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
  四十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南开大学奉令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迁于昆明。这个时候,南开大学文学院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并且出版了刊物——《边疆人文》。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复员天津,时地变迁,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及其刊物《边疆人文》的出版,仍继续了一个短暂时期,便告结束。
  一、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创建
  抗日战争进行到四十年代初期,除去西北、西南以外,大半个中国的土地都已经沦陷。西南边陲的滇缅、滇越铁路成为连接国际的交通要道,云南省政府决定再修筑一条铁路,由滇西的石屏通往滇边的佛海,以连接滇越铁路。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愿意提供经费,委托一个学术单位,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参考与应用。南开大学取得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的信托,有了一笔经费,便决定乘这个机会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些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机构,开辟科研阵地。
  当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之前,都有各自的科研机构:北京大学的文科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国情普查研究所,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都办的很有些名气。同时,各校都有一批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的专家、教授,组成了一支支科研队伍。抗战期间,三校虽合并,而各校都极力保留了原有的机构。尽管环境十分艰苦,多数人仍然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科研事业,使教学与科研并重的传统,得以在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发扬。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创办之前,在昆明,文科方面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研究所——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诞生于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在叙述南开大学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创办经过的时候,这是很值得一提的往事:
  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于昆明之初,由于一时找不到房子,理工学院设在昆明,文法学院分散在锡都个旧附近的蒙自。后来因为政府的空军要占用蒙自,文法学院才迁入昆明,但也是分散在西城几个中学的旧校舍里。当时的情况是,反动当局倒行逆施,致使战争局势不断恶化;侵略者对我大后方实行所谓的“疲劳轰炸”,昆明不断遭受敌机的空袭;加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但是,尽管有来自政治的、战争的、生活的种种重压与折磨,许多专家、教授仍然朝夕系念着教学与科研,一旦有机会就执着地为之奋斗。四十年代初,迟迟动工、修建又很缓慢的联大新校舍,终于建成于昆明小西门外。文、法等院系集中到新校舍,师生稍得安定,教学逐步正常化。在文学院的中文系里,即由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倡议建立文科研究所。当时,中文系集中了不少专家、学者,教书之外,都还可以做些研究工作,为人民文化事业做出些贡献。建议提出之后,联大教务方面的负责人,原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表示同意,并且在昆明东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司家营找到几间房子,添置了一批图书资料,就办起了一个文科研究所,挂出了“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牌子,实行人事、教学、科研统一的办法,由闻一多教授负责中国文学部,朱自清、罗常培、王力等教授、专家都参加进来,互相切磋问难,开展了有关的学术研究活动。尽管政府当局早已把教育、科学研究置之度外,而文科研究所这个新机构的诞生,对大家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建立之后不久,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开始筹建。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虽然实行联合办校,但各校原有体制仍被保留,在敦聘人员、举办科研等方面,各校仍然可以按照旧章安排,以保存各校教学、科研的传统及其人事力量。所以南开大学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的时候,人员大都来自联大的有关院系:研究室的创办人黄钰生(子坚),既是原南开大学的秘书长,又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冯文潜(柳猗)既是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又是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陶云逵则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教授。邢公畹虽然是由南开大学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约的,但是,西南联大同样给他颁发了聘书。他除去担任研究室的任务之外,也在中文系任教,由西南联大给我薪津、住房等。虽然西南联大对于开展科研工作没有什么明文规定,但是,科研与教学并重这种默契,确乎给予了三校开展科研的方便条件。如果当时南开大学研究人员没有联大的人事工薪关系,单靠石佛铁路筹委会提供的区区调查费,南开大学还是难以创办一个研究室的。研究室的创办,反映了“南开人”为南开创业的雄心。
  研究室的全称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抗战前的南开大学虽然已经建立了文学院,但实际上却连个中文系也没有办起来,只有外文、历史、哲学三系。即使这三系,阵容也很单薄,除了外文系先后由陈逵、柳无忌、司徒月兰担任过系主任之外,历史与哲学两系系主任一直由冯先生兼任。直到抗战爆发,合组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南开大学的文学院也是科、系不全的,拟议中的文科研究所并未能建立。尽管这样,老“南开人”黄钰生、冯文潜等先生却从没有放弃办好文学院、创办文科研究所的雄心。他们不懈地努力,希望在抗战胜利之日,南开大学复员到天津的时候,带回一个健全的、教学科研阵容充实的文学院,并且将计划中的文科研究所付诸实现。因此,也可以说,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创办,也负有为未来的文科研究所建基铺路的使命。
  邢公畹于一九四二年八月抵达昆明。边疆人文研究室正在草创中,黄子坚,冯柳猗和陶云逵三位先生把利用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的调查费创办研究室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而后强调说“抗战时期,一切从简”。说到“从简”,这个研究室实在是简陋得难以想象。说是研究室,顾名思义,总该有间房子吧,可是,有其名而无其“室”,当然也就无须什么桌椅板凳之类的设备。至于图书资料,联大有个图书馆,好歹也能借到一些。联大的教职员工住房都很困难,学校说要盖房,但迟迟未能动土。陶云逵先生因为在昆明找不到房子(或者也可以说是租不起房子),把妻儿安置在昆明邻县呈贡,每周坐滇越线火车到昆明上班、上课。名教授如陈寅恪、罗常培、郑天挺、郑听、游国恩……等,都挤在靛花巷的单身宿舍里。名为单身教授宿舍,象袁家骅教授夫妇也一直住在那所谓的单身宿舍里。条件虽然艰苦,但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无论著名的老年专家、教授,或中、青年教师、科研人员,大都能想到战争年月,不能效命疆场,而能有这样一个远离硝烟烽火的环境,怎能不尽其分内之所能,在学术上做点贡献呢?所以大家都能甘于艰苦。
  冯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攻习哲学、美学,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专家,也是一位忠厚长者,古道热肠,肝胆照人。他对南开大学有极深厚的感情,事业心非常强烈。他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不担任职务,而以“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包下了研究室的一切后勤事务。与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打交道的是他,与联大有关方面打交道的也是他,就是研究室用的笔墨纸张,也都是他去采购。为了节省开支,他还常“以步当车”,不辞劳累,为开展科研创造条件。奔忙了足有一年,终于在西南联大小西门外新校舍附近,为边疆人文研究室找到了一个地址,还借到了旧桌椅板凳之类的应用家具,使研究室名副其实地有了一个“室”。这里本来是一个三合院的旧庵堂,一间正厅东西两厢。正厅和西厢房是历史系雷海宗先生所建立的历史研究所;东厢房共三间,便是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室雅何须大”。研究室不大,但也谈不到什么“雅”,只是由于柳猗先生的努力,小室修葺得门窗户扉俱全,能遮风雨,比起门窗脱落、泥巴墙穿洞的新校舍,似乎还强一筹。更令人欣喜的是在这间小室里,冯先生以零买整存的办法储存下可以,“令”计的新闻纸和土造白纸。昆明的物资供应很差,纸张等经常脱销,数以令计的纸张,可算是一笔了不起的“财产”了!
  回忆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创建,值得一提的是组成这个研究室科研队伍的几乎全都是中、青年人,全研究室人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南开大学当局,特别是创办研究室的黄子坚、冯柳猗两先生,对年轻人非常器重和信赖,敢于使用。当然这些来自大学或研究院、所的青年人业务也是相当过硬的。象陶云逵教授的得意高足——黎国彬攻习社会学、经济地理和人类学,而且英文、法文都学得很好,从事社会调查也取得显著成绩。研究室人数不多,除了陶云逵、黎国彬和邢公畹以外,后来又经罗常培先生推荐来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高华年。此外,还有黎宗献、赖才澄等。这五、六个人组成精干队伍,迅速地把社会调查、科研活动开展起来。
  研究室的调查队伍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金平,沿红河而下,对红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纳苏等兄弟民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调查。关于社会、经济、民俗、地理方面的调查主要由陶云逵先生与黎国彬、黎宗献负责多语言方面的调查由我与高华年担负。调查成果的一部分是为石佛铁路提供所需的资料,主要的有:石佛沿线少数民族语言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和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其中有黎国彬的《红河上游摆夷地理环境的调查》、《车里、佛海茶叶与各部族经济关系的调查》,还有陶云逵、黎宗献的《杨武坝街子汉夷互市的调查》、《纳苏宗教与巫术的调查》,以及高华年的《黑夷语法》、《鲁魁山倮倮的巫术》等等。
  二、绝版了的刊物《边疆人文》
  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刊物《边疆人文》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语言人类学专刊,乙种是综合性的双月刊。甲种专刊先后出了三集,第一集是我的《远羊寨仲歌记音》,第二集、三集是高华年的《黑夷语法》、《黑夷语中汉语借词的研究》。乙种综合性期刊出了三卷,共十六期,出到第三卷三、四期合刊的时候,抗日战争结束,南开大学复员天津,最后一期刊物编定于昆明,复员天津之后才出版。
  在四十年前旧中国的战时环境里,祸国殃民的反动政府摧残文化,在他们控制下,反动的、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可以随意出版,而有学术价值的书却难于出版,尤其象语言学等人文科学之类的学术著作,更难得印行。出版商当然也不愿做这类费力不赚钱的买卖。没有刊物,不能出书,研究成果不能问世,调查报告、文稿都一叠叠地搁置起来。因此,研究室决定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刻蜡版油印。同时大家也觉得这样做比大张旗鼓地搞出版发行更为合宜。因为,他们都很年轻,研究室又是草创的新机构,出点油印书刊,在内部交流一下,取得有关人士、有关方面的指教,或许比其它方式出版发行,更适合他们的身份。冯文潜先生为人、治学也一贯是十分谦虚谨慎的,他自己从不轻易发表著述,但是别人的,特别是年轻一辈的研究成果,他总是设法让它出版。大家在这种风格的熏陶下,都积极地投入了油印刊物的活动。综合性双月刊第一期文稿编定之后,就是由陶云逵先生和邢公畹刻写的蜡版。
  为这个刊物,邢公畹刻写蜡版不下数千张,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必须打夜作,可是房东太太收一元一月的电费,每晚供电只供到十点钟;十点以后,若是不关灯,她就拉下电闸,他就只好点起小菜油灯来刻。虽然油烟熏得人头昏眼花,但一想到刊物能很快出版,他心里也就觉得热乎了。蜡版刻好之后,油印、装订,则在研究室的“陋室”里进行。包括冯先生、陶先生在内,全室人员只要没有讲课的任务都积极参加。裁纸、调墨、推印刷机的滚筒等等,都是自己动手。事隔四十年,柳猗先生、云逵先生都已作古,《边疆人文》也已成绝版。每展旧卷,则故人往事,萦绕脑际,不胜忆念!
  《边疆人文》原来只是想刊发研究室同人的撰述,如社会调查报告、论文等等。虽然也刊登了“欢迎外稿”的启事,但是,他们想到研究室刚刚草创,没有声望,而且油印的刊物,又发付不起分文稿酬,很难吸引外稿。但是,事出意外,《边疆人文》一经出刊,虽只在少数同行和有关单位、师友中传阅,却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前辈老教授们的重视和兴趣,他们不仅阅读刊物,提出意见,而且热心地为刊物撰稿。《边疆人文》期刊的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陶云逵先生写的《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第二篇是邢公畹的《台语中的助词Luk和汉语中的“子”“儿”》。一卷二期,仍然只有两篇文章,而且作者还是陶云逵先生和邢公畹。到一卷第三、四期,情况发生变化,篇目增多了,内容也丰富了,有了名家的论文。从第一卷第三期开始,先后刊载了著名语言学家、人文学家、著名教授和有关学者的来稿,其中堪称名篇的有罗常培教授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袁家骅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游国恩教授的《释蛮》,向达教授的《瞰青阁识小录》(读樊绰《蛮书》杂记),还有罗庸教授读了邢公畹的《释六义之比》之后写的《书释六义之比》等等。除此之外,当时年轻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者马学良(现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院民族文艺研究所所长)的《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袒筒之关系》,高华年的《青苗婚嫁丧之礼俗》,张清常的《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方国瑜的《孟孝琚碑跋》,范宁的《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陈志良的《广西瑶民三百六十皇书》等,都是内容丰富、很有分量的论文。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闻一多教授的《说鱼》,刊载在第二卷三、四期合刊上。油印的《边疆人文》有幸成为同行和有关的学者、专家共同耕耘的园地,其成果与影响都扩大了,所出书刊的篇目、内容,曾被引用,传播较广。
  闻一多教授的《说鱼》刊出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过了不到一年光景,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一多先生为争取民主而遭反动派杀害。但先生《说鱼》一文所启示的从“文化人类学”来分析中国古代文献和各族民歌的道路,则始终是治学的楷模之一。回忆在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那些年,特别是与先生同住昆明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的几年,朝夕相遇,印象很深。那时候,物价飞涨,衣服破了,鞋子烂了,买不起新的多吃的是糙米饭,菜里不见油水。营养不良是教书人通常的境遇,而一多先生家里人口众多,生活更为艰难。本来他还在一个中学兼课,后来,中学当局怪罪他“讲民主,把学生教坏了”,因而辞退了他。幸而他有一手刻图章的手艺,在昆明市挂出了“闻一多治印”的牌子。在西仓坡联大宿舍的七号长方形宿舍里,临窗用四块长木板拼起来搭成的“书案”,很象裁缝师傅成衣的工作台。先生和子女们读书、写字、各占一段地盘,他治印也在这台子上。所以台子上除了书籍、纸、笔、墨、砚之外,还有许多印章和治印的工具。那时,先生如果每日能够刻印一方,平均起来可以挣得半个教授的收入。生活虽然困窘,但是治学教书,从不懈怠。当时,一多先生在联大中文系开设古代文学课,他下了很大功夫,研究诗歌、舞蹈、戏剧的起源和发展,逐渐地对原始社会初民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发生了兴趣。他根据神话、古文字的知识以及“文化人类学”上的一些理论,探讨我国史前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撰写论证古代神话、传说的文章,对于人民大众所熟知的龙凤和龟麟所象征的意义提出了新的见解。由于对人类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对南开大学创造边疆人文研究室一事,非常关心。日常见面,他总要就社会调查的内容、方法问长问短,极力主张出版刊物。先生与研究室主任陶云逵教授成为过从甚密的知交。当《边疆人文》向他约稿时,他欣然应允。
  闻先生治学严肃认真,研究的成果不愿轻易发表,很多著作都是反复修改后出版的。一部《楚辞校补》花了十几年的功夫,《说鱼》一文在先生心中酝酿的时间也很长。因为,早在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先生的论文《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卷第四期上,文中就已提出了“鱼”是古人用以代替“匹偶”的隐语。他完成《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以后,又搜集有关资料,继续研究。当战争逼使他随清华,北大和南开迁徙入滇的时候,本来他可以乘车、坐船,可是,他参加了部分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到达昆明。一路上见到了苗、瑶、彝、傣等许许多多的兄弟民族,听到了广布于辽阔西南土地上的民歌、民谣和传说、神话。千里旅途的见闻和采风活动,更丰富了他对古典文学、神话、诗歌研究的内容。十年后的四十年代撰写《说鱼》一文时的思路,跟这一段经历是有关系的。
  《说鱼》以“鱼”为例,研究“隐语”在诗歌民谣中的应用,并且指出它在社会学中的消极与积极的功能以及流行的时间与地域。从来进行诗歌研究,不外经学的、史学的、文学的三种方法,而一多先生《说鱼》却采取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邢公畹是《说鱼》最早的读者,读完之后,非常高兴,把自己的受益与体会写成《读一多先生<说鱼>书后》一文,发表在同一期《边疆人文》上。那时他很年轻,很幼稚,不自知其谫陋,对先生文章中关于《易》之象即《诗》之兴皆隐语,而六义之比则为喻的提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先生并不以为冒昧,反而恳切地支持、鼓励他的研究工作。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莘田)先生是邢公畹的业师。他对于南开大学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和出版《边疆人文》这个刊物热情赞助,从人事上给予种种的帮助,从业务上给予多方面的指导,并且亲自为刊物撰稿。《边疆人文》刚出了两期,他就写来了《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一文,他用了缅甸、茶山、纳西、彝、阿卡、窝泥等谱系材料,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父子连名制”是藏缅族的一种文化特征,特别重要的是许多西洋的汉学家和泰国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唐代在云南建立的南诏国是傣族建立的。罗先生根据杨慎所辑的《南诏野史》所引《自古记》上南诏先世世系有父子连名制的表现,而车里宣尉司的傣族宗谱则无此表现,有力地证明了那些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罗先生研究学术问题,总是先掌握丰富的实际调查材料和文献材料,然后从中去寻找规律,孜孜不倦地进行探求。他教育后辈也常说:写文章必须“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他撰写《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一文之前的一九四三年,曾到云南西部的鸡足山,在一座名叫悉檀寺的庙宇里,发现了一部丽江木土司的《木氏宦谱图家世系考》的书。回昆明后,整理所得资料,经与陶云逵教授商讨并参考了董作宾、凌纯声等文化人类专家的说法,撰写了《论鸡足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一文,已经提到“父子连名”的问题。文章发表后,先生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继续搜集材料,进行研究,写了这篇论文,并曾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西南联大所举行的文史演讲会上宣读。后来又连续撰写了《再论藏缅族父子连名制》和《三论藏缅族父子连名制》。“再论”发表于《边政公论》三卷九期,“三论”发表于《边疆人文》二卷一、二期合刊本。在第一卷第三、四期合刊出版前,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先生业已病逝,所以罗先生《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发表时还有一个副标题:《敬以此文哀悼陶云逵先生》。云逵先生殁后,由柳猗先生兼任研究室主任,《边疆人文》仍然按期出版。
  罗常培(莘田)先生跟天津、跟南开的关系也很密切。一八九九年,先生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满族平民家庭,先世属吉林宁古塔萨克达氏。十七岁丧父,家境贫寒,一面作速记员,一面在北京大学就读,勤苦力学。毕业于中文系之后,又读了两年哲学系,以后就在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据莘田先生说,那个时候,云逵先生还在南开中学读书。罗先生一九二九年到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音韵学的研究,从事方言调查工作,著作很多。那时候,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和李方桂先生也在史语所工作,莘田先生跟他们过从甚密,在治学方法上很受他们的影响。从一九三二年开始,他们三个人共同翻译一部在国际汉学界很负盛名的巨著: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由于译本改正了原书的许多错误,而且又加入了新材料,又把一部分重编了,因此造成译本超过了原著的异常现象。先生一九三四年开始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又任系主任。抗日战争发生后,随校入滇,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他是当代中国声誉极高的语言学家,为我国语言学的开展,为培养我国语言学队伍付出了长期辛勤劳动,许多后起的语言学者都是他的门生。在西南联大任中文系主任的时候,系里的教学、科研及包罗万象的行政工作,只有一位助教协助他办理。没有层层叠叠的办事机构,也没有众多的办事人员,一将一兵,办事效率极高。他对中、青年讲师、助教们,既爱护,又严肃。出于对这位老师的敬畏,大家背地里称他为“长官”。凡事“长官”有令,即雷厉风行。以中文系开设“大一国文”(一年级的全校公共语文课,课本由中文系编选,有文言,有白话,每年改编一次)为例,尽管班次多,任务重,但是,既是教学需要,系主任就说一不二地向全系教师分派任务,没有开设专课的,每人任教两班。我一到中文系,先生首先交付给我的任务就是任教两班“大一国文”,并且交待得十分明确:只有能教下“大一国文”,才能取得在中文系任教的资格。我整整教了两年“大一国文”,直到一九四五年先生应美国朴茂纳大学和耶鲁大学邀请,出任访问教授的时候,他才将他自己所教的《汉语音韵学》一课交给邢公畹去代为讲授。先生编著《汉语音韵学导论》这部书,从油印讲义到正式出版,八易其稿,整整经历了二十五年。出版以后,他自己仍不满意,还打算彻底修改。他的许多论著写作都是这样严肃认真的。
  在云南的时候,莘田先生不遗余力地支持边疆人文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自己也身体力行,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语言展开调查和研究,并且组织人力在联大开设了《汉藏系语言概论》一课。解放后,党和政府对这位卓越的语言学家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信任:一九四九年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相继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语言研究所,他即被任命为所长。先生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病逝于首都北京。他的专著十余部,文章一百多篇,其目录由他的学生、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研究员周因梦等辑录为《罗常培先生著作目录》。《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一文也收到里面。
  刊于《边疆人文》第三卷第五、六期合刊本上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是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袁家骅的一篇少数民族文学、语言的调查报告,从内容到文字清新美妙,如同抒情叙事长诗。袁先生对中外文学、语言学修养都很高,个人的品德修养也很高。早年留学英国,年轻的时候在大学里担任助教达十年之久,很多人为之不平,而先生处之泰然。在昆明期间,先生偕夫人住在靛花巷单身教授宿舍里,生活清苦,而从未放松过教学与科研。对于南开大学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开展对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活动,他也是极力支持、赞助。一九四五年夏天,云南省路南县政府编修县志,邀请袁家骅教授去路南,担任了语言调查方面的工作,同行者还有年轻的高华年先生。当时,路南的语言,除汉语外,还有撒尼、阿细、白夷,沙苗、花苗五种语言。撒尼与阿细的语言同属倮语,各自形成一族。阿细族大部分聚居在路南和弥勒两县之间的深山里;当年凤凰山、澜泥菁、散坡、磨香井、野猪塘都是比较著名的阿细部落。袁先生叙述采风的一段经历很有风趣。他骑着马和一位小学教员同行,雨天里走了五、六十里泥泞山路,几次都几乎从马背上滚到山谷。那里的村民无论阿细或汉人,除了冬夏两个季节外,终年的生活都是早晨天刚朦朦亮就荷锄背筐到山地去耕作。太阳出山,各家妇人、老者才把荞麦饭送去;太阳落山,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慢慢走回家,舂米麦,煮晚饭。饭后,青年人才又有了充沛的精力,男的抱着大大小小的三弦,聚到女青年住室的内外,纵情弹唱,说笑,双方或对唱或对舞,开始了他们热烈的社交活动。
  女青年的住房,当地话叫“公房”。袁家骅先生进村的第三天,得到路南县中学还乡学生作向导,拜访了那浪漫传说中的“公房”——男女社交的中心点。房里简陋但充满生命的热情,泥地上七高八低地堆着一堆燃烧着的柴火,藉以取暖,又代替了灯火。坐在火旁的姑娘手里都在不停地捻搓麻线,这是她们唯一的自己生产的衣服原料。年轻的女孩子们对于陌生人的来临有点惊惶,经过向导的介绍,看见来客谦逊的微笑,也就放心了。火堆冒出的浓烟使客人睁不开眼,姑娘找出平整的木板来请客人坐在避烟的火旁。琴声、歌声、嘻笑开始了,壁上晃动的影子,含有无限的神秘。据说阿细与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有相似相同的习俗,在热烈社交的夜晚,青年男女情投意合时,男的往往把女的带回自己家里去过夜。恋爱婚姻是绝对自由的,似乎父母不过问,媒妁更无需要。结过婚的人便不参加这类社交,兄弟姊妹也避讳在一处玩,但是离了婚的男女依然可以重新开始。
  照当时的现实情况看,阿细人一生是辛苦的,只有青年男女的求爱才是最富诗意的时期。在“公房”里,在山林间,男女一对或成群相遇了,热情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和灵感,比赛般地运用他们的才能唱个不停,达到求爱的目的。歌唱的题材往往是以天地宇宙的创始、人类社会的形成开始,加进歌唱者对于现实人生的希望,以及歌唱时的种种情景。当年,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的《阿细的先鸡》(光未然译),就是记叙阿细民歌的。“先鸡”一词,作故事或恋爱故事讲,也作歌或情歌讲,见于阿细语,也见于撒尼语。家骅先生在阿细族的几个村落里搜集、记录了长诗、短诗,作了语言分析。《阿细的先鸡》被译为歌颂恋爱成功的长歌。袁先生还得到了一个独立的短篇,是反映失恋苦闷的歌。
  阿细人没有文字,没有历史的记载,但是在那些缠绵热烈的情歌中,反映了他们的性格、生活和历史。袁先生虽已作古,但是他的《阿细民歌及其语言》,对语言学,对少数民族口头流传的作品的分析研究,都是有价值的。
  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创办人陶云逵教授出生于浙江,留学德国,后来任教于西南联大,跟费孝通教授两个人是当时联大社会学系最年轻的教授。陶云逵先生搞社会学、体质人类学,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工作,所发表的调查报告受到国内外很多专家的重视。闻一多教授极为欣赏云逵先生的才华,对他研究的东西也很感兴趣。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的时候,曾准备与他合作搞一些研究,可是陶云逵先生这样一位年纪轻轻、在学术上已有一定造诣的学者,却在贫病交迫中去世。
  《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是陶云逵先生暂短一生中最后的一篇调查报告,也是他对文化人类学的最后一份贡献。其重要性在于指出我国西南藏缅、苗、傣诸语族人民都有、或曾有鸡骨卜的风俗,并且详细记载了鸡骨卜的方式,是从文化人类学上研究鸡骨卜的第一篇论文。文章指出,“鸡卜”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孝武本纪》,《汉书·郊祀志》也有同样记载。唐宋以后,记载渐多,但是说得不很详细。文章指出:根据现在调查及以往记载,鸡骨卜分布于粤、桂、湘、黔、川、滇各省非汉语部族之三大族群中,汉语社会中行用鸡卜则自非汉语部族传入,其始则自汉武帝令越巫立越祠,用鸡卜。
  陶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极重视实地调查,努力抢救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如果不是旧社会的重重重压,生活陷于贫困,精神陷于苦闷,使他过早逝世,他必将为人类学作出更多的贡献。
  云逵先生病逝之前还遭遇了人生中的极大不幸,他的爱子在他离开昆明到大理去的时候,忽然得了一种当地称为“大热病”的险症,一夜之间病魔就夺去那个十分令人怜爱的小生命。陶先生返回到昆明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可爱的孩子了。悲伤损伤了他的身心,不久,他自己也因得回归热而病倒了。后来就医于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辗转病褥达数月之久,终于转为败血症而病故。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云逵先生病逝;二月十六日,昆明各学术团体开会追悼。同日的《云南日报》出了一个追悼专栏,这个专栏的诗文是由莘田先生组织的,内容包括莘田先生、柳猗先生和高华年所写的悼念文三篇,潘光旦先生和邢公畹写的七律挽诗两首。邢公畹写的挽诗开头两句已经记不得了,另两句是:
  细雨茅庵读我诗,
  我诗今作吊君词。
  头一句还加了个注解,大意是:某日雨,困庵中不得归,因录旧作《读文少保信国公传书后》一首呈云逵先生正之,先生击节谬奖,诗云:
  大臣泥首丞相死,
  慷慨兴亡数页书;
  风雨江湖成败日,
  悠悠天地渺愁予。
  云逵先生身后十分萧条。夫人林亭玉女士失子丧夫,生活无着,痛不欲生,终于投身滇池,幸为渔民所救,人们从她的棉衣襟内找到她的绝命书,才知他是一位经受苦难的教授夫人——南开大学陶云逵教授之夫人!南开大学为云逵教授争取抚恤而不得,罗常培、冯文潜、黄钰生先生和云逵教授生前执友、留德同学、哲学家郑昕(秉璧)先生等发起募捐,才将陶夫人及襁褓中之女婴送回广东阳江县的娘家。
  三、红河之行述旧
  一九四三年,邢公畹同黎国彬君接受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任务和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的委托,前往红河上游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这一次旅行中许多不愉快的遭遇中最值得记住的事,就是黎国彬同邢公畹在新平分手之后,一到车里(西双版纳)就被反动政府的军队逮捕,说他是汉奸。跟他们解释不行,拿护照给他们查验也不行,终于定谳,要执行枪决。
  黎国彬是跟邢公畹结伴从昆明出发的。我到滇西南部红河流域的少数民族地区去调查语言,他为了要调查傣族的人文地理,比邢公畹走的更远,一直到了佛海、车里。邢公畹到了元江县傣族区漫漾寨寄寓在一位基督教牧师名Bromme的家里,有一天,牧师得到磨黑教堂里Park女士一封信,信里说:现在磨黑一个中学任教的一位西南联大的校友对她说,黎国彬君为国民党军队所捕,或有性命之忧,不知何故,请她赶快写信给元江教堂转告邢公畹。邢公畹得知后立刻写了封快信报告冯、陶诸先生。后来经多方营救,费了很大一番周折,才使黎国彬从牢狱中获释,幸免于一场意外的灾难。故国江山,虎狼当道,民不聊生,还谈什么科学研究!
  红河之行,差不多用了五个多月的工夫。从地区上,走进了另一种文化圈子;在时间上,几乎走回了好几个世纪。看到了许多古老陈旧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也见到了许多离奇的风俗习惯,颇为真切地认识到了人类生活原始的式样。红河两岸人民的辛酸苦难,特别是反动派、官僚、恶霸、封建势力对于兄弟民族穷凶极恶的欺凌压榨,也完全呈现于眼前。譬如在元江县天宝山彝族区大明庵寨子里的时候,寨子里的人听说政府军队要来抓壮丁了,就在天刚亮的时候,带上干粮躲避到深山大菁里去。邢公畹则鉴于黎国彬君的遭遇,为了避免被抓的麻烦,同时也为了能和寨子里的人在一起,听他们讲话,与他们攀谈,使为期有限的调查活动不致中断,也带上干粮,跟他们跑进深山。人在同一苦难中,是会彼此亲切起来的。在天宝山大明庵寨的经历,乃至整个的红河之行中,许多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邢公畹在磨沙没有找到乡长,在仙鹤街调查傣语的时候,刀丕训君协助他工作。他是一位诚恳的傣族少年,信奉基督教,在教会小学教书。他告诉邢公畹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说:有个姓刘的人,自称是个团长,曾经在昆明军队里当过差,卸职后返回新平。最近为了抓壮丁来到磨沙乡,问乡长索花钱(即银元)一千五百元(合国民党纸币七万五千元)做“路费”,乡长出不起便逃走了。全村家家也锁起门逃到远处去。有天晚上,刘团长领了七、八个兵,拿着枪到乡长家,殴打乡长的妻子,追问乡长到哪里去了。据刀丕训说,这就是邢公畹到磨沙找不到乡长的原因。
  刘团长到这里来不只是为了抓壮丁,而且为了报仇。原来刘某有一哥哥,五年前在新平县当什么卫生委员,来磨沙检查卫生第一道命令就是各家不得留粪,留粪则按数罚款。保长求情说,种庄稼的人怎么能离开粪肥呢!这便激怒了卫生委员,他把保长捆在树上鞭打。村民不堪其苦,青年们更不堪凌辱,亮出耙锄,群起把这个委员捆了起来,想绑到新平县去上诉。走到脚底姆,那家伙吞鸦片烟死了。他弟弟,就是这个刘团长,知道后就在昆明诬告村里人杀害了他的哥哥,从磨沙抓走了十一个人,在昆明监狱里关了五年,生还的只有一个。这是前几年的事了,而今,刘团长仍然不肯罢休,仍然来抓壮丁,打人索款。红河流域虽然地处边陲,而往来的“委员”却不少,什么粮谷委员、征兵委员、卫生委员……。一来就向各乡农民逼索路费,至少要“花钱”二、三百元。
  红河谷地是亚热带气候,山高林密,人烟稀少,许多地方的土著居民寿数都不高。贫穷、疾病流行,加以所谓的“瘴气”,使得有的村寨男子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五,六岁,女子寿数高的也不过半百。元江一带民间有谚语说:“元江河底,干柴白米,有命来吃,无命来死。”初入谷地的时候,看到朝雾暮霭,花草虫虻,觉得都带着毒气,心里惴惴然。停居稍久,才渐渐处之泰然。原野上的植物,除巨大的榕树外,还有椰子、槟榔、菠萝、香蕉、酸角、芒果、木棉、蜜多萝、交趾果等热带植物。还有一种矮刺树,开小黄花,花形如刺球,浓香扑鼻,中人如醉,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晚上,微风吹拂着亚热带的香气,随着明亮的月光穿窗而入。一种不知名的树上结的小果掉进溪水里,铿然有声,使人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感觉。好地方!好人民!可是他们的生活却被那些压迫者、剥削者糟踏成什么样子啊!
  邢公畹在元江漫漾结识了一位老实厚道的彝族朋友,名叫张福兴。他曾在个旧锡厂里做过工,后来到漫漾给教堂里的牧师挑水、种菜、做杂活。他能说汉话,还认识彝文。他的妻子跟着母亲住在天宝山大明庵寨,他回家为我从大明庵借来彝文的经典,还告诉我,寨子里有位白大哥,藏有《唐王入地府经》、<洪水淹世界经》等彝文经典。还有一位瞽目张大爹,从小学过经,今天仍然能背诵。张福兴要我上天宝山,到大明庵寨去,欢迎邢公畹到他岳母家住。
  天宝山,站在漫漾就可以看见,走起来却有三十多里路,途中要徒涉一条宽近百尺的清水河。清水河里水急石峭,使人眼花缭乱,立脚不稳。把行李顶在头上,跨一步,拖一步,衣裤尽湿。过了河,走在泥泞的田埂上,涉小溪数十道,再绕着崎岖小道走二十里,才抵山脚。天宝山呈人字形,大明庵寨在岔口谷中,依山结屋,居民二十六家,都是黑彝族。张福兴一家四口,只有一间依山的屋子,土墙茅顶,除床榻外,屋内西隅盘了一个灶,东隅杂置腌菜坛、篾笼等物。他家对门,还有一间空屋。因为张福兴把邢公畹带到家里,他的妻儿、岳母就到空屋里。后来,邢公畹才知道,那空屋原来也是一个五口之家,近两年,五口相继死亡,寨中人以为是“屋鬼”作祟,因此便弃置不用了。可是,邢公畹的到来,张福兴一家宁可与己不利,住进“鬼屋”,这番心意,令人深受感动。在张福兴的帮助下,白大哥把珍藏的《洪水淹世界经》、《唐王入地府经》等借给邢公畹并允许抄写。经本皮纸墨书,间以朱绘栏线,纸色黄黑,虫蛀磨损之处甚多,展之如对敦煌古卷。张大爹也为我回忆经文,并为释义。寨中人知邢公畹无恶意,只是想学他们的话,听他们“匡古”,便每晚都有许多人到他这里来聚谈,因此邢公畹又获得活的语言材料,搜集到许多有关婚丧习俗,生育禁忌,乃至有关“图腾”之俗的口头资料。
  邢公畹和黎国彬君这次调查,虽然经历了许多惊险,总算都回到昆明,而且带回来许多记录材料:车里傣文贝叶经和纸本经,彝文经的手抄本,少数民族的衣饰和宗教用具等,收获是丰富的。邢公畹所记录的那些材料,四十年来他用全力去保存,所以至今仍然是完整的。
  为了开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开展研究工作,南开大学中文系已在旧疆边人文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了“汉语侗傣语研究室”,并批准为重点科研机构,重新开展语言学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工作。一九八○年,邢公畹偕同年轻一辈的少数民族语言工作者到广西三江一带调查了侗语,写成《三江侗语》的调查报告。一九八一年,年轻的一辈又重访了红河上游的傣雅区,作了四十年后的调查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