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报人刘髯公之死
  天津沦陷后,爱国报人刘髯公不愿做亡国奴,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最终被日寇折磨致死。
  刘髯公,武清县杨村镇人,回民。其父辈早年在运粮船上当船工。髯公兄弟3人,其居长,青少年时就读于私塾,及长有志于军旅,投身于王金铭将军麾下。辛亥革命后壬在滦卅起义失败就义,刘退役返里。后曾在法国大使馆任录事。常以国事日非所焦虑,拟创办一真正代表民意的民间报纸,为老百姓说话,司民喉舌。遂在天津与好友聚资,于1924年创办四开四张十六版的小型日报——《新天津报》。后相继出版了《新天津晚报》、《晓报》、《文艺报》(兰日刊)、《新人月刊》等,并每周出版铜版硬纸画报一张,随日报奉赠。后《晓报》、《文艺报》停刊,又设立新闻函授学校。《新天津报》畅销华北各省,达5万余份,晚报也日销2万余份,在当时新闻界中有相当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义愤填膺,《新天津报》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对不抵抗主义者视若仇敌,因之每日必有对抗日将军马占山、冯占海、蒋光鼐、蔡廷锴以及十九路军、东北联军英勇事迹的揄扬文章,深得民心,因而销路大增。
  1937年7月28日,《新天津报》发出号外,以激昂愤慨的文章向天津父老告别,在文章里道出抗日必胜的信心。这是侵略者最为恼火的。但日伪当局也认识到《新天津报》发行量大,读者遍及华北,各省,如能够利用,是大有利于推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的,于是便想方设法在刘髯公和《新天津报》上打算盘。 天津的大汉奸高凌蔚上乘敌寇主子的使命,率领一帮走狗在匆匆忙忙地筹组“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订于8月1日在国民饭店开筹备会,内定邀请刘髯公出席。当时有一个东亚医院翻译王小言是回民,与刘髯公有旧谊,他是日本人的走狗,便大包大揽自荐去作说客。王小言想:刘髯公是主张抗日的,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容他不得,他若有自知之明速来投靠。戴罪立功,也许还能保住身家性命,不然是没有好结果的。王小言这个汉奸是按他的想法去向刘髯公招降的,又谁知算盘珠子并不如意。进门还没开口,刘髯公便大骂起汉奸亡国奴。王小心翼翼地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新天津报》是抗日的报纸,大势所趋,不能背天而行……”,“那叫放屁!你有什么话直说罢,不用转弯子!王小言小声细语地说:“刘社长你今天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实力雄厚,得来不易,日本人也知道你的为人,也知道您是抗日的英雄……您今后……",“说下去,我不会怪你!说吧!。”。“刘社长,是这么回事,高凌蔚要成立治安维持会,订1号下午、3时在国民饭店开筹备会……想请你参加,您能去吗?”刘髯公一阵大笑,吓得王小言面色煞白,坐立不安,不敢再说下去了过了几分钟,刘髯公对王小言说:“你的使命完成了,我没什么话要说,你请回吧,我去就是了。1号下午3时在国民饭店。你请罢!”
  王小言又惊又喜,也看不出、摸不着刘髯公是什么意思,这个人从来不说假话,他真的去?他也许顺风转舵,投效皇军?于是便赶紧说:“刘社长,你去他们最欢迎不过了,我来接你!”“不必我坐自己车去,你请吧!”王小言走了。刘髯公一肚子闷气,便破口大骂起来。转天1号,刘髯公并没去开会,却告诉门房工友“如果来车接我,就说回头自己去,不用伺候。”就这样给了敌伪一记闷棍。
  8月2日,天阴下起小雨。刘髯公听家里人说;“特二区下坡,东天仙戏院门前道边,有一两千农民扶老携幼,在雨里浇着,说是逃难的。鬼子在村里胡作非为,真是禽兽不如。”刘髯公听了,喘出一口大气,披上雨衣便出去,要看个究竟。家里人是拦不住的,又怕出了意租界,叫日本人逮走,可不是件小事,便叫个开车的跟了去。刘髯公看到当场情况,不由得咬牙切齿,他的慈善之心又在萌发,看见东天仙戏院便有了主意。东天仙的房产权是属于意国仪品公司的,他与该公司的华人董事长是朋友,便马上借电话与董事会通话,说清情况,要以中国人的良心来拯救一下这批难民,戏院给难民暂住,“一切由我刘某负责,租赁款子我付!”就这样难民进了戏院。一时楼上楼下前台后台填得满满的。还有几百人挤不进去,又交涉戏院对面尚未竣工的铺房,也是仪品公司的产业,余下的难民也暂时住下。事情办完,刘髯公才嘘出一口气,稍微安下心来。髯公回到家里,想到时已入秋,难民的衣食是个问题,要赶紧想办法筹备救济。当天半夜便给住在英租界的知名人士雍剑秋、常小川等人通了电话,和他们商量有关救济难民的计划、。雍剑秋便说:“这是好事,明天你来我家,咱们大家一起商议商议。刘髯公非常满意地和衣而卧,却久久不能入睡。
  8月3日,刘髯公破例起了个大早,刚到10点,就坐上自己的车奔向了英租界。当车刚到万国桥(解放桥)时,在桥口停下来,等待检查。有两个汉奸特务认出汽车的号码是刘髯公的车子,便报告了宪兵队,马上把刘髯公拉下车,拽到宪兵队的汽车上,开往日租界花园宪兵队去。刘髯公进了宪兵队不会想不到后果的,但他先是忧虑同胞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后才意识到自己已到了人生终点,还有什么顾忌的,从走进刑讯室时,便以训斥和咒骂回答敌人的审问。他喜好京剧,就用悲壮高亢的唱腔倾述他的愤怒和郁闷。他唱“宁武关、“战太平”及戏文“大将难免阵头亡”他是与敌人在战斗。因为不回答敌人的询问,敌人便先叫那些野兽们残忍地摔他、打他,他那瘦小的身躯,哪里受得住,只是强忍着疼痛不停地叫、骂、唱。第二天敌人请他到客厅里吃茶、谈话,他仍然是笑骂不休。日本人劝他与之合作,继续出版《新天津报》,鼓吹中日一家“同文同种”,“共存共荣”。髯公哪里听得这些屁话,便骂出了极难听的话,累了便闭目休息,一语不发。
  日本法西斯再也装不成假文雅,便拿出二张《新天津报》号外《告别天津市父老读者书》,问道:“这是你的?什么的干活?”刘髯公把那张报抢到手里,看了又看,然后向那个鬼子唾了一口吐沫,大笑起来。那个日本军曹真的火了,向旁边呶呶嘴,立即走过来两个日本宪兵,把刘髯公扭翻在地;用一条大木棍往他身上猛打。只一下子,刘髯公的左腿便被打折了,殷红的鲜血由裤管里渗出来。刘髯公仿佛是一个木头人,没呼痛叫饶便昏过去了。敌人用凉水把他喷过来,他只有微弱的呻吟和谩骂,此时他只有这唯一斗争武器了。他看见那张号外,又拿起来,蘸着腿上的血,一块一块地嚼烂咽进肚里。此时刘髯公掉下了从不轻弹的眼泪。在敌人命令下,两个宪兵拽着刘髯公下了楼,走进地下室,在一个污水池边停下,把他扔了下去。水牢里的水并不深,刘髯公日夜泡在污水里,成团的蚊子围着他。日本鬼子两天一提审,三天一谈话,由于他身体非常虚弱,形若瘫痪,已失去活动能力,每次提审与谈话都是不欢而散。日本人达不到目的,又舍不得将他置于死地。拘押一个多月,刘髯公已然进入昏迷状态。敌人又派人向刘髯公家属传达:“刘社长命不保,要想他活着出来,唯一方法是赶快答应日本人要求,报纸复刊。你们家里人去说服他,去见个面,事不宜迟,越快越好!”结果他的弟弟刘渤海、儿子刘承年去了日本宪兵队。只见刘髯公怒容满面,一直骂不绝口,谁还敢提出附逆复刊的事,只得安慰了一番,匆匆退出。
  为了救人,家人亲友不顾一切地到处取保,由回民代表随同去宪兵队接人,家属背着刘髯公答应《新天津报》复刊后,才把他接回家中。刘髯公回家后的第三天,召集《新天津报》的主要编访人员到他的病榻前。他有气无力地说:“大家为我担心了,说着掉下了眼泪。大家安慰他,请他安心养伤。他说了不足十几句话,一是:“《新天津报》不再出版了,大家都是榜上有名的,要各自小心,另觅生路,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相信中国的抗战必然胜利,日本最终是必败无疑!”第二是嘱咐家人“千万不要把《新天津报》拱手送给日本人,咱们有十几部小说底版,可以生活无虞,不要附逆、复刊!”虽然话不多,但道出了一个爱国报人的心声。
  刘髯公伤病沉重,虽经多方医治,但已然回天无术,于1938年10月26日,含愤以殁,时年4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