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军勇士攻打天津公大第七厂见闻
　　宋玉升，河北景县人，时年（1984年）七十六岁，解放后在河南商丘市面粉厂当工人，现已退休。七七事变后，他亲眼见到由第二十九军的保安队在天津攻打日本人经营的“公大第七厂”的情况。那些保安队员打得英勇顽强，至死不屈。四十多年过去了，第二十九军在天津攻打“公大第七厂”这件事，他仍然记忆犹新。今天他把这件事说出来，让全国人民知道，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六十八名无名英雄，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 　 　　　　　　　　　　　　　　　　　　　　　
　　　　　　　　　　　　　　　　　日本侵略者在天津的暴行
　　提起日本侵略者在天津的暴行，真是说也说不完，宋玉升只举了几个例子。记得一九三六年南京政府下了一个禁烟令，规定自六月一日起，凡是贩运毒品或者吸毒品的都要枪决和严惩。从那时起，天津市内属于中国政府管辖的地方，大烟馆关门了，在大街上吸白面的绝迹了，可是日本租界里却公开设立大烟馆，公开销售毒品，中国政府不能干涉。日本浪人、朝鲜浪人公开在租界里设立大赌场，招揽中国人到里面聚赌，因此，很多日本人发了大财。许多输了钱的人不是偷就是抢，弄得社会上很不安宁。天津市最大的平民赌场 “花会筒” 就设在日租界内，日租界内还设有俱乐部，专供高级赌客到里面去玩耍。日本人出入火车站是不受检查的，他们大量收购白银，通过伪“满洲国”运往日本。日本人还大量发行假钞票，每一百张售价七十五元，买主可任意选购票面一元到五元的，也可以任意选购哪家银行发行的钞票，这就大大扰乱了中国的金融市场。七七事变前驻在海光寺的日本军队，经常外出演习，由于军队武装过境，马路上的交通经常为之堵塞。一九三七年四月以后，海河里经常出现浮尸，有时天天出现，有时隔一两天或三四天出现一次。最少时有两三具尸体，最多时一次有七八具。这是哪里来的浮尸呢？有些亲日报纸胡说是吸大烟吸白面的瘾发了，无钱买毒品，自己投河自尽的。可是打捞上来的浮尸都是衣着完整的壮年人，根本不象是吸毒的。实际上是海光寺日本兵营里构筑工事，工事完成后把抓去的中国壮丁杀人灭口，抛尸于海河内。这件事当时住在天津的人是尽人皆知，报纸上也常常登载，报纸上说浮尸是“某国”构筑工事后杀害的民工，“某国”就是日本国的代名词。　　　　　　　　　　　　　　　　　 　
　　　　　　　　　　　　　　　在公大第七厂受日本人的侮辱 　　　
　　宋玉升于一九二五年进入天津华新纱厂当学徒工，该厂的全称叫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经理是周叔弢先生（解放后他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多年）。一九三六年九月份，华新纱厂出卖给日商，当时他们的车间主任(即领班人)叫张文楼。日商接收以后，把中国籍的职员一律清退，光留下工人。七七事变时，他们的车间主任是日本人，名字叫梶本，宋玉升在车间里当小组长，一九三八年一月他也被辞退。因为他弟弟是车间里的挡车工，所以他被辞退后仍能住在厂内的工房里。这家收买华新纱厂的日本商号的全称是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厂名改为公大第七厂。旧中国经济萧条，找个工作很不容易，日商就利用中国人找不到工作的困难，用尽一切办法压榨工人。先是降低工资，后来又增加劳动强度，如车间的扫地工原来是四名，他们减为两名，车间的加油工也由四名减为两名，这些工人的劳动强度就增加一倍，谁提出意见就立即被辞退。日商接收以后不到一个月，发了每人一件工作服上衣，扣钱七角，在当时那一件上衣是不值七角钱的。 还给每个工人发了一个工作帽。 每天上班见到车间主任时，男工要行举手礼，女工要行九十度的鞠躬礼。我们的工人们认为这是侮辱人格，每天上班时见到日本人就躲着走，后来这个制度被无形中取消了。日本人还经常动手打人，一发现工人违背了他们那一套操作规程，不是拳打就是脚踢，对男工是如此，对女工也不例外。工人们为了挣碗饭吃，只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七七事变后的天津情况　
　　公大第七厂厂址在天津市北站外小于庄。宋玉升被辞退以后，失业了四个多月，才在河东区西货场华北煤栈找到了看煤的工作。这个工作虽然脏，总算有了碗饭吃。还在公大第七厂时，有一天听同事们说，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和日本军队打起来了，看来不久天津也要发生战争。一九三七年北宁铁路正碰上日本“值年”。所谓 “值年” ，就是铁路值班，因为北宁路是借外债修建的，一切权力归债权国掌管。那一年由日本值班，一切调度权力归于日本，中国无权干涉。事变后天津西货场停放了很多日本军用车辆，上面装的有煤炭、木材、架桥物资等。天津海光寺是日本军队驻天津的大本营，大批日军从塘沽登陆后即换乘汽车去兵营。从形式上看，天天军运频繁，不知有多少日军由日本本土运到天津。但据了解情况的人说，这是日本人的疑兵计，他们每天白昼由塘沽运来大批士兵，晚上这帮人脱下军装换便衣乘火车去塘沽，第二天又换上军装乘火车到海光寺，运来运去，还是原来那些人。这是用来吓唬中国人的，也叫我军的情报人员弄不清日军的虚实。
　　自从日商买了华新纱厂，小于庄附近一带地区无形中成了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日本人先是大量购买民田和民宅，扩大厂里的车间，招收工人。事变后这里又变成了日本人的军事基地。日本兵全副武装端着刺刀在厂门口巡逻， 厂内的日籍职工也都腰束皮带，打上裹腿， 厂子门口经常停放着三四辆大型坦克，脱去炮衣，每时每刻都处于紧急战备状态。中国的警察派出所里的枪枝全部被收回，我们的警察站岗都是徒手，和全副武装来回巡逻的日本兵形成鲜明的对照。
　　处在这种情况之下，小于庄的居民们，厂子里的工人们，多么希望我国的军队进入天津，把日本军队赶走呀。当时华北驻军是宋哲元领导的第二十九军，由于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大败过日军，全国人民都赞扬第二十九军抗日，现在日本兵在天津逞凶，大家都寄希望于第二十九军。有的说第二十九军已经向天津集中，有的说已有一部分第二十九军换了便衣进入天津……。小道消息越来越多，居民们、工人们听说第二十九军进入天津，大家都很高兴，认为反正早晚要打仗，趁着日军还没有准备好，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攻打公大第七厂
　　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早已点燃小于庄附近居民的愤怒之火，由于手里没有武器，南京政府又不许抗日， 只能忍气吞声以待时日 。后来工人们终于把公大第七厂的情况反映给第二十九军驻天津附近的部队。七七事变一开始 ，驻韩柳墅的第二十九军某部官兵数人， 化装成泥瓦工与施工的工人进入了大仓组。经过几次侦察，把厂内的建筑物、出入道路及日本人的办公地点、宿舍等处，侦察得清清楚楚，只等天津发生战争时，和里面的工人里应外合歼灭厂里的日本兵。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日夜十点多钟，厂内枪声大作，一阵紧似一阵。宋玉升被密集枪声惊醒，同屋的工人们也都醒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小声说：“二十九军攻上来啦，这一回可叫日本人吃几个软枣（指子弹头）吧，他们吃了软枣就耍不了厉害啦！”大家小声议论着。宋玉升仔细听着枪声，机枪和步枪的声音都很清脆，知道这是敌人的枪声。崩崩崩的老枪声是我军的枪声。从发枪的次数来判断，我军的人数不多，也有可能是节约子弹或者是试探性的射击，故意不暴露我军的实力。到天亮以后，宋玉升他们看到房顶上有两个日本兵，端着步枪正在向外射击。他们心里都急切地盼望我军赶快打两枪，结束这两个人的性命。正在这个时候， 忽然听到嗖嗖的子弹声向院内射来， 大家知道这一定是第二十九军攻上来了。他们都回到屋里，从门缝和玻璃窗往外看到日本兵从房顶上朝下面射击。大家暗暗喜欢，知道这是第二十九军越攻越近了。紧接着就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此时，除去敌人的机枪正在连续发射外，还有两架飞机在上空盘旋。敌机看准了我军都是轻武器，所以飞得很低很慢，飞绕了几周以后投下了两枚炸弹，震的满屋里都是尘土，却没有炸坏房子。白天枪声断断续续打了一天，天黑以后枪声紧了一阵，到后半夜，枪声完全停止了。大家认为可能是日本兵退走了。等到天明，厂里上夜班的工人回来了，他们一天多都没有吃上饭，厂里给每人发了二十枚铜元。工人们围坐在一起，兴奋地讲述自己亲眼看到的战斗情形：
　　第二十九军保安队是由工厂西大墙缺口处进来的，那个缺口是泥瓦工上下班的出入地点。进厂的保安队有百十来人，进厂以后兵分三路：第一路先占据发电机房和水塔，这是全厂的最高处，是一个制高点；第二路攻占日本人的办公室；第三路到大门口袭击厂内日军。第一路到达发电机房时，里面只有一个日本人，他见势不好，马上跑到办公室报信去了，保安队员顺利地占领了机房。办公室接到信，立即作了准备，等到第二路到达办公室时，日本人群起抵抗。手持短枪的我军，见火力不如敌人，于是一边射击一边往车间里跑，意在混入工人中间，借工人们的掩护减少伤亡。第三路到达大门口时，立即开枪打倒敌人的一个岗哨，五分钟以后，日本兵才出来应战，双方激烈地对射。我军事先侦察了地形，战斗时利用建筑物作隐蔽，所以伤亡不大。这一路打死了十几个日本人。因为所带子弹用的差不多了，后面又没有接应上，我军暂时退到工厂区，会合第二路一齐战斗。这时候我军两面受敌，车间里的日本兵用短枪向外打，外面的日本兵用机枪朝里打，日军的增援部队来了，我第一路居高临下，打死打伤十几个日本人。这时有一个日军的伍长正在指手划脚地指挥射击，被我军一枪毙命。战斗到天黑，保安队身上携带的子弹快打完了，一天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但是他们的勇气毫无减退。战斗到下半夜，我军在厂外吹起集合号来，这是有计划的撤退，保安队员们仍从西大墙往外退。这时候，敌人潜伏在西大墙附近的两挺机枪一齐扫射，正在撤退中的保安队员遭到了很大伤亡。水塔上面有四位壮士，他们坚持不走，认为援军一定会来接应，所以他们不肯放弃水塔这个制高点。到中午，他们往四周一望，到处都是日本的太阳旗，知道援军无望，便手持上着刺刀的步枪下了水塔，当即与塔下面的日本兵展开了白刃战。这几位壮士的刺枪技术非常熟练，别看他们饿着肚子，但是和敌人拼刺刀时，劲头非常足。他们看到日本人多，知道自己是活不成了，拼上全身力气与敌人格斗， 当场刺死六个日本兵。 后来他们的力气用尽了，三人当场牺牲，一人被俘。
　　被俘虏的壮士由日军一名准尉审讯，翻译由车间翻译担任，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日军问：“你们为什么来攻打纱厂？”
　　壮士答：“你们是侵略者，光压迫中国人，我们就要消灭你们。”
　　问：“这个纱厂是我们日本人经营的，里面的工人应该归我们管理。你们为什么用武力进攻我们的厂子？”
　　答：“纱厂里为什么驻着你们的军队？这个厂子表面上是纱厂，实际上是你们的军事据点。你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设立军事基地、军事据点，你们要扩大侵略，我们当然不允许。”
　　问：“我们在天津驻兵是条约规定的，是你们中国同意了的，你们想撕毁条约吗？”
　　答：“那是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就是那个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允许在纱厂里驻兵。你们这些强盗太狂妄了，我们在喜峰口教训过你们，这一次也想教训教训你们！”
　　问：“你们的人大部分被打死啦，剩下的都跑啦，你一个人已经被俘，你还这么硬干什么？你不怕死吗？”
　　答：“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你们是强盗，难道一个中国军人怕强盗吗？要杀就杀，随你的便！”
　　审讯到这里，只见那个日军准尉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一摆手说：“杀？”一声枪响，我们那位壮士牺牲了！
　　战斗结束三天以后，工厂里的日本人带着两个日本兵找人打扫战场。当时，厂内的中国工人抱着不为敌人劳动的思想，谁也不愿意跟着去。有一个工人叫刘殿举，他站出来说：“弟兄们，我们的保安队为国家牺牲，他们是有功劳的，我们不能看着他们的尸体丢在院子里，我们应该好好埋葬他们！”他这一号召，去了二三十人。大家清理了壮士们的尸体，数了数共六十八具，在收拾壮士们的尸体时，工人们想记下他们的名字来，但翻过他们的衣服都没找到。
　　公大第七厂大门朝北，门外向西约六十米的地方是工人宿舍（当年称老工房）。由此往北约七八十米处就是壮士们的安葬之处。参加收尸并安葬的二三十个工人，有宋玉升他们车间的刘殿举、张宝玉、王福来、王保义、王保仁、张国瑞、沙有震、徐保义等，还有其他车间的一些工人，由于时间太久，宋玉升记不起名字了。在炮火停止之后，宋玉升离开厂子到朋友家且住了几天，因此，收尸活动他没有参加。他回厂子之后，听工人们说，收尸时发现有五具尸体上带有皮制大刀鞘，判断进厂的保安队员有些是带着大刀的。那一年雨水大，地下水位高，挖不到一尺深就冒出水来，所以埋葬的土坑都挖得很浅。收尸的那一天晚上，厂子里发下来二十多元的清理现场补助费，这一笔钱工人们没有分，都买了纸钱偷偷地到壮士坟前焚烧了。 现在看来是迷信，但当时的这一行动 ，表现出工人们对死难壮士的崇敬与哀思！据翻译透露，那一次攻打公大第七厂，共打死日本人三十四个，打伤五个。工人们说，可能是里应外合没有联系好，也许是临时有了变化，如果看准了敌人那两挺机枪，事先把它打哑了，我军不致死亡那么多人。
　　日本投降以后 ，那六十八具忠骨是否重新移葬，宋玉升就不清楚了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七个年头了，当年收尸并埋葬那些壮士的工人们一定还有健在的，如果宋玉升所说的还有遗漏和错误，请见证人予以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