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凝大地发春华
　　　　　－－记抗日战争时期天津的木刻创作活动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延续八年之久，占领了我大片国土，烧杀掠夺无所不用其极，是一场灭绝人性的侵略战争。中国军民前赴后继，无所畏惧，英勇地抗击敌人的入侵，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漫长的八年时间里，沦陷区人民屈辱地生活在敌寇的刺刀下，怀着一颗爱国心，以各种方式抵制与抗拒日伪政权的反动统治，终于迎来国土光复，山河重辉。中国人民不可侮!
　　在日本军队占领天津之后，为巩固其殖民统治秩序，不遗余力地摧残文化事业。战前天津有三十多种报纸与数十种杂志，基本上都被迫停刊了，许多图书被禁售，许多影剧被禁演，中小学教科书被篡改……；文化领域充斥着侵略者的反动宣传、汉奸的媚敌言论以及无聊文人的色情文化。当时，天津美术馆(地点在西北城角严修翰林胡同)仍是一片文化净土，有数十位青年聚合在这里学习绘画，其中有几位学员热心于木刻创作而引起艺术爱好者的关注，特别是有些作品揭示出在敌寇统治下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社会黑暗现象，触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沉重情感。
　　我国的新兴木刻运动是鲁迅先生于1931年倡导起来的，并将它定位为“大众革命的武器”、“启发民众的武器”，因此新兴木刻的创作活动从一开始就赋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使命。抗战前新兴木刻运动较早地传入天津，并建有木刻研究组织，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木刻作品与理论探讨文章，曾经给人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天津沦陷后木刻创作活动沉寂了两三年，大约从1940年开始，除了在美术馆学员中间有木刻作品传播，有几家中学(如河东中学、木斋中学、志达中学、市立三中等)的美术课也讲授木刻技法；与此同时，《新天津画报》开辟了“木刻专页”，每周一期，刊登木刻作品，介绍木刻知识与技法。由此天津的木刻创作活动逐渐升温。爱好木刻的青年们彼此串联，交流作品，切磋技艺，形成一支没有组织形式的木刻创作队伍。
　　在推广与普及木刻创作活动中，画家杨袁发挥了积极作用。杨袁是宫北“长源杨家”后裔，自幼喜好艺术，专攻油画，在天津美术界小有名气；他在家中专辟一间美术工作室，成为美术界人士进行艺术交流活动的场所。杨袁早在1932年就开始从事木刻创作实践.曾把作品寄给鲁迅先生求教，受到鲁迅的鼓励。杨袁的社会职业是中学美术教员，在中学讲授木刻技法就是由他开始的，是天津新兴木刻运动的领路人，爱好木刻的青年无不尊他为业师。杨袁的夫人余谦，总是非常热情地鼓励青年上进，并以“疯大姐”的笔名经常发表有关木刻常识的文章，也可说是新兴木刻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当时比较活跃的木刻作者主要有：李平凡(李文锟)、金力吾、杨鲍(杨大辛)、李培昌(左建)、刘子密、白浪(张伯良)、王岗(王明侯)、刘济时、于鲁、宋野蓁等。其中除刘子密是《新天津画报》工作人员、王明侯是中学教员、张伯良是贸易行职员外，都是在学或辍学的中学生，年龄均在20岁以下。就艺术修养而言，李平凡、金力吾的绘画基础比较扎实，其他人则参差不齐，艺术上不很成熟。就思想倾向而言，都非常崇拜鲁迅，遵循新兴木刻运动的优良传统，认定木刻属于“大众革命的武器”，因此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着力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暴露在日伪政权统治下的社会黑暗与丑恶现象。尤其是李平凡，作品风格显然受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影响，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其代表作如《领粥》、《苦脸》、《流浪儿》、《失业夫妇》、《垃圾生活》等，都是阶级意识比较强烈的作品。其次，杨大辛的作品几乎都是反映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题材，如《逃难大军》、《出关》、《冰凉的岁月》、《码头工人》、《施粥》等，画面构图给人以生活压抑的沉重感。李平凡与杨大辛都刻过《鲁迅遗容》，以表达崇敬、缅怀鲁迅先生之情。杨大辛还刻了一幅《母亲的欣慰》，表现一位母亲因儿子在抗日前线为国牺牲而悲痛又欣慰的情景，在当时敢于选择这种题材是冒风险的。金力吾的作品有追求唯美主义倾向，但也刻了几幅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如《炼铁工人》、《摊贩》、《早市》等。刘济时的作品有《歌女》、《雨中小贩》、《母与子》，李培昌的作品《拾垃圾伙伴》、白浪的作品《拾荒的孩子》、王岗的作品《老妇》等，均属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之作。这些木刻作品以其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当然难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主要采取手工拓印方式在部分青年中间传播，虽然流通的范围不是很广，但毕竟传递了青年木刻作者谴责苦难现实、渴望民族解放的爱国情操，引起观赏者的共鸣。
　　特别值得提出的有两件事：一是李平凡拓印出版《平凡木刻版画》，一是杨大辛操持举办“津京木刻展”。
　　李平凡在1942年用手拓作品出版《平凡木刻版画》，收入木刻作品16幅，印行了200册，除分送爱好艺术的友人外，还交由书店售出一部分。在版画集内李平凡写了一篇《小引》，记述自己从事木刻创作的过程，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这是名副其实的平凡版画。这里没有生活的欢乐和欣慰，而是真实生活和社会缩影——饥饿的人群、失业者、疲劳不堪的农夫与农妇、街头巷尾的乞儿……我的信念只有一条：版画艺术不是为了粉饰我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这一段话表达了李平凡的人生观与艺术观，他当时刚20岁，说明了在政治上与艺术上已渐臻成熟，后来李平凡所以成为我国著名的版画家，绝非偶然。
1942年杨大辛联络天津、北京的木刻作者，征集到一部分作品，于1943年1月1日至3日，借用原法租界巴黎道(今吉林路)基督教青年会分会所礼堂，举办“津京木刻展”。展出天津木刻作者8人、作品63幅；北京木刻作者11人、作品45幅。现将参展的天津木刻作品列录如下：
　　李平凡作品20幅：《黄昏时候》、《过去的颜面》、《领粥》、《垃圾堆里》、《垃圾生活》、《秋收》、《小憩》、《苦脸》、《失业夫妇》、《木匠》、《平凡的构图》、《自刻像》(两幅)、《夕途的沉思》、《夜工》、《街上》、《农忙》、《老王之像》、《老周之像》。
　　杨大辛作品13幅：《启航》、《施粥》、《家在西风里》、《逃难大军》、《开拓》、《拾破捡烂》、《孩子睡了》、《冰凉的岁月》、《裴多芬像》、《渺小的轮廓》、《担子》、《贺年片设计》、《封面设计》。
　　金力吾作品8幅：《受难》、《被掳之母》、《偶像》、《木刻家》、《静巷》、《羊群》、《炼铁工人》、《日历设计》。
　　刘子密作品5幅：《马》、《鸡》、《猫》、《觅巢》、《扫除》。
　　白浪作品10幅：《石像》、《人像》、《树》、《太阳下》、《拾荒的孩子》、《街头》、《凝思》、《佛与屠刀》、《拔刺》、《书签设计》。
　　于鲁作品5幅：《撒种》、《收获》、《残余的掠取者》、《雪夜》、《小憩》。
　　王岗作品1幅：《静》。
　　宋野蓁作品1幅：《工作》。
　　此次展览虽然展品并不丰富，艺术水平也比较一般，但却是天津的第一次木刻展览会，特别是在日伪政权统治下青年木刻作者公开集体亮像，在天津新兴木刻运动史上应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从作品的标题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是以揭露日伪政权统治下的社会苦难生活为内容，在当时局势下这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果然，被嗅觉灵敏的日本特务分子察觉，据当时《银线画报》社长张圭颖反映，日本特务机关曾向他探询木刻展览会的内情，并怀疑有共产党的政治背景。(见《天津报海钩沉》141页张圭颖的文章。)
　　1943年以后，日军在中国大陆及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颓势己现，因此对占领区的统治更加严紧，特别是思想钳制方面；“津京木刻展”的公开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原来处于隐蔽状态的木刻创作活动的发展势头，引起敌人的注意而加以追查，同时也因为李平凡、杨大辛先后离开天津，因此木刻创作活动暂时沉寂下来，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
　　这一支组织松散的青年木刻作者队伍，虽然表现了明显的进步倾向，但并无政治背景(仅李培昌即左建在抗战末期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仅凭一股朴素的爱国热情，以木刻刀为武器，抵制与反对敌寇的占领。就全局而言，虽然刺痛敌人而有所不安，却很难说在社会上产生多大的冲击力；但处于那种恶劣窒息的环境，却如一泓清澈的小溪，一股和畅的春风，一丛油绿的禾苗……，沁人心脾，萌发生机。正如鲁迅先生当年的一首诗所吟哦的：“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