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仲明纪事报》秘密传播抗日消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在租界里出现了多份油印的小型报纸，租界当局称之为“蚊型报纸”。出版时间多者三天，少者一天，即为租界当局勒令停刊。过了几天，租界里出现一份通讯稿，名为《高仲明纪事报》。油印，每日一卷，十六开纸六七张，有时达十几张。所谓“高仲明”并无其人，仅为对外掩护之用。 ，
　　《高仲明纪事报》是原《大公报》编辑顾建平、孔效儒、林墨农和曾在《益事报》当过记者的程寒华四人秘密编印。地点就在当年《大公报》宿舍效康里，旁边是《大公报》印刷厂。开始试办时，每夜由一个人绕十里路到一个朋友家里，利用人家的性能较好的收音机，抄收中国方面的广播。
　　他们的开办费是一元钱买白报纸印报，八角钱买牛皮纸糊信封，共一元八角钱。油印设备是找到一只旧胶滚子；一块旧的誊写钢版，用斧子砸成两半，以便两人同时刻写蜡版；再有两支旧钢笔，几十张旧蜡纸。开始只印30份，编印完毕装入自糊的信封，自己投送。当时正在淞沪抗战的第二个月，沦陷区人民急于想知道许多震撼人心的好消息，这份奇怪的报纸当然受到不同寻常的欢迎。在至亲好友中辗转传阅。第三天就有一位大学校长愿送“订阅全年”的报费。那时收费是每月一元，谁能保证这份报纸能出版一年?这不过是一种精神鼓励。
　　订户增长的速度出乎预料，两个月后已经有400订户。原有的设备不能应付，每夜外出抄收广播也极易引起怀疑。恰在此时，一位朋友把一架新的美国收音机相赠，大家又以“买日本枪打日本鬼子”的精神，从日本崛井洋行买来轮转油印机和轮转机专用油墨，又以打游击的方式，分散从全市各处的大小纸行分别买纸，印数增加到800份。有了新的设备，三个小时就能印完了。投送的工作可以提前，大家白天得到休息。但这架轮转机震动声音过大，惊醒了二房东家的人上来问：“昨晚是不是打炮了?战事离天津近了?”当时大家盼着中国军队还能打回来。
　　顾建平等看到此地已不能居住，赶紧迁到另一处偏僻的地方租下整个一层楼，名义上是两家合租。把油印机、纸张都隐藏起来,夜间继续工作。这时南京已失守，只能收听长沙、汉口的广播，音量微弱，时有时无，伴以杂音，抄收极为困难，他们尽量多收消息，转发给读者。他们报道了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都是根据中国电台及译载路透社消息，叙述战况相当详细。有时透露一些后方情况及延安方面的一些重要抗战主张。这份简陋的秘密小报，成为“天津孤岛”同胞们苦闷中的朋友。
　　一次大搜索，几个人被逮捕，送到租界工部局。从审讯中得知租界当局是受日本方面的严厉要求，彻底肃清“反日报纸”。最后交保证金“驱逐出境”。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又在这个租界以外租到一所古老的小楼房，建立起《高仲明纪事报》的第三处秘密馆址。在楼下开设一座小规模的制药厂，制造中西药丸、药片，晚间在楼上编印《纪事报》。白天送报的自行车上挂着“XX药厂”字样的帆布兜,每辆自行车里面装着300份《纪事报》。
　　最后，《高仲明纪事报》改为报纸形式，每天发刊8开纸三张，两面印刷，每面再分栏，总共一天可以容纳一万字。这个“小工厂”太太平平地维持了一年零九个月。中间只出过一次小乱子,即中国空军轰炸台湾，《纪事报》出了个号外，有二位送报的工友被租界工部局抓去，挨了一顿拷打，罚款70元了事。报纸一天没停。1939年旧历八月十六日清晨，大批日本宪兵驾着十几辆汽车闯进英法租界，到处抓人。两租界天翻地覆，“小工厂”无法工作了，只得停刊。日本投降后，顾建平曾任香港《大公报》编辑主任，现已故。
　　在此前后，还有一份《张雅轩纪事》，也用这个假托的名字，油印发行，内容报道抗日消息，以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主办人是原《大公报》记者孔效儒和林墨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