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天津的抗日杀奸团
　　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开始了全民抗战，广大的爱国青年不甘心做亡国奴，以各种方式进行抗日活动。有的青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有的参加了国民党包括军统局的地下组织，青年们一腔爱国热情，对各种组织的政治分野当时是模糊不清的。这里叙述的是国民党军统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的活动。
　　(一)抗日杀奸团的成立
　　一九三七年冬，军统局天津站地下组织的一位青年成员曾澈，感到军统站领导的对敌斗争缺乏明确计划，又鉴于有些学生，如李如鹏、陈肇基、窦一统、夏一瑜、华道本，赵尔仁等，曾离开优越的家庭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但所接触的救国军头目们，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抗日牟取私利，结果失望而归。曾澈与这些青年交谈以后，决定在青年学生中组织抗日杀奸团(也叫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
　　曾澈在成立抗团前，先和一些人结拜了金兰之好。结盟的共有十人，其中有的是军统分子，有的是“一二九”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大哥王天木，二哥曾澈，三哥王文，五哥李如鹏，六哥沈某(沈栋之兄)，八哥张斯铭，九哥赵尔仁，十哥陈肇基，其他人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抗团以天津租界为基地，在各校学生中发展组织。建团初期组织极为严密，人数也不多，参加者多是各校品学较优的学生，有炽烈的爱国热情，对敌斗争态度坚决，有的后来被敌人逮捕，受到各样酷刑，也没出卖自己的同伙而从容就义了。
　　当时天津各学校中抗团分子有：
　　耀华中学：孙惠书(女)、陈阎如(女)、冯健美(女)、夏致德(女)、张同贞(女)、黎大展、沈行安、　　　　　　　潘某等。
　　中日中学：李振英、王宝璋、王维彬、赵恩波、孙大成等。
　　汇文中学：王宗钤、丁毓臣、李国材、宋显勇、宋显德等。
　　新学中学：赵尔仁、陈肇基、赵广禄、范旭、宋宝昆、孙福先等。
　　志达中学：章葆娟(女)、翁某(女)、丁益寿、水宗骥、宋显梅(女)等。
　　广东中学：王学源、刘永康(刘洁)、李桂芬(女)、刘蕴华(女)、刘钦兰(女)、李吉芳(女)等。
　　中西女中：刘莉、陈氏姐妹(名忘记，史学家陈垣的侄女)、罗某等。
　　达仁学院：孙湘德等人。
　　工商附中：王文成、蔡秉尧、叶刚骞、倪某、王振鸿、王振鸪、刘友琛、刘友赣、宋文林、张彬儒等。
　　圣功女子中学：张杰(女)、王菊青(女)、王硕芬(女)、于学慧(女)、吴莲顺(女)、魏某(女)、龚某(女)等。
　　原南开中学：李如鹏、杜建基、祝宗梁、沈栋等。
　　此外尚有不知属于何校的：袁汉俊，袁汉勤、章文颖、华道永(女)、华道本、张树林、方瑞萱(女)、方茂萱(女)、徐德贞(女)等。
　　入团时要宣誓，誓词是“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此外读“团训”条文，主要意思是坚决抗日杀好(具体条文记不清了)。团长曾澈，下设组织干事、行动干事、宣传干事、交通干事。李如鹏负责组织，孙大成负责行动。
　　抗团的培训工作。女子大队长是方茂萱，下设小队长是李桂芬、刘蕴华、张杰、张同贞。男子大队长李如鹏，小队长有袁汉俊、王宗钤、祝宗梁，夏廼麟。对团员进行训练，主要通过小队长、小组长，以抗团编的小册子进行讨论，包括抗战的形势以及如何避免敌人的钉梢、对付敌人的逮捕等等。集会经常在团员家中，有时利用某家大楼的平台屋顶。为了便于采取行动，还布置团员熟记汽车牌号，调查汉奸活动情况。
　　一九三九年春天，抗团人数增多，曾澈和李如鹏决定成立抗团骨干培训班，地址在现保定道崇仁里崇仁小学内。名义是补习学校，表面上由宋宝昆教英语，夏廼麟教语文，实际上由李如鹏主讲抗战形势、团员应注意事项、行动原则、保密制度等；水宗骥讲定时炸弹的制作；赵尔仁讲述枪支的构造及使用。
　　规定早晨在民园体育场锻炼身体。每期训练两周，后因人多目标大，恐引起日伪特务注意而停办。
　　(二)抗日杀奸行动
　　抗团成立后，一面开展抗日宣传，一面策划纵火杀奸的暴力活动。
　　每当“九一八”、“七七”等纪念日时，抗团便散发传单，宣传抗日，启发人民行动起来与敌人进行斗争。当我军在台儿庄战场取得重大胜利时，抗团全体出动在闹市区散发捷报。也有的利用清晨或夜间，把宣传品投往住户的邮箱内。一九三八年夏出版《跋涉》刊物，揭露日本侵略军暴行，报导抗战的消息，进行抗日宣传。
　　行动方面由曾澈负责领导，组长为孙大成，成员是赵尔仁，祝友樵、袁汉俊、刘友琛、冯健美(女)、夏致德(女)、王宗钤、宋显勇、李国材、丁毓臣等。具体行动有：
　　纵火行动：抗团成员到出售伪教科书的书店，趁人多买书时放火，对店主发出警告；国泰电影院放映侮辱华人影片《大地》时，抗团在影院座位上放炸弹；又到日本人开的大丸商店放火。这些行动虽然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但却轰动全市，对敌伪政权起到警诫的作用。
　　杀奸行动：王竹林当时是长芦盐务局局长，又是天津商会会长，日军占领天津后立刻担任傀儡组织维持会委员，到处拜访亲朋故友和遗老遗少做敌人的帮凶。经曾澈等研究，认为王竹林地位虽不算高，但活动很卖力，决定派行动组惩办王竹林，起到杀一儆百作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王竹林在丰泽园饭庄请客，行动组得知后迅速行动起来，由孙大成带领赵尔仁、孙湘德等人潜伏在丰泽园门口，宴会结束后，王竹林出来送客时，由孙大成打第一枪，王中弹往后跑，赵尔仁再补一枪，王当即倒毙在门内。王死后，不少原北洋旧官僚都不敢出来为敌人做事了，天津群众对这件事谈论了不少日子。
　　伪海关监督兼伪联合准备银行津行经理程锡庚，积极为日寇效力，也成为抗团暗杀的目标。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行动组得知当天下午程带全家到大光明电影院看《贡格丁大血战》影片，立即派祝友樵率领袁汉俊、刘友琛执行，冯健美为他们带枪支到影院内。组员们坐在程锡庚座位后面，在影片放映中间，祝友樵自后面一枪击毙程锡庚。影院大乱，行动组趁机安然撤出。这次行动使敌伪走狗惶惶不安，、也为天津市民出了一口气。
　　抗团本身没有经费，曾澈从军统天津站拨出少数钱供印刷宣传品之用，进行杀奸活动所需用的经费，多来自知名人士的协助，也包括团员家庭的支持。如天津永安堂的陈经理，他是胡文虎的外甥，他的家(今河北路顺和里)成为各队负责人的联络地点，而且还提供过他的私人汽车为抗团使用。再如静海中学教师李明(李桂芬)，她的家(今滨江道恒和西里)也是抗团活动联络点，团员宣誓就在她家。此外，有些团员的家庭，为抗团长期存放枪支、宣传品等物。敌伪对抗团发动几次大搜捕时，这些掩护抗团的人都守口如瓶，不曾暴露。抗团的交通员多是女性，先后有张同贞、夏致德、冯健美、陈阁如、张耀清、张杰等人。
　　(三)抗团迭遭破坏
　　军统局天津站行动组长裴级三被日特逮捕后叛变投敌，将曾澈出卖，把所有抗团活动及联络地点，告知日本宪兵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天津大水泛滥过后，李如鹏接到曾澈通知，说裴级三不可靠，要大家注意。李如鹏尚没有来得及采取防范措施，次日即九月二十八日，日本宪兵队及伪警包围了他的家(今营口道诚士里，当时是英租界管辖)。这时已经捕到了张树林、陈肇基、刘清和、华道本，被伪警察押着，张、陈与刘、华分别用两副手铐铐着。当日宪警上楼搜查时，具有爱国心的伪警给予方便让四个人跳跑了。刘、华两人跑到诚士里后的益世里一家住户内，他俩砸碎手铐，并请住户大娘将住在益世里对过的张杰找来，让她迅速通知所有团员立即转移。李如鹏和他妻子及姐姐被捕后，没有立即押送到日本宪兵队，先关押在英租界工部局，待办理引渡手续。英租界女警察头目范懿贞同情抗团，暗中给予帮助，她的两个外甥女潘文荣姐妹也是女警察，在那种紧张气氛中，也加入了抗团。因此不久李如鹏的妻子和姐姐都被释放了。英租界警察吴岳也参加了抗团，对抗团被捕人员给予了很多帮助。
　　曾澈在李如鹏被捕时，已隐蔽起来，他还是被叛徒裴级三率警捕获，押送日本宪兵队。丁毓臣在日伪搜捕时曾到北京躲避，住了几天觉得没有事了又回到天津，因而也被捕了。日本宪兵队对李如鹏、曾澈、丁毓臣残酷刑讯，三人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当时曾二十七岁，李二十五岁，丁毓臣二十一岁。以上为抗团第一次被破坏的情况。
　　这期间北京抗团成立。天津成员李振英(李汉成)研制炸药受伤，伤愈后考入北京大学；王宗钤考入辅仁大学；宋显勇(宋棐卿之弟)、黎大展、方佩萱等入燕京大学。孙大成依靠这些天津抗团成员，到北京组织了北京抗团，并吸收了贝满女中的曹绍慧、屠贞等人。北京抗团由李振英负责。一九三九年冬孙大成由重庆返回上海，成立了上海抗团。
　　曾澈，李如鹏等人被捕后，天津抗团遭到极大的破坏，当时孙大成派王宗钤来津了解情况，王找到陈肇基、赵尔仁、夏廼麟、刘洁等。商量重建抗团，继续战斗。随后，王宗钤自北京辅仁大学转天津工商学院，以后宋显勇也回天津，共同参加抗团的整建工作。集会地点设在现在黄家花园红艺照像馆对面俄国人开设的公寓内。重建后的抗团负责人是：组织干事陈肇基、王宗钤；行动干事赵尔仁；宣传干事夏延瞵；交通干事华道本；以及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刘洁。
　　抗团恢复活动以后，由于一些老团员去内地，也有的因日特迫害而停止活动，所以新成员较多。他们年纪小，又缺乏经验，有的抗团干事急于求成，致使抗团再遭破坏。学联成立一个培训班，地点在树德学校(位于今沙市道)，由陈肇基、赵尔仁、夏廼麟负责。学联成员吴莲顺的弟弟，未经陈、赵的许可，自制了炸弹到国泰电影院爆炸，被日伪特务拘捕，暴露了培训地点。一九四○年一月，日本宪兵队包抄了树德学校。当时英国工部局的警察得知消息(有的警察是抗团成员，因单线联系，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便开出警车在英租界故意响笛巡逻，先行报警，使不少团员立刻隐蔽起来。但陈肇基、夏廼麒、吴莲顺、于学惠、王金栋当场被捕。后来，夏、吴、于的家中花了很多钱，才被释放。
　　一九四○年二月李国材自重庆来天津，找到王宗钤说：重庆抗团总部派他来重建抗团，并和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倪中立取得联系。这次重建组织后的分工是：总负责人李国材；组织干事兼学联工作王宗钤；行动干事赵尔仁，后是王刚(赵广禄)；交通干事华道本。这时批准了一批新团员，还批准英工部局警察纪根阿、于培乐等为抗团成员，他们抗日十分积极，设法保护抗团人员。李国材这次来津主要目的是为了制裁裴级三，抗团干事多次侦查，得知裴级三时常出入吴泰勋家中(吴系东北军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之子)，有一次李国材与裴级三相遇，因李动作慌张，引起裴的警觉，不但未能制裁他，裴级三反而加紧对抗团的破坏。
　　曾澈等被捕后，日伪特务跟踪侦缉抗团活动，团员徐德贞被敌特跟踪，在北京车站遭捕，在送往天津途中，她跳车逃跑，后转道去了重庆。一九四○年六月，在原《大公报》楼上，日伪特务逮捕王宗钤，王从后楼梯逃跑，经法租界华人巡官掩护得以逃脱，马上通知李国材、赵尔仁、华道本、刘蕴华，陈忆衡等安全转移。同年七月王宗钤由英工部局范懿贞护送至北戴河，住在英租界警务处处长、英人谭礼士别墅内暂避，然后乘开滦矿务局煤船到上海，再转香港与赵尔仁、赵广禄、戴淦、章葆娟、华道本、张杰等去重庆。
　　这一恐怖时期，重庆抗团派王文诚(刘列)来津。他出于谨慎，未与李国材联系，不久去北京与李振英接上关系。王宗钤离津后，李国材被捕，李振英、刘洁、王文诚也相继被捕。
　　李国材被日寇逼迫押送济南前去指认抗团团员的途中，乘机跳车逃走，当场被抓回就地枪决了，时年十九岁。李振英、刘洁被判无期徒刑，王文诚判十五年徒刑，均押在北京炮局监狱。
　　一九四二年底，抗团大部分团员被捕。在日本宪兵队关押的女团员十人，我只知道部分人员的姓名，她们是华道永、杨庆余、刘钦兰、黄玲玉、雷呈、王菊青、康婉云。后来她们家中花了很多钱才被释放出来。
　　抗团经过敌人的几次大迫害，骨干多被逮捕，活动被迫中止。
　　(四)抗战胜利前后的抗团
　　一九四五年春，王宗钤从重庆回到天津，但并没有进行恢复抗团的活动。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抗团总部派叶刚骞(叶明德)、陈云标来天津。叶即与王宗钤联系，商议如何恢复抗团。此时天津有一个自称是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张允孚，以抗团天津站站长的名义出布告，要团员们到他那里登记。于是很多良莠不齐分子纷纷找他登记，甚至包括某些伪官吏，一时汽车、洋房都到他手中。此时远在界首的孙大成得悉张允孚情况后，立即通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将该处查抄，扣押了张允孚。
　　抗团成员分别参加汉奸清查委员会、警司稽查处等接收机关工作，也有的到大学继续求学。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戴笠来天津时，给团员们发了奖状，抗日牺牲的负责人曾澈以及丁毓臣、李如鹏等进入忠烈祠。一九四六年春，孙大成由北平到天津，在永安饭店召开抗团团员大会提议抗团改名“青年社”继续存在，不少团员表示反对，从此抗团就宣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