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难友刘髯公先生
　　　　　　　　　　　　　　　　　　　　（一）
　　1937年8月16日晨，我从北平养蜂夹道静生生物调查所宿舍老同学王启无处往北平车站。7时半进站，启无旋去。9时40分开车，几乎站站停车，等候对面开来的日本军车开过。直到晚8时许才到天津东站。下车人多，等待放行。站内人多，许久才挨到出站口，日人听我说是清华学生，留下不放行。最后随同三五十人押到特三区大中银行货栈院内。忽有一日兵对一中国人乱踢乱打，另一日兵见之，颇有不为然之表情。后者见我察觉，就用汉语说：“我在商业学校上学，毕业后可当店员养家。因为中国人太好战,挑动起事端，才被抽调来到中国。”随后日人又加盘问，放几人，馀人押到货栈二楼。房中还有几位中国警察，谓与撕毁日本布告、传单有关。这时有的警察正遭日兵乱打。
　　8月17日晨又讯问，至12时许，仅剩5人，我外尚有黄品长、谭彦和、田金铭(后始知乃假另一同学之名，实名全广辉)、白家祉，都是清华学生。除黄品长在找其同屋时曾见过但不知其姓名，其余3人全不相识。下午2时许，用无篷无座位之小汽车解至日租界(宫岛街或荣街)日本宪兵本部。将个人行李及随身钱物等登记扣下，分别关进黑屋子。
　　　　　　　　　　　　　　　　　　　　(二)
　　这间黑屋子约有五六平米，前面为木桩栅栏，门内有一尿桶。屋内先有一人，躺在搭搭密上，衣服褴缕，乱发长须，有似南市乞丐。自报是《新天津报》社长刘髯公，并谓前些日子乘汽车从意租界报社往法租界，在万国桥(今解放桥)头遭日军劫持至此，遭毒打伤腿，拘禁此屋。其妻来要人，即被拘禁；其母又来，也遭拘禁。现在腿伤出血，沾住裤腿，躺着稍一转动，疼痛难忍云云。其状殊为可悯。
　　8月18日下午又来一人，自云师潜叔，为崇德堂翻译、天津《益世报》董事会秘书，今日同经理生宝堂从意租界报社去法租界，在特三区遭劫。全身财物，除皮腰带外，均未扣留。我等则财物手表等均记录扣下，惟我的布腰带漏检带进。我为师君述刘髯公所告。师谓此乃刘惊惧疼痛以致昏迷之言。师谓髯公在天津沦陷前痛斥日寇发动侵略战争，杀害中国人民。沦陷后虽不再责骂，日人记恨已深，故遭此毒打。刘于8月3日被捕后，该报一度停刊，有人认为不妥，乃又复刊，现仍在刊行。其家当然要设法营救，并无其母妻前来要人被扣之事。此后髯公神智渐清醒，惟其伤痛难忍。有一夜痛打极，要我的布腰带悬梁，谓我等可托词睡熟不知，不致受累。我告以我们同患难，共死生，难听君先行。
　　髯公谓其去法租界之前，有过犹疑，不意竟遭此难。至于被捕前后情形，刘未说，我们亦不便多问。自8月17日至9月5日与公相处期间，他未曾被提出审讯或谈话。偶有一次或两次。日人就牢房窗口处命他辩认像片中之人，他竭力抓住木桩，勉强站起来。但因视力太差，看不清楚。
　　髯公曾见告：此中尚羁押有日本人，系与通州事件有关的责任者。惟日人每日得放风。而中国人则不能出牢房一步。
　　8月21日刘说可乘送饭送水之机，托中国人传递消息，无钱可嘱收信人付给。每顿饭，先送饭菜，有日人押看，后送水即不押送，可乘此时交之。余已无纸笔，幸师潜叔有纸，屋内有一小铅笔头，余乃写信给伯兄设法援救。但此信未送到。
　　8月25日 感冒，晚发烧甚高，师君为用手耐心按摩。
　　8月26日 久无回音，今日再写信给伯兄。
　　8月30日 得伯兄回信，已多方设法，嘱勿过于忧虑。伯兄赋性懒散，得余书，昼夜寝食难安，各处奔走，不知休息。
　　髯公为回民，潜叔奉天主教，余则无宗教信仰。有时三人亦讨论宗教问题，但从未发生过争执。我们三人互相鼓励，今后要多注意恢复健康，保养好身体，各自就各自地位，努力多为救国利民做好事，越多越好。不要忘了我们今日的相识。
　　平时多静坐、静卧，各有所思。如有所感，大家亦互相交流。
　　大家思路展开了，情绪也稳定多了。原来三个人共食两份饭，还吃不完，只能倒掉。每相谓叹曰：“咱们遭这份难，还这样暴殄天物，真是作孽!”后来各领一份，仍觉得不饱。
髯公认为：我们身经这番磨难，必须把国家的凌辱，人民的涂炭，原原本本，写成信史。留给后人。以写好“华北沦陷之惨痛”互相勉励。
　　　　　　　　　　　　　　　　　　　　(三)
　　9月1日 被拘已半个月，从未讯问。今日下午，闻提讯谭彦和，约五小时(师君有表)。距离似甚近，问答可清晰听到。
　　9月2日 上午闻续讯谭彦和约三小时，下午闻讯黄品长。
　　9月3日 上午闻讯田金铭。下午提讯我，讯问人渡边千秋，通译折濑敷实。自一时余问至三时余，约二小时。主要问：北平学生反日情况，清华反日情况。我说：我因肺病休学两年，曾大口吐血多日。我长期和病友住在肺病疗养室(设在校内三院)。肺病传染很危险，很怕人，我也不愿意传染别人。原来熟悉的同班同学已毕业离校两年了，新同学绝少接触，几乎全不认识。加以先父新逝，有服在身(臂尚带黑纱)。心情不好，身体不好，功课重又不能过力，需要多休息，更无时间与精力和同学交往。校内情况实在不清楚。最后把我听到谭、田、黄三同学回答相同的，择答以对付。我还告诉他们，四人之中，只有黄品长我见过。我识识他的同屋，和他没有交谈过，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其余三人根本不记得见过，也没听过他的姓名(其实这都是实情)。临完，手印，回屋。刘髯公告我，师君于我受讯时，始终直跪祈祷，我深受感动。
　　9月4日黄品长原与生宝堂同屋。今移来此屋。
　　9月5日上午十时许被提出，与“田金铭”同被释，财物发还，说是误会。拳曲黑屋子二十天，腿软眼茫，在街上阳光下，立无力，目难张。急呼人力车同至法租界劝业场。至梨栈人法租界时被阻索通行证。我与法兵交涉。我虽在校修过法文，但很不扎实，会话能力更差。潜叔曾教余几句可能用得上的话。大意是“我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被日本宪兵队扣押多日，现得释放。我要回英租界的家，请放行。”这时真用上了。惭愧的是说着说着蹦出几个英国字。法兵笑曰：“你就说英语吧!”乃放行。全广辉至惠中饭店存物，我至隆顺榕存物。偕广辉至三友实业社购生活用具。至龙泉澡堂，当即电告伯兄。入浴。伯兄立至，惊喜难喻。理发后，三人同至惠中，广辉取物，我找到惠中经理孟少臣，传刘髯公之托，谆请其设法，孟慨叹不已。即随伯兄至伯母家，时母亲及姑母均避居于此，乱中欣慰忧伤之情，尽在不言之中。同伯兄、广辉步访工商学院刘司铎，不值。又至庆厚里嵇同懋同学处探黄品长消息，亦不在。归。晚，全广辉留住于伯母家。
　　9月6日早，工商学院训育主任刘廼仁司铎(惠卿)及徐保和(子民)来访。为述师君事，并将师君托带出装布腰带内之金城银行支票贰百圆交之代取交师夫人，旋去。同五弟取回行李，途遇嵇君，知谭、黄均已出。午后，王瑞三来视，因致谢意。晚，谭、全两君来，旋同谭至嵇君家视黄品长，遇王守惠，陈锹等。全广辉仍住伯母家。
　　9月7日上午，独往师宅见师夫人及诸子，略述宪兵队中情况。师夫人说，贰百圆已收到。并谓：吾人平日言行奉教无违，吾夫无死法，如主别有安排，亦惟勤谨奉主，如是而己。闻之不胜凄楚。
　　9月9日晨，白家祉来言，五人之出，乃其兄托人之力，须送礼，礼已备好，每人须摊20元，乃与之。
　　9月10日下午至白家祉家，同往致美斋赴其兄之约，饭后归。
　　9月11日上午，谭、全、黄、白四人来，旋去。王启无来，知杨承元被拘时受刑。
　　9月12日晨往太古码头送行。谭彦和，高本乐，全广辉，何炳棣，李鹗鼎，学鐄侄陆续到。十时开船。
　　9月13日在戈登路同学会晤苏良赫，知于11日释出。
　　9月15日晨往太古码头送杨承元、黄品长、纪莼、金大勋行。晤金大本。
至此，难友5人中，谭、全、黄均离天津。白也离津，不知何时，我病后体弱，遂未他往。
　　　　　　　　　　　　　　　　　　　　(四)
　　1937年11月3日晨往意租界访刘髯公。数日前髯公在《新天津报》上登报告存，知其已获生还，因往候之。阍者辞以病重，并谓髯公夫人亦同室卧病。乃嘱其通禀其主公某亲来省候，即不晤面亦无妨。髯公立命延入内室。其居处医疗条件，视前有天渊之别。相见时亦很激动。但其说话气力，尚不如相别时。不禁为之恻然。髯公断续为述别后情况。髯公谓：我们去后不久，各屋人均移至街对面大楼地下室一大间内，人多噪杂，有不少流氓土棍。后有人提出越逃计划，不意为人告密，师潜叔、生宝堂亦参与计议，均提走不知下落。刘君以腿伤不便站立，更难逃跑，所以背着他，不让他知道。以是对答日人，得免追问，后遂放出。
　　刘君为当时天津名报人，已届中年，平时生活优裕，又有鸦片嗜好。因沦陷前，其报多反日侵略言论，遂备受荼毒摧残，归家虽得医治将养，然元气已亏，绝非短期所能恢复。深感痛心。
　　犹记羁中刘君谆嘱要写“华北沦陷之惨痛”，记述侵略暴行，以教育后人。师君亦劝刘能戒嗜以强身，可多为国为民效力。互相鼓励。今见其体气如此衰弱，惟慰勉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务必安心将养、宽以时日，必能康复，实现宿愿。乃互道珍重而归。
　　及闻其逝，乃于1938年4月29日以“莫易虑”之名，寄去挽联：
　　急雨落庭花，顾景徒增存没感；
　　大名满沽水，馀风犹见报刊行。
　　以寄哀痛惋惜之情。最不可解者，髯公长余近廿岁，刊出后称谓竟改为“髯公老弟”，未免太离谱了。此期刊有多张，曾保存全份。历经变动，蜗居湫隘，杂物堆积，不知尚能检得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