和常识。他们的被争取不但为暴动提供了武装力量，而且也准备了军事人才。
　　经过各地救国会的团结争取工作，蓟县大部分士绅、知名人士能够认清形势，以民族大义为重，愿意出钱、出枪抗日，并为抗日人员提供保护和方便。其中有些人不但自己抗日，还动员亲属、朋友参加抗日。各镇商会亦有一些人被我争取抗日。些人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使蓟县抗日武装暴动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一场震憾燕山蓟水的革命风暴终于到来。1938年7月14日，在蓟县三区邦均镇首先打响了冀东西部武装暴动的第一枪。接着在七区、二区、一区、四区、五区、六区、多股暴动队伍兴起。其暴动形势以如火如茶之势迅猛发展，到处是红旗，遍地起刀枪，给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政府以沉痛的打击。
　　蓟县各路暴动队伍兴起后，立即按县委部署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收枪扩军运动。暴动队伍所到之处，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情拥护和大力支持。他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农民献粮，商会捐款，慰劳队伍，支援前线。各路抗联迅迅速发展壮大，全县约计有万人参加了抗日暴动。
　　蓟县的国民党势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我们党针对其两面性，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团结共抗日的一面，对其反共投降的一面则进行坚决斗争，并加以孤立。蓟县千像寺会议以后，由于各地党组织和救国会的动员的争取工作，先后有四区保董杜敏清、民团团长刘汝詹、六区民团团总张翠辞等接受党的抗日主张。二区保董吕九州、民团团总王秉恒虽不愿接受我党领导，但也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全县大部分保董、团总、民团队长或直接参加抗日，或暗中支持抗日。少数人尽管受国民党影响较深，也能保持中立。蓟县民团武装大部分改变了原来性质而成了抗日的武装，大大动摇了敌伪统治的社会基础，为暴动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但是，蓟县国民党头面人物李维周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回到蓟县后，也打起了抗日的招牌，组织国民党骨干分子招兵买马,成立了“八大队”。吕九州、王秉恒等一批国民党分子、保董、民团头目，跑到李维周那边去了。使他们的“八大队”一度曾搜罗到四五百人。在宝坻、玉田、蓟县南部活动的国民党分子王文、陈维藩亦组织起七路军和九路军，号称万人。这些队伍的兴起，在客观上给蓟县的抗日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压制民众，唆使一些上层分子抵制我暴动队伍收枪扩军，还对我党组织的武装进行腐蚀分化，乃至吞并。七、九路军依仗人多势众，拉走我七区起义队伍三个大队，李维周以大吃大喝，封官许愿，多给官兵发饷等手段把我十八总队一部分拉走。
　　对予以李维周为首的蓟县国民党势力，县委领导李子光、徐智甫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几次找他们谈判，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结果均遣拒绝。对于他们的破坏行径，我党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十八总队一部分人被拉走后，党组织又通过“八大队，，的廖凤春从内部做工作，将队伍拉回。由于党组织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和强有力地说服教育工作，有效地防止了国民党破坏阴谋的得逞，保证了暴动队伍的发展巩固。
　　1939年9月中旬，这支暴动队伍骨干，西撤平西受训后，按上级指示组成蓟平三支队、蓟遵兴支队及蓟遵兴地方工作团，回到蓟县，与坚持盘山的抗日队伍会师，这支经过训练和整顿的队伍为盘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准备了干部和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