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沦陷后秘密出版的《纪事报》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三个星期以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日军占领了中国北方大港天津。这个和上海一样有着租界的大城市,先于上海而成为抗战中国北方的“孤岛”。在敌人的刺刀下,《大公报》和《益世报》,先后被迫停刊,其余报纸不是停刊,就是顺从充当了敌伪的吹鼓手。就在这时候,《纪事报》从地下破土而出,以轻骑兵的姿态,向人们报导抗战消息,鼓舞胜利信心。这是天津沦陷后不过五十天左右的事。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九月。
  《纪事报》,它的全名是《高仲明纪事报》。所谓“高仲明”,是并无其人的假托。《纪事报》是以顾建平为首的四位新闻工作者合作创办的一份油印的地下报纸。顾建平原是天津《大公报》采访主任兼本市新闻编辑。林墨农、孔效儒是《大公报》记者。还有一位程寒华,是《益世报》记者。《大公报》、《益世报》等几家象样的报纸停刊后,他们自己首先感到了对新闻的饥渴,想到一般爱国同胞的同样饥渴;这就动了办地下报纸的念头。有利的条件,就是日军虽然已经占领天津,却未侵入租界,这就可以有回旋余地。顾建平家住法租界三十号路(今哈尔滨道)天德里十四号(今七号)二楼,他就把那里作为“馆址”,编印成报。新闻来源要靠收音机收听各方的广播,他们没有收音机。他们结识了一位拥有一部名牌的收音机的朋友,这位朋友同意他们每天晚上去他家收听广播,抄录新闻。报纸的出版需要印刷机,他们不敢作铅印的奢望,只打算油印。油印机就好办了,有旧的。他们又找来一个旧的胶滚,几十张蜡纸,两支旧的铁笔和一块旧的钢版——用斧头一分为二,以便两个人能够同时刻写。一项事业的开始是需要开办费的,他们都很穷,只凑集了一元八角钱,用一元买白报纸,六角买油墨,二角买牛皮纸自做装报纸的信封,这就是全部开办费。
  《纪事报》是一份十六开、十二张的日报。不仅有战争新闻,还有特写报道、本市新闻、社论、短评。创刊的最初三天,每天只印刷三十份,十份送给自己最可靠的亲友,逐步推广;其余二十份留存起来,作为补报之用。他们每晚十一时去那位朋友家抄回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十二时抄完,十二时半回到“报馆” (这位记录员辗转借来一个可以在宵禁期间通行的白布袖章,才能往返十里而无阻)。于是紧张的编写工作,就在密闭的楼上开始了。窗户用双层的席子遮上,再加上一层黑布,以免夜深人静时灯光和声音外露。四位工作人员是编辑兼刻写兼校对。由于过去是从事新闻工作的,驾轻就熟,不太困难就把版面编排好,然后一版一版地印刷出来,天亮以前,报纸就可以装进信封,每人负责把自己份内的报纸,亲自送给自己的亲友。就这样,《纪事报》静悄悄地诞生了,如一声春雷,惊醒了天津的爱国同胞,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欢迎。发行量由最初的十份,增加到五六十份,二十天后升到四百份,两个月后发行八百份,最高时接近一千。
  这是在日军占领下,天津出现的第一份最具规模的宣传抗日的报纸,也是在沦陷了的天津坚持得最久,影响面最广,后来成为敌宪搜捕的最大目标的地下报纸。在《纪事报》之前,路透、合众这些通讯社,也印过一些他们的电讯在门前散发,但不成为报纸。跟在《纪事报》的后面,还出现过《正》字报,《中华日报》、《建华日报》、《小公报>、《小益世报》等等地下报纸。 《正》字报据说与国民党军方有关,而《中华日报》则和国民党党部有关。《中华》是铅印的,但不是每天出版。《建华》本来是日报,后来成了不定期。它们全都出版于《纪事报》之后,而消失于《纪事报》之前,《小公报》、《小益世报》寿命也很短。此外,还有些只印战事消息,有如传单的“蚊报”,更是旋生旋灭。《纪事报》虽然囚受到搜捕曾一度短暂停刊,却以一枝独秀的英姿,坚持了两年之久(从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九年九月底),直到日军闯进英法租界,大举搜捕,实在无法继续工作了,才宣告结束战斗,工作人员先后进入游击区和大后方。
  读者增加,销路扩大,这也就增加了工作量和种种困难。工作人员因此相应地有了增加。纸张需要的多了,就通过各种渠道,分散买进,以避免敌人的嗅觉。发行也不再只限于报纸初创时的几个人递送,而有人数较多的发行班子。读者圈子扩大后,就采用了“联保”的办法。谁保证的读者如发现了问题,就将整条线的报纸都停掉,以防万一。订阅报纸是收费的,销数的增加也就意味着收入的增加,不仅能以报养报,而且还有盈余足以扩大出版。不久,一位后来才知道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朋友,送给他们一部性能很好的美国收音机,这就不用每天晚上跑十里路去抄收广播。他们几经考虑之后,决定购买“仇货”。以“日本枪打日本鬼”——买了一架日本生产的轮转油印机,来应付几十倍增长的报纸印数。他们改进版面,除了在报上登南京(后来是武汉、重庆)的中央社广播新闻和路透社、合众社的电讯之外,有时也将收听到的延安广播写成新闻刊出。象在南京失守后蒋介石的《告国民书》那样一千七八百字长的文告,他们全文刊登了,而且是十二月十六日晚上收听到的,十七日就刊出,和正规报纸如汉口《大公报》、《中西报》一样及时。每逢“九一八”,“七七”,“八一三”这些抗战纪念日,他们还出特刊。
  就在刊出蒋介石的文告那天,他们设在英租界益世滨道(今柳州道)与敦桥道(今西安道)交叉处益世里十一号(今六—一八号)的“报馆” (这是三迁其址的第二址)受到英租界工部局的搜查,以顾建平为首的工作人员多人被捕。顾建平不亢不卑,力陈宣传抗日是中国人的本份,不违英租界之法,得到了工部局警务处华人副处长李汉元的同情,把他拘禁了一天,就交保释放了。但为了向日方交代,又把他们驱逐出英租界。由于收音机、油印机等器材未被搜去,于是他们又回到法租界三十号路,在效康里三十一号(今五号)建立了第三个“报馆”。这中间,报纸只停了半个月左右。新址是一座两层的小楼房,上层是“报馆”,下层他们开了一个小药厂,挂上“山东曲阜孔氏制药厂”的招牌,生产妇科用药“坤宁珠”,一方面掩护,一方面卖药赚的钱也可以资助报纸。这时的《纪事报》已经改为日出八开四张的报纸,两面印刷,十六个版面,可以容纳一万字了。这当中,他们还发行过一次“号外”,报道中国空军轰炸台湾的消息。这个新址使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直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日军闯入租界搜查,报纸被迫停刊。《纪事报》从此在天津消失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孔效儒在北平办的《北平纪事报》,和这一爱国抗日的《纪事报》毫无关系,和顾建平他们毫无关系),但《纪事报》的影响却深入人心。
  在《纪事报》出版的两年中,它及时地报道了抗日战争局势的发展,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以鼓舞人心。它诞生不久,就报道了平型关大捷的喜讯,这是全面抗战旗开得胜的初次告捷。这以后,报道了太原保卫战、上海保卫战,南京保卫战的消息。南京失守后,它不惜在小小篇幅中刊出蒋介石《告全国国民书》的全文。这以后,又以报道台儿庄大捷歼敌精锐部队一万多人的消息,振奋了天津人民。接下去,是徐州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华南保卫战…虽然不少是战场上失利的消息,但对爱国的读者来说却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尽管屡败,还是屡战,还要抗战,还在抗战。《纪事报》是巧妙利用了天津的外国租界来进行工作的。不同于上海的是,英法租界的力量比上海弱,因此不可能有上海“孤岛”中公开为抗日作宣传的那样正规的铅印报纸,而只能用油印的方式,以“地下”的形式秘密出版发行。但到底由于有租界可以利用,有英法和日本的矛盾可以利用,使《纪事报》能够生存了两年之久。
  创办并自始至终主持《纪事报》的顾建平一九0八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在北京大学读预科,一九三二年就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新闻事业。当时他在张家口的《国民新报》任编辑,后来因参加冯玉祥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曾追随冯将军工作过一段时期。一九三五年到邵飘萍夫人汤修慧主持的北平《京报》编副刊。一九三六年顾建平参加天津《大公报》,担任天津《大公报》采访主任。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天津也于七月二十九日沦于日军之手。十天以后,天津《大公报》不得不宣告停刊,顾建平陷于失业状态中。不久,已沦为敌伪宣传工具的北平《实报》派了专人到天津,邀请顾建平去担任总编辑,他婉言谢绝说:“我现在还没有到饿死的时候。”为了免于挨饿,更为了宣传抗日,他于是决心创办不是免费的油印的“地下报纸纸。在他办《纪事报》的时期,一九三九年天津大水灾,虽然他不会游泳,却在头上捆着一个照像机,推着一个大木盆,在市区的大水中东游西荡,采访新闻。这是他不避艰辛坚持新闻工作的一个小小的事例。《纪事报》停刊后,他辗转到了重庆,见到了胡政之,希望回《大公报》,胡政之建议他去中央社工作。一九四O年顾建平开始在中央社任编辑。一九四一年,他脱离中央社,到云南弥渡筹备滇缅铁路印刷厂和《滇缅日报》,由于日军进攻缅甸和滇西而中止了筹备工作。应李根源先生之邀,到大理筹办了《滇西日报》,担住社长,同时兼任重庆《大公报》滇西特派员。《滇西日报》是当时云南西部仅有的一份报纸,前后办了两年多。
  一九四四年夏天,宋希濂部队强占了《滇西日报》,顾建平回到昆明,任昆明《中央晚报》副刊编辑,仍兼重庆《大公报》的采访工作。他的夫人董述文带着四个孩子留在滇西,负责重庆《大公报》下关分销处,卖报卖书,为滇西读者供应精神食粮。一九四五年八月,他以《大公报》特派员身份,飞往湘西芷江,采访日军代表今井武夫等接洽投降的新闻。十月到重庆《大公报》任编辑,后来升副编辑主任以至主任,主持编辑部工作,有三、四年之久。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上,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搜查《大公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顾建平捕去,辗转囚禁,最后关进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监狱,前后折磨了一百四十天,于十月八日被假释回家。直到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他才又恢复主持新生了的重庆《大公报》的编辑工作。
  一九五O年初,他被调到香港《大公报》,先后任副编辑主任等职。直到一九八二年七月病逝,在香港《大公报》工作了三十多年。晚年多病,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台湾问题的研究,在《大公报》和一些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文章,出版了近十种书。顾建平是一生坚持新闻工作的可尊敬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