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后天津教育界的抗日活动　　　　　　
　　一、出任天津市战区教育督导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卓然从庐山训练团受训回到南京，被派往国民党华北党务办事处(包括平、津、冀、察、绥)，负责青年组织指导工作。该处于1938年3月奉令结束。他到汉口，得知他办的天津新华学校被日本人认定是抗日机关，会同英租界当局将学校查封。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汉口办公，他即前往接洽，为新华教职员工请求救济，并请资助复校。
　　主持战区教育工作的主任秘书张廷休征求张卓然的意见，希望张去天津工作，张慨然从命。他随即签呈教育部长陈立夫派张任天津市战区教育督导员。张卓然原名张东祥，号卓然，因为到敌后工作，规定化名为张维民。督导员配备干事、书记、交通员各一人。工作派定后，由张廷休召集派往敌区的人员，在汉口璇宫馆店开会饯行，交代任务。其任务概括为：(1)联系敌占区爱国的教育人员靠拢国民党政府，以各种形式推行抗日教育，抵制奴化教育；(2)宣传抗战建国纲领，使学校师生、社会民众，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3)救济补助不参加敌伪工作而生活困难的教育界人士；(4)组织领导青年学生，从事各种爱国活动；(5)举办学校或补习班，招收不愿上伪校的青少年；(6)帮助教育人员、知识分子来后方工作；(8)视环境许可，在城市可组织教育团体，农村可成立战教工作队，进行爱国抗日教育。最后和各位分别规定化名、通讯办法、汇款办法。
　　张卓然接受任务后，化装成商人——白敬宇药行职员，于1938年8月初由汉口渡江到武昌，乘火车到广州，转广九路到九龙，换渡轮至香港；中统局在港的交通站为我代买由香港直航天津的海轮赴津。当时天津的海河水浅，不能直航天津市区，在塘沽港下船，再转乘火车到天津。他到天津后，在英租界平民区找到妻子儿女，得知新华学校被封的经过。天津沦陷前夕，他离开天津到庐山受训，他家迁住学校，由他妻冯慧敏负责主办。“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中央派驻华北的一些地下工作人员多数住在英租界，他们成立了“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经常在夜间利用学校开会。后来被日本特务侦查跟踪逮捕了一个人(游击队队长张国基)，他供出曾在新华学校开会、宣誓，因而日本人认定学校是抗日机关(实际上也是抗日活动据点)。日本照会英租界当局，于1938年3月，英、日军警会同检查学校，正遇学校教师黄穆如在缮写油印夜间记录的重庆电台新闻，当场将黄逮捕关押，油印机被没收，学校同时被查封。后来由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以500元押金将黄保出，英租界当局将他驱逐出租界。
　　张卓然作为天津市战区教育督导员，照规定可提名干事、书记、交通员各一人，由教育部任命，协助督导员工作。他在汉口时，张廷休已给他派了一位干事兼办交通站事宜的张淑文，因工作关系不融洽，她称病请假。不久他就电请教育部加派王润秋为干事。王系法国留学，曾任北平中法大学教授，事变后不与日伪合作，在家闲居。在此之前，张卓然已提名刘师奇任书记，王嘉铭任交通员。天津战区教育督导员办事处实际上没有机构，办事处有名无实。他们都是单独进行活动，定时定点见面联系。在分工方面，原则上是督导员负责一切，干事协助，书记负责缮写来往文件、保管文件、译电等。交通员和电台联系、送发文件。交通员还和英国海轮船员建立关系，轮船到津后，交通员即与他们接洽，将文件交他们带往香港，交给教育部在香港设立的交通站。不太重要的文件，即可从香港投邮直寄重庆教育部。这种关系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行断绝。
　　他们为便于同教育界人员、青年学生以及华北各地工作人员联系，租房两处，一处作交通站，半公开；一处绝对保密。此种房子多为白俄办的旅馆式的公寓，房内一切设备俱全，交款住房，勿需找保，经常无人住，万一出了问题，损失不大，并且时常更换，最多不超过三个月。此外他们还利用公园、运动场、饭馆、商店等处，约定时间会面，研究部署工作。
　　他们最初是用中统局天津站的电台，1940年自己才建设电台，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后，因日军检查而撤销。1943年又建立一次，仅一周就被日军侦知，正在收发报时，日军进房，台长王富义从窗口跳楼逃跑，报务员被捕，直至日本投降才被放出。
　　二、建立秘密组织天津教育促进会
　　1938年8月张卓然来天津以后，一面工作，一面先后约见国民党中央派驻华北的人员，如国民党教育部派任北平市战区教育督导员郝任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驻华北的宣传专员贺翊新、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王若僖、国民党天津三青团主任王任远、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河北省调查室主任沈哲臣、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许惠东、国民党教育部派任河北省战区教育督导员李东园、国民党教育部派任北平市战区教育督导员范金泉、国民党教育部专员徐治等，以便相互协助。
为了开展工作，他着手联系天津教育界不与敌伪合作的爱国人士，首先看望过去相识的老朋友、老同事，如前天津北洋大学学监崔诵芬、前天津女师学院教育系教师马晋恒、前天津一师校长杨绍思、前天津一中国文教师李陵甫、前天津一师国文教师王仁甫等，说明他来天津的任务，宣传国共合作的抗日形势，动员教育界师生同后方人民一道参加抗日，抵抗奴化教育，提倡苏武“身在番邦心在汉”的爱国精神。为了组织起来进行抗日工作，他提议成立“天津教育促进会”，他们几个人先发起倡议，再分别联系教育界可靠的人士。
　　随后由他们和其他熟人的介绍，相继和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袁贤能、工商学院院长刘乃仁、新学中学校长黄道、耀华中学校长陈晋卿、前天津市图书馆馆长姚金绅、前天津市政府秘书王润秋、前天津女师教务主任赵子丰、天津女子中学教务主任苏亭午、耀华中学国文教师何肇葆、律师张务滋、慈惠学校校长余宗毅、慈惠学校中学部主任刘培之、渤海中学校长杨敬一、天津女子中学教师汪含英、沈慧儒、新华诊所医师王纬宇等人分别见面，商议组织天津教育促进会的事，他们都表示同意。组织教育促进会的意义和目的，从消极方面说，是把教育界人士组织起来，相信抗日必胜，靠拢国民党政府，不要投敌当汉奸；从积极方面说，推行抗日教育，抵制奴化教育，促进三民主义教育。张卓然对他们讲，现在是国共合作，全国团结统一，红军已改称国民革命军，国际形势也对我国有利，我们现在是一致对外，共赴国难。我们教育界知识分子，在敌占区要担负起领导抗日救国的重任。他这些话，都是到他们家中分别对他们谈的。
　　天津教育促进会设理事会、监事会。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不可能举行会议，民主选举，即由张卓然单独联系，分别协商，推定袁贤能、刘乃仁、黄道、马晋恒、苏亭午、何肇葆、刘培之、沈慧儒、李陵甫为理事；张维民(卓然)为理事长，王润秋为副理事长。姚金绅、杨绍思、余宗毅、崔诵芬、汪含英为监事；张务滋为监事长、陈晋卿为副监事长。于1938年底成立，报教育部备案。
　　三、开办学校联系青年
　　为了联系青年从事抗日工作，他们先后办了几个学校，同时还组织读书会、训练班。
　　1、成立天津青年读书会
　　1939年春，继天津教育促进会之后，组织一部分青年成立“天津青年读书会”。以交通员王嘉铭任干事长，张惠年、张福吉、周宝璞、郑元琳、董铁生、韩士智为干事。同年8月张惠年、张福吉、周宝璞、韩士智去后方，又补充郑庆里、刘鸿慈、王凤鸣为干事。干事会不过是个名义，实际上也没有开过会，都由张卓然和干事长分别联系。
　　读书会的主要活动是联系青年学生，介绍有关抗战救亡的书籍，宣传抗战建国纲领，抵制奴化教育，介绍青年学生到后方升学。读书会自1939年成立，到1941年底由于太平洋战争发生，环境险恶，就停止了活动。三年中发展的会员约有40余人，介绍到后方升学的有20余人。
　　开展读书会活动的学校有耀华中学、工商学院、市立师范、一中、汇文中学、新学中学、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等。
　　2、创办达仁学院
　　张卓然回到天津后，会同教育部专员徐治联系天津南开大学未撤退的经济系教授袁贤能、天津北洋大学未撤退的教授黄邦桢商议创办一所高等学校，收容不愿接受敌伪高等教育又不能到后方升学的青年学生。经商讨决定，在英租界海大道租了几间平房，因陋就简，办起“天津达仁经济学院”，由袁贤能任院长，黄邦桢任总务主任，当然他们都教主要课，还请几位兼课教师担任国文、英文课。学校除酌收学费外，主要是由教育部补助，并向教育部备案请求经费。学生中有些是天津青年读书会和教育促进会的会员。
　　3、创办星光补习学院
　　1938年张卓然回到天津后本想恢复新华学校，但新华学校名称不能再用，原有校具均被没收，校址被占无力恢复。即于1939年 8月间在英租界松寿里租房三间，创设“星光补习学院”，并附设小学部。张卓然办这个补习学院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使不愿上伪学校的学生有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为了开辟一个工作联系据点。学院设国文、英文、算术三科。国文没有招到学生，英文由俞少伯担任，数学由一位姓张的教员担任。小学部由张卓然办事处书记任煦廷负责，他是天津师范毕业，曾任小学教师。
学院开办仅两个多月，于1939年10月间出了问题而结束。原因是有一位青年来校补习，任煦廷吸收他参加青年读书会，后来才知道他是日本特务。张卓然已和他见面谈过话，并告诉他如何进行抗日活动，他报告了日本宪兵队。有一天，日本宪兵队来学校逮捕张卓然，误将姓张的数学教师捕去，经审讯，证明是错捕，遂将其释放。事情发生前，张卓然已离开天津去上海转赴重庆汇报工作，幸免于难。学校被检查后，已不能继续办下去，就此结束。
　　4、创办燕达中学
　　1939年暑期，教育部专员徐治同张卓然商议，开办一所正式中学，招收不愿上敌伪学校的青少年，救济不愿在敌伪学校工作的教职人员。经决定命名为“燕达中学校”，经费除酌收学费外，由教育部负担。校址利用英租界英国兵营旧址，由张务滋任校长。张是天津有名的大律师，抗日开始后他就拒绝出席敌法庭，不接受敌伪方面的案件。他为资助爱国活动，把自己的汽车都卖了。
　　5、开办青年抗日训练班
　　1939年底，张卓然又在英租界小白楼先农里租房一大间，成立“玉莹补习学校”，设备简陋，只有一张可打乒乓球的长桌，几条长凳子。办这个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开办“青年抗日训练班”，每期约10人，共办三期，训练时间每期一周。受训者多为青年读书会的会员或有联系的爱国学生。
　　课程有：三民主义纲要、抗战建国纲领、国际形势、国民革命现阶段的任务、怎样做宣传工作、用粉笔在夜间书写抗日标语、用谈话方式和亲友进行爱国抗日宣传、怎样做调查工作、随时注意伪组织大小官员言行表现，记录汇报等，讲课教师有邢棠林、俞少伯、张卓然等。
　　训练方式：受训者采时带着书包，装上各种课本，上课时将课本摆在面前，听有关抗日内容课程，如果有生人进来，讲课人就改讲国文、英文、数学之类。
　　四、向后方输送爱国师生
　　1939年8月间，张卓然由天津到重庆向教育部汇报工作，并送高中毕业生至后方升学。由天津动身是在英租界码头乘船先到上海，当时上海已经沦陷，但租界还可以自由行动。为避免日伪特务的注意，他和学生们都各自分别居住，约好时间在船上见面。由上海法租界码头上船，搭乘英国小型海轮直航浙江宁波。他们到宁波后第二天，镇海县即被日军侵占。他们乘的这只船回上海时，行至中途被日本炮舰击沉。从此，这条通后方的路即中断。
　　他们从宁波再乘小汽轮到溪口镇，换乘汽车到浙江义乌，转乘火车到江西鹰潭，又乘汽车到湖南衡阳，再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又转车到柳州，再到贵州贵阳。在贵阳分路，有的学生到昆明西南联大，有的学生随我到重庆。历时月余始抵重庆。
　　张卓然到重庆，首先到教育部见到主任秘书张廷休，向他简单汇报了天津的情况。他告诉张卓然，他现在不管这项工作了，改由温麟负责，他随即写了封信，叫张卓然到青木关找温麟。当时教育部实际办公地点是重庆郊区青木关温泉寺旧址。张卓然到青木关教育部见了温麟才知道教育部成立了一个“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专管战区教育工作，温麟是主任委员，李焕之是副主任委员兼秘书，这个委员会分三组：第一组管战区教育，就是日本占领区的教育；第二组管特种教育，就是共产党撤退的区域；第三组管总务。张卓然在青木关招待所住下，写了到天津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并和温麟讨论开展敌占区工作及人事调整问题。经过调整，张卓然升任主任督导员，王润秋、苏亭午任督导员，刘师奇任干事，任煦廷任书记，王嘉铭任交通员。交通站事，因郝任夫已调任天津市党部委员，由张卓然负责，并希望他回去筹设电台，报部备案。
　　在渝月余，于1939年10月由重庆乘汽车到成都，再乘汽车至宝鸡转火车，过西安到洛阳。经交通员护送过黄河，进入敌占区，在一个镇子的天主教堂住下，化装为商人，进入新乡，然后乘火车返抵天津。他回到家后，妻子冯慧敏对他讲了星光补习学院出事的经过情况后，他分别见了王润秋、刘师奇、王嘉铭、苏亭午、任煦廷，向他们宣布了天津工作人员调整的情况，并告诉他们教育部已批准他们设电台一部，与重庆教育部直接通报。他们购置收音机一台，收听重庆电台广播，记录下来，复写多份，分发出去进行宣传。他们除了继续开办补习学校，发展教育促进会及青年读书会会员以外，还经常介绍教育界人员和学生去后方工作和学习。
　　介绍教育人员到后方工作，手续很简单，只要有人介绍，说明自己到后方什么地方，自己找工作还是由政府安置工作，了解清楚后，他们写封密信叫他带着(通常是用手帕密写，再打电报通知重庆教育部。1942年以后，通知洛阳教育部专员办事处)。行走路线：在1939年以前，他们规定是由天津乘船到上海，再转船到宁波；宁波沦陷后，由上海乘船到越南海防转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转汽车到重庆。另一条是由天津搭火车到徐州转陇海路到商邱，换汽车到亳县，雇人力板车经界首到洛阳，再乘火车到西安。
　　教育部授权战区教育督导员，可以保送敌占区经教育部承认的学校本年高中毕业、学业成绩在80分以上的优秀生，到后方免试升入大学。非本届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学生，可以选送，但须参加考试，如考不取，可入大学先修班。保送、选送学生，多数是通过本校校长或教师介绍，因为各中等以上校长多数参加了教育促进会。
　　七年间，被保送、选送学生约有三四十人。每人张卓然都亲自谈过话，但过去不熟，以后也不来往，多数人的姓名都不记得了。
　　在天津沦陷以后，有些教育人员不参加敌伪工作，造成生活困难。教育部指示对这些教育人员给予适当救济。如天津北洋大学学监崔诵芬，天津沦陷后，伪教育局曾派人邀请他参加工作，他称病不干，后来生活无法维持，曾出售邮票一张价千余元，暂维持生活。1938年张卓然到天津后，曾与之联系，向教育部请求给予救济，批准每月补助生活费30元。此外，他们还为敌占区的私立学校向教育部办理立案。在日军占领天津后，国民党政府不承认敌伪统治下的伪组织办的各级学校，当时教育部对天津的学校只承认天主教办的天津工商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圣功女子中学，基督教办的新学中学、汇文中学、中西女子中学，英租界纳税人公会办的耀华中小学，广东同乡会办的广东中学。只有这七所学校在教育部是合法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新成立的私立学校如慈惠中小学、渤海中学、木斋中学、特一中学，这几个学校虽非伪组织所办，但国民党政府尚未承认，因此他们要求张卓然为之办理在教育部立案。张卓然根据各校报告，转呈教育部，经批准暂予备案，承认了这几个学校的合法地位。
　　五、慰问北平高等教育人员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天津日军于9日晨即接管英、法租界，开始对住在英、法租界的抗日人员进行搜捕。日伪军警也光顾了张卓然的家，盘问一通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就走了。但他心中很不安，第二天就离开家到河北大经路到朋友开设的晨光书店躲避起来，然后准备再去重庆。
　　1942年3月间，他秘密离津，历时月余于4月间抵重庆青木关教育部，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汇报工作情况。陈立夫听了汇报以后，强调平津的工作很重要，需要有个人在那里，动员他再返回天津，并决定把徐治在北平联系的关系也交给他负责。随后保送他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又签呈蒋介石个别接见。
张卓然在中央训练团受训四个星期，结束后到青木关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会同主任委员温麟和徐治安排平津教育界今后的工作。经决定，徐治在洛阳设办事处，负责华北、东北战区教育督导人员的经费拨兑，转达教育部的指示，转呈督导人员的报告，接待来后方的教育人员和学生；徐治在北平的关系交给张卓然负责。一切决定后，去见陈立夫，陈勉励张卓然努力工作，随即写了：“发给张维民同志工作掩护费二万元，奖金一万元。”然后请张卓然吃饭。1942年9月，张卓然同徐治离开重庆到达洛阳，协助徐治筹设办事处。张卓然在洛阳逗留一周，启程回津。回津后，由于张卓然兼管北平工作，便找袁贤能约定春节后一同到北平会见北平教育界人士。袁贤能是天津达仁学院院长，在北平中国学院兼课，每周都要去北平上课。1943年4月的一天，张卓然随袁贤能一起到北平西郊海淀，先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家，又到燕京大学教授蓝公武家。张卓然对他们转达了教育部陈立夫部长对他们的关怀和问候，问他们有什么困难。蓝先生说，日本人还在暗中监视他们，有时日本人来问他有什么感想，近来和什么人来往等，为了安全起见，以后有事请袁先生转达好了。在此之前，张卓然听说他们除了言行不太自由外，只有蓝先生生活困难，曾靠卖衣物维持生活。张据此报教育部给予救济。经袁先生转过两次， 1944年张去重庆后救济中断。抗战胜利后，张卓然听袁先生说由于环境险恶，生活困难，蓝先生于1944年投奔绥远解放区董必武先生处。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在城里住，张卓然同袁贤能又到了他家，代表陈立夫表示慰问。后来袁贤能交给张卓然一个张东荪退出“民盟”的声明，让张将此声明转交给陈立夫。张卓然回到天津后，先将声明原文电报教育部，后又托人将声明带往重庆教育部。袁贤能还同张卓然拜访了中国学院何其巩院长。张对何先生讲的还是陈立夫表示慰问的那些话，何先生表示感谢，随即谈到中国学院的问题，他说：“我决不与伪组织发生关系，我们的政府是重庆国民政府。”又提出：“有两件事请你帮忙，一件是把中国学院改称中国大学并请立案，一件是请教育部补助经费。”张卓然回到天津立即发电请示教育部。数日后接复电：“中国学院准备每月补助2000元，改大一节，暂勿庸议。”张卓然接电后，将原电交袁贤能转交何院长。后来袁回来告诉他，何先生看了电报非常生气，将电报扯碎抛到炉子里说：“立夫对我打起官腔来了，钱我不要，我有的是钱。”张卓然复电把何的态度告诉了教育部。张卓然对辅仁大学的教育学院和文学院院长也进行了慰问，辅仁大学是德国天主教办的，在抗战期间没有迁移，也没有停课，是教育部承认的大学。
　　六、为抗日救国而牺牲的志士
　　1938年张卓然到天津后，国民党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曾石印一种抗日周报，每周送张一大卷，张分送各校。教育促进会会员、小学教师吴纪元在送发抗日周报时，被敌人发现而被捕。他在狱中供认抗日不讳，后来被敌人杀害。1939年冬教育促进会会员田海舫要发展一个人参加他们的组织，他在河北大经路中西旅馆同这个人联系，谁知这个人是日本特务，就在见面时被日本宪兵逮捕。张卓然知道后，曾托人营救，未见效，后来听说被送到东北做苦工，被折磨而死。
　　教育促进会会员、小学教师张鸿相，1939年担任天津市党部干事，在1940年冬天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来病死在狱中。
　　1942年的一天，张卓然到教育督导员王润秋家商谈工作，谈完后王送张出来，有一日本便衣特务在马路上将王逮捕押走。当时日本特务问他：“前面走的是谁?”他说是一个做生意的朋友，日本特务没有追问，张卓然幸免于难。后来王润秋病死狱中。
　　1944年4月间，天津教育界一些和张卓然有关系的人，被日军逮捕审讯的有达仁学院院长袁贤能、天津师范学校教导主任马晋恒、工商学院院长刘乃仁、耀华中学校长陈晋卿、新学中学校长黄道、广东中学校长罗光道等。被捕后经过严刑审讯，因无确实抗日证据，先后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