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天津人民的抗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平卢沟桥挑起冲突事件,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首先占领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及华北大片领土,国民党军政机关被迫撤离。其后,远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虽曾不断派遣特工人员潜人天津,但始终活动规模不大,未能形成对日伪统治的威胁。当时在天津周围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人民武装力量。
  1936年2月,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委成立。党的活动更加广泛、深入,重点在老龙头车站周围地区及沈庄子、王庄子、郭庄子等一带,和工人集中的冶金铁路、轻纺系统。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艰苦的地下抗日战争。
  天津人民早期的抗日活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后,于7月下旬向天津发动进攻,月末天津陷落日寇之手。
  铁路天津东站,在旺道庄、营门口与唐口之间,有一处路段叫“下九股”。当时,常有日本军用列车停在那里。“下九股”一带铁路,当时没有围墙,只用些铁丝网拦着,只要扒开些就可出入。7月28日,此处正停了一列日本军用列车。天津河东地区,是劳动人民居住区,绝大多数居民为贫苦的体力劳动者,性格直爽,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住大旺道庄、复兴庄一带的居民,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当天夜间就破坏了这列军用火车上的物资。这一事件,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抢粮台”。
  开始,由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袭击了列车的守卫,砸开了车门,就搬运车上的东西。随后,闻讯而来的群众越来越多,凡是车上的东西,能背的就背,能扛的就扛,一人弄不动就两人抬。就连一丈多长的松木板都被抬走。搬运来的东西,如大米、大麦仁、饼干、罐头、鱼干、虾皮、酱油等,都留着吃;其余的钢盔、防毒面具、松脂火把、帆布水桶甚至大松板,统统扔到振昌里、墙子河附近的大水坑里。日本侵略军对中国老百姓“抢”它的“军列”,不会善罢甘休。两天后,日本鬼子一方面到大水坑里打捞东西,一方面对复兴庄、李公楼、泰东大街一带大肆搜查。如果在谁家发现一点蛛丝马迹,这家人就被带走,结果是九死一生。住在泰东大街一铁路职工刘某,扛来一包大麦仁,原来打算留着吃,后来听说要搜查,就连夜扔到大坑里去了,由于收拾得干净,本人也躲起来了,才逃过了这一劫。住在庆和大街王家胡同的王某,扛来一木桶酱油,听说要来搜查,也把它扔到大水坑里了。万没想到这种日本酱油气味很浓,扔了以后屋内还有味,搜查时日本兵闻到气味,当时就把王大爷带走了。王大爷被抓后,送去当了华工,为日本侵略军的军火船队拉纤。后来,在独流附近乘日军不备跑了回来,回天津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家,住在亲戚家,总算保住了一条命。日军担心群众再袭击“粮台”,在东站站台上架设了机枪,封锁地道,见群众就扫射,更残酷地将街道两旁的房屋洒上汽油,放火焚烧,不少无辜群众葬身火海之中。
  “六号门"搬运工人的斗争
  老龙头火车站(今东站)河东货场的建成,为铁路装卸货物的“脚行”(装卸业)应运而生。仅河东的脚行有十多家。其中东货场六号门的马家脚行,占地优越,生意兴隆。脚行头子为了维护个人势力,大多加人帮会,与军、警、特、宪相勾结,有恃无恐,对工人残酷剥削,任意打骂。六号门的搬运工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同脚行头子展开了英勇斗争。
  家住河北省文安县的农民魏鹤林,因在原籍无法生活下去,于1938年到天津拉洋车,不久经朋友介绍到东货场拉小套,有时也在铁路上干活。1940年魏鹤林经过同乡地下党的介绍,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魏鹤林按照党的指示,在东货场开展了地下活动,深入搬运工人,宣传抗日道理,启发工人觉悟。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必须团结起来,同脚行头子作斗争。1942年秋,不断觉悟的搬运工人,有了罢工求生存的愿望。魏鹤林通过看门的“刘大爷”联络了苑佩起、张汝祥、黄玉春等一些思想进步的工人,决定发动工人罢工。他们研究了复工的三个条件。第一,提高工资,运一件货物由7角涨到1元7角;第二,不准随便打骂和开除工人,不能限制工人自由;第三,工人有困难,掌柜的(脚行头)应借钱给工人。经过几个骨干的串联发动,工人们纷纷响应。
  罢工那天早晨,300辆大车、地车摆了满满一院子,五、六百名工人一个人影儿也不见。把脚行头子李林吓坏了,他马上派人四处寻找工人。工人们说,复工必须答应三个条件,不答应决不复工。脚行头子看到工人们态度坚决,另一方面工人罢工,使火车货物卸不下,运不出,影响脚行生意,还得罪了日本人。最后被迫答应了三个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的胜利,大大增强了工人斗争的勇气,魏鹤林也于194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继续留在东货场,一方面了解铁路军运情况,一方面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宣传群众。一直到日本投降前,东货场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工人们用怠工、破坏工具、火烧仓库、损坏军用物资等方式进行斗争,延迟了日本侵略者的计划实施,打击了脚行把头的气焰。
  火烧日寇军火库
  1937年,日寇为了侵华战争的需要,把天津作为侵华战争的基地,在车站码头等修建了不少军用仓库,在大王庄靠近车站地区修建了华蒙仓库,储藏军用被服,在天津海河东岸划地为界,强占了三个自然村小孙庄、郑庄子、娄庄子,圈地426万平方米。日军在建仓库过程中,强行侵占农田,拆除民房,挖掘坟墓,坑害华工,历经5年的时间,于1942年建成了一座亚洲最大的军用仓库,名为“北支那野战军货物厂本部”(华北物资总库,俗称新仓库),军事编号“1820”。
  解放后,在一次基建中,从地下挖掘出日军当年绘制的一幅大型“新仓库”建筑分布图,保藏良好。下面部分材料是由80岁李殿生老人口述:
  这座军需仓库的建立,日本军部颇下了番功夫。日军利用这一带有利的地理环境,背傍海河,北临津塘路,西至小孙庄,东到贾沽道,修建了一道周长10余华里的高高护库墙。沿墙每隔一段距离还建有隐蔽碉堡,同时还在高墙的转角处,重点筑成大型角堡,构成扇形控制火力网点。各处都设有嘹望岗楼,岗楼之间通有电话,随时联络,一有情况,立即报警。在库墙周围,还挖掘了一条宽50至100米,深5至6米,最深处达9米的护库河,引海河水注入。护库河有两个作用:一是控制进出,二是便于防火也是消防水源。平时有日军武装小火轮,绕库外环巡逻,防守森严。为了预防空袭,做好隐蔽,日寇除将仓库屋顶漆成迷彩图之,还在河边及内墙、库旁,种植了大量的杨槐、垂柳。
  新仓库是一个综合性军用仓库,为日军在中国修建的沈阳、丰台、天津三大仓库之一,天津是最大的一座。分东库、西库,共有库房40余座。储存医疗器械、皮革、木材、黄麻、被服、粮食以及饼干、酱油等军需物品,是在华日军军用物资的储藏、转运站和大本营。为了转运方便,设有一条铁路专线直通仓库。
  有火车,就需要装卸工。日军在大直沽一带招用了大量华工进库搬运,其中一部分是13、14岁的童工。仓库的防守很严,连日军家属都不得随便入内,他们集中住在库外附近的诚友庄(现棉纺宿舍)特建的平房里。
  搬运工进库门时,要先到席棚脱掉衣服,再跳过一条一米宽的小沟(为了防止夹带违禁物),最后进入更衣小屋,换上库里统一的灰色工作服。仓库严禁携带火柴一类易燃物,一旦搜出,立即治罪。进库后,5人一行蹲下,工头拿着名单点数;到达各自的工作库房,还有一岗再次对数。下班出库时,同样也要经过这番带有侮辱性的操作。每座库房都建有分叉小铁道,直通库内,货物从火车上卸下,直接装入小轱辘车,然后由搬运工推进库房由童工2人推一辆卸货,往返不停。
  1943年,共产党员魏鹤年奉派来津,指示魏鹤林设法破坏敌人的军需物资,配合游击队进一步打击敌人。魏鹤林即与赵景全(中共安次县委派进天津工作的)、王守珍(铁路巡道工人,党的地下关系)商量,决定破坏敌人存放被服、冬装、鞋等军需品的华蒙仓库。
  一天,王守珍在下九股巡道,行至华蒙仓库门口时,发现不少人往里搬运东西,大概是凭牌领工钱,军警不逐个检查。王守珍把巡道工具放到一个茶摊上,向茶摊掌柜说声:“受累,给看一会儿。”便把一块随身带着擦汗的粗布毛巾搭在肩上,一转身混进搬运工人里,扛起一个大包,随大溜进了仓库。出库时借擦汗的机会,偷偷向周围观察,发现货物大多露天存放,靠库墙根每隔二三丈一垛,垛顶上盖着苫布。了解情况后,他向魏鹤林作了汇报,建议放火烧仓库。魏鹤林同意后,立即与赵景全、王守珍反复研究了行动计划。一致认为还是夜间采取行动好,不易被敌人发现。事前,他们经过反复实验,找来几个铁制罐头盒,装上少半烧热后有余温的炭火,上面再铺上木锯末及碎棉花等燃点低的物质,有余温的炭灰在一定风力下会将上面的易燃物烘燃,先冒烟,后起火星,进而燃烧。制作了6个引火装置。在一个刮大风、又没有星光月亮的夜晚,他们三人摸到华蒙仓库墙外,将这6个引火装置一个个地投进仓库,约过了两支烟的功夫,仓库火苗腾空而起,随着风势蔓延,越烧越旺。这次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我抗日武装的冬季攻势。
  1944年秋,天津近郊开展对日作战,直接震动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的统治。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日寇,魏鹤林根据党的指示,与王守珍研究策划用雷管引爆的方法,炸毁新仓库内弹药库(军火库)。于是,魏鹤林通过地下关系,从冀中根据地弄来5个雷管和引爆装置,交由王守珍执行任务。王守珍接受任务后,认真思考炸毁方案,他知道铁路下九股的机车经常进出新仓库接运货物,便主动与下九股机车司机、司炉和装卸工人接关系,并从他们那里得知有几节拉军火的车皮要开进新仓库。这天,王守珍把雷管和引爆装置隐藏好,凑到装卸工友堆里聊天,说:“我跟你们走一趟行不?你们吃肉,也得叫哥们儿喝点汤呀!”工友们很讲义气,说:“兄弟,没说的”于是,王守珍搭上列车进了新仓库。机车在军用库门前停下,几个端着刺刀的日本兵监视着工人搬运。王守珍专扛大箱子,汗流夹背,轻拿轻放,格外卖劲。一个日本兵拍着他的肩膀,直挑大拇指。快卸完时,王守珍趁日本兵不注意,将一组5个雷管塞进紧靠库门的两只弹药箱缝里,接上引线,拴在门下,只要一关门,立刻就会引爆。卸完车,日本警卫点完装卸工人数,喊叫着把工人全部赶上列车,命令立即开车出库,不许停留。机车开回下九股,不大功夫,就听轰隆一声巨响,接着浓烟大火出现在新仓库上空。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天津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沦陷区内坚持与日寇斗争,直至抗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