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　日　杀　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的广大国土，建立伪“满州国”后，继续蚕食华北，要求华北政权特殊化，利用亲日的卖国汉奸为其效劳，建立起傀儡的冀东政府，又在天津利用日本租界地搞便衣队闹事。1935年夏，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在保定搞高中学生集中军事训练，竟在日本的压力下被迫中止，更加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救亡意识。同年冬，爆发了“一二·九” 学生爱国抗日运动。1936年冬又发生“西安事变”，国民党政府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顺应广大人民的要求，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同意和共产党共同进行抗日救国。1937年芦沟桥“七·七”事变，日军大举侵略我国，我国的全民抗日战争开始了。
　　1937年8月，日军占领了天津之后，居住在天津英法租界地（未受日军控制)，以及日租界和华界的—些青年学生（多为在校中学生）自发成立了秘密的“抗日杀奸团”，也叫“抗日锄奸团”或简称“抗团”。这个抗团以后陆续发展到北京（曾一度称北平）和上海，在八年抗战期间，在这三大城市中，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惩办了一些汉奸，抗团本身也一再遭到日伪宪特的搜捕、酷刑、入狱、杀害等迫害。抗团人前仆后继，坚持斗争，直到抗战胜利，抗团于1946年解散。
　　抗团成立后，首先秘密地印发、分送小型抗日报刊，收听记录抗日前线情况的广播消息；在繁华地区散发或张贴抗日传单，向被日敌网罗当汉奸的重要对象寄送警告信件等。以后抗团逐渐转入暴力打击行动，连续多次烧毁日本军用棉花和其它物资的仓库或运输车辆；几次烧中原公司（总店在日租界，由汉奸徐良为首的股东经营，为日商作贸易），其中1938年夏同时出动七个小组，虽因经验技术关系，未给敌伪造成巨大损失，但影响较大，而1940年的第三次则彻底破坏，给敌伪造成数百万元的巨大损失；多次烧放映辱华影片的光陆、国泰等影院，配合散发抗日传单；烧毁日本人开设的大丸商店；烧日本人主办的、进行亲日奴化教育的中日中学，又在该校招生时放置炸弹搅乱考场；焚烧供应日伪教科书的鸿文书局；1938年12月在丰泽园饭庄（今山东路狗不理包子铺）门前击毙伪商会会长兼长芦盐务局局长王竹林；1939年4月在大光明影院中击毙伪联合准备银行行长兼伪海关监督程锡庚。
　　1938年暑假一些天津抗团成员考入北京燕京大学，成立抗团燕大小组。并在校内发展新成员；1939 年天津抗团又一些成员考入北京城里的大学，开始建立北京抗团，在各中学和大学里发展成员；1940年天津抗团一再遭到日敌破坏，又有少数成员转去北京，但同年夏北京抗团也遭到日敌大规模破坏。1939 年元旦，抗团燕大小组配合天津来人， 枪伤文化汉奸周作人； 1940年北京抗团击毙汉奸新民会《新民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吴菊痴，汉奸建设总署总务局长俞大纯；枪伤北京市工务局长舒壮怀和伪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又纵火烧北京中原公司和印制出售伪教科书的鸿文书局。1945年春，后续的北京抗团人炸北京的日军大华影院，造成日军多人死伤，但执行人王士敏当场牺牲，陈熊被捕后遭杀害。
　　1940年初天津抗团骨干之一孙大成因逃避日特搜捕，由北京去重庆后又转去上海，和从天津、北京转去上海的部分抗团人建立上海抗团，并在大、中学校发展新成员，开始活动。上海抗团没有枪支，就以自制炸药为主和日敌展开斗争。1941年初（阴历除夕）同时炸六家舞场(一处未响)，震惊了全上海；以后在日军宿舍炸伤日本军官；在日本人的东光、融和两影院中放置炸弹，死伤皆为包括日宪的日本军民；在兆丰公园庆祝南京汉奸汪精卫伪政权成立一周年时，抗团李鑫、张志炘和黄昆前去行动，李投掷炸弹，与弹共亡（自已被炸得腹破血流时，仍高呼爱国口号，敌伪大为震惊），张被捕后牺牲，黄下落不明；抗团黄瑞堂，缪维乘日军在虹口公园检阅时，携炸弹投掷，不幸在引爆时自己也被严重炸伤，两人被日军逮捕后牺牲；上海抗团又进行烧日伪的三通书局等活动。
　　在天津抗团早期活动时，就已被英法租界的工部局警方注意。当时租界地有些华人警司人员出于爱国之心，同情抗团活动；抗团也曾在英租界警察中发展个别成员，建立—个小组。所以一些抗团学生身份有所暴露时，本人或其家长得到通知，可以避免被捕。抗团人第一次被捕是1938年初在英租界松寿里（现保定道）的一处编印小报的秘密据点被英工部局查抄， 胡希文和曾澈被工部局拘押， 以后受到罚款、取保释放的处理。1938年8月抗团沈栋因身带手枪被查获，长期扣押在英工部局，未通知日敌宪兵队，到1939年5月沈利用被准许在院内活动身体的机会越墙逃出，以后转去了内地。但1938年夏秋之际抗团中日中学小组的张砚田、赵恩波相继在中国地被伪警察局拘捕，都受到日宪兵队刑讯，赵家中用重金贿赂汉奸，得到释放； 抗团中日中学小组则被迫瓦解。 1939年初春抗团陈肇基、骆永康在法租界被捕，两人在日宪兵队拒不招供，骆受刑伤重，死于日宪兵队；陈刑伤未死，由家人出钱疏通，保释休养后，仍继续抗团活动。
　　1939年日敌封锁英法租界地，加强出入检查限制，并直接进入租界地捕人。由于国民党军统局地下工作的天津站人员裴级三（吉珊）叛变投敌，除一些军统人员被捕外， 1939年9月天津洪水刚退，裴先在金汤桥头诱捕了抗团负责人曾澈；接着日宪特又到英租界诚士里逮捕另一抗团负责人李如鹏，同时在场被捕的还有李妻童瑛和李姐李荪云、以及陈肇基、张树林、华道本、刘洁（刘永康）四人，但这四人又乘乱中逃走，童瑛和李荪云未暴露她们的抗团身份，都以家属身份由英工部局要回后保释；以后日宪又通过邮信检查逮捕了已避去北京的丁毓臣；又在华界逮捕了一个抗团小组的吴纪元、 杨大森、 孙星联、赵小亭四人；延至十月底又有钱致伦在塘沽登轮准备南去时，被裴逆认出而被捕。这批被捕抗团人中，曾澈、李如鹏、丁毓臣、吴纪元均被日敌杀害，另有李泉霖如何被捕未能查明，只知他死于日宪兵队中。
　　1939年春、抗团开始建立另一秘密组织“学生抗日联合挺进会”（简称“学联”或“挺进会”），吸收年龄较小的中学生，为抗团储存后备力量。 1940年1月下旬抗团刘洁率“学联”成员在中原公司影院和国泰影院两处同时放置炸弹，但因技术故障，未能引爆， 却被日宪在事后查获线索， 搜捕到一批“学联”成员，因他们年龄较小，又通过家长贿赎，得到释放。但日宪又在英租界树德小学（今和平区沙市道）逮捕了抗团陈肇基、夏乃麟、丁益寿和原学联成员王春泉等人（现场被查出爆炸器材），均被判刑送入北京炮局监狱，其中王春泉刑期最短。刘洁于失事后避去北京，当时幸免未被查获，“学联” 也随之瓦解。
　　1940年2月由重庆返回天津的抗团李国材于同年7月一次尾随并企图制裁裴逆时被裴发现，日宪逮捕了李和在天津的抗团章文颖、潘祖莘、张同珍（女）、谭国瑞等多人。李又被日宪押去济南后被杀害。其余人通过家属贿赎获释，但章文颖因受刑伤过重，随即逝世。
　　1940年由昆明重庆返回北京和天津的抗团王文诚活动不久，同年7—8月间随同北京抗团被日伪警宪侦破而被捕。北京抗团被破坏始于冯运修在自己家中拒捕，打伤伪警局特高科长袁规后，因寡不敌众，用最后—颗子弹自戕身死。刘洁、王文诚、李振英、叶于良、应绳厚、周庆涑、孟庆时、王知勉、张家铮、李澄溪、王肇杭、曹绍蕙（女）、朱慧玲（女）、纪凤彩（女）、纪树仁（二人是姐弟）等十多人被判刑送入北京炮局；另有郑统万、郑昆仑（女）（二人是兄妹）、乐倩文（女）、魏文昭（女）、魏文彦（女）(二人是姐妹)等人被捕后，由家人贿赎获释，但在日宪兵队中同样受酷刑审讯。其中刘洁、李振英、叶于良三人被判死刑改无期，其余人刑期长短不等，但纪树仁病逝于狱中， 李振英在1945年8 月日降后出狱时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只有李家淦先于刘洁被捕，下落不明。
　　1941年10月上海抗团孙大成在试验炸药时失事，被炸断左臂，和在场的钱致伦（见上述1939年10月底在塘沽被捕后1940年11月出北京炮局监狱，1941年1月转去上海抗团）叶以昌（原天津抗团燕大小组) 同时被租界工部局收捕，在场的方警华及时逃走幸免；同年12月太平洋战起，三人一并被移送日宪受刑讯，坚不招供，未涉及其它抗团成员；1942年春由陆老太太出重金赎释，钱、孙两人先后去重庆，叶回天津。
　　1942年末原天津抗团人郑有溥（化名“老万”）被日宪逮捕后叛变出卖，致使又一批抗团人先后被捕；其中华道永、张耀清、王菊青、王振莺、李吉芬、王硕芬、曾庆珍等女学生，由家长贿赎，从天津日本宪兵队中保释；杨庆馀（女）、潘文荣（女）被押送北京日军法庭后未判刑也得到保释；陈肇基、王振鹄、 吴樾、 叶以昌（叶绵）、刘钦兰（女）几人由北京日军法庭判刑送入北京炮局监狱；袁汉俊（1939年在天津参与制裁汉奸程锡庚案后去重庆，1942年返回上海后又转回天津）被日军处死牺牲。在北京被捕的王振鸿、王松林、王松竹等人未被判刑。（陈肇基于1940年第三次被捕后由天津被押送北京途中跳火车逃跑，又被日军抓到，判刑入狱后，1942年得到提前释放，继续抗团工作，去界首后返回天津，第四次被捕，1945年日降后才出狱。)
　　1943年初，郑的出卖继续波及到上海抗团，由重庆来上海的申质文、 祝宗梁， 和原在上海的罗长光、陈泽永、向传纬、李道义、石厚瑛（女）、陈莲珍（女）、马树棠、共九人被捕。他们受到暗中的营救保释。但同年9月又有由天津转来上海的陈维霖则被捕后死难。
　　1944年在北京建立抗团秘密据点的冯智光、董振宇被捕，据知被送往日本劳工后牺牲。（1951年5 月23日《人民日报》公布被镇压的汉奸伪北京市警察局长游伯麓罪状中说，冯、董两人由伪警局送交日军宪兵队后下落不明。）同年在上海抗团的罗长光再次被捕，同时还有夏逸农、郑素云等五六人。其中夏直到1945年日降后才获释。1944年在天津又有李继虞被捕后失踪。
　　1945年3月（见上述）北京抗团炸大华影院， 王士敏、陈熊两人牺牲之后，同年夏北京抗团另一小组再炸国泰影院时因炸药失效失败，但该小组林建、赵敏行、邹炳哲、王苏新四人于7月被捕，8月日降后9月才获释放，其中王苏新因所受刑伤于1946即逝于家中。
　　抗团成员主要是青年学生，因此在制做炸药中多次发生事故： 1938年1月为了警告供应日本军装的天津大众袜厂，在制作炸药时，刘福庚受重伤后牺牲，李宝仁面部留下了疤痕。以后又有李振英、向传纬等人先后因制作炸药事故受伤。 1940年8月末朱国钧在炸中原公司成功之后继续在家中制做炸药，同年秋末发生事故被炸死。1941年10月在上海孙大成（孙若愚）在检查炸药中炸断左臂已见上述。
　　由于抗团始终是秘密组织，主要在沦陷区活动，没有留下自身的档案史料，成员相互之间很难全面了解，又不是直属某一机构，所以并不确知成员多少。但可以明确的是1945年日敌投降后，抗团即停止发展成员，也未向社会上公开过组织名称，而且在1946年上半年就按照许多成员所表达的意愿，又奉国民党政府的指令，抗团解散，不复存在。按照访查资料估计抗团成员前后各地总数当在数百人以上，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被捕人次数在一百以上，殉国死难者廿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