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究驻津日军罪行的日本友人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适值日本右翼势力空前猖撅；首相公然参拜战犯灵位，修改后的教科书甚至把发动战争责任推到中国头上。日本青年一代完全不谙历史，因为当局蓄意向他们灌输被严重歪曲了的“真相”。
　　幸而日本民间还存在着左翼反战力量，他们中的老年人曾亲历侵略战争的巨大灾难，战后真诚反省；并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揭示二战时期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天津世界语协会的日本友人野村忠纲先生就是反战人士的一个突出典型。
　　野村忠钢先生反战观点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觉醒的过程。他出生于朝鲜，日本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时，他的父亲任浦项市市长。他幼年时所接触到的教育，都是如何效忠天皇。战后他家迁到宫崎市，1957年毕业于宫崎大学农学系列捕鱼专业，任熊本县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后任所长，从事海洋生物的养殖与监测，1993年退休。野村在接受天津《今晚报》记者采访时坦率地承认；他年轻时也像许多国民一样，为“皇军”的胜利而欢呼，日本遭到原子弹袭击时，他才12岁，年长的日本青年都参加“神风敢死队”去了。他也立下誓言，长大后要参加“神风’，驾驶着战斗机轰炸美国和与天皇为敌的国家。后来通过世界语的学习，他对“和谐的人类大家庭”深为向往。与韩国、中国世界语界的交流，使他对二战的真实历史和日军的所作所为逐渐有所了解，觉悟到本国主流宣传对历史的歪曲，后来决心亲自调查真相。
　　退休之前，野村在前往南京、武汉、上海、北京、石家庄等地旅行时，就留意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史地背景。从1992年后，他以日本人特有的认真，开始把自己的调查目标地“聚焦”到天津。因为以天津为基地的一支日本侵略军，兵源的籍贯都是熊本县，即野村先生的故乡。后来连续几个夏天他都来到天津调查，到2002年，共专程调查达7次之多。
　　1989年5月，野村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世界语科技会议后，由中国科学院世界语协会介绍，他第一次来到天津，具体事由是考察水产养殖事业。他在天津市水产学会组织的学术报告中用世界语详细讲授了牙鲆鱼的养殖技术；其不要报酬、没有保留的精神使水产界人士深受感动。这样他开始与天津世界语协会(简称“世协”，笔者为负责人)的同道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提出帮助调查日军罪行的请求，在市外事办公室的指导下，由我们全力配合。
　　野村调查的第一个具体目标是海光寺，他要我在图书馆里查找照片。我低估了他的认真程度，只在一本日本相册中找到一幅模糊的小照片，那是早期八国联军时代的，而他需要的是侵华战争时期。在他的请求下，我陪同他到实地查访，但因来不及通过外事部门，只去到多伦道的后巷观望一番，并未从南京路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的大门进入当年的旧建筑。以后几次来津，野村都念念不忘海光寺。
　　他从前期研究中早已得知，天津海光寺是日寇在华北的大本营。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日军就占领了海光寺。转年签订《辛丑条约》，日本常设“中国驻军”，攫取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驻兵权。海光寺被划人日租界，日本兵营以及驻屯军司令部就设于此处。可能是为了炫耀其“战果”，新兴路也被命名为“海光寺路”。发动芦沟桥事变前后，日军大举增兵，于1937年8月31日将“中国驻屯军”改编成“华北方面军”，成为日本在华的最大一个方面军，日寇“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也盘踞于此。1985年海光寺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野村第七次来津时，9月7日我带他去访问我的老友、著名民间历史照片收藏家张嘉臣先生，终于找到了清晰的海光寺日军司令部照片。使野村喜出望外的是，张先生还出示了自己收藏的一本题名《天津和平区历史印记》的小册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其中《海光寺》一节的内容使他受到很大震撼。记载说海光寺的日本司令部和宪兵队是一座魔窟，里面有水牢、电刑、火刑、老虎凳、穿竹签等等酷刑；尤其令人发指的是“绞刀室”，把抓来的中国百姓和抗日人士绞成肉酱，然后用水冲人外面的河道。这些刽子手大部分都来自野村的家乡熊本县。
　　从第二次来津起，野村开始扩大调查区域到邻近天津的河北省一些县，每年一县，足迹遍及永清、霸县、固安、徐水、高碑店等地区；他把这些地区都纳入天津大目标的范围，因为当年在当地肆虐的日军都是从天津海光寺大本营派出的，其籍贯都是日本熊本县。
　　天津世协取得了本市和河北省外事部门的许可和支持，使野村的调查得以进行。协会副会长韩祖武先生每次都全程陪同，帮他疏通安排，并担当世界语翻译。
　　采访的重点都是曾经发生集体屠杀的村庄。例如在徐水县，他们沿着当年的平汉路查访了五个村庄，与当地老百姓广泛交谈。中国乡民的淳朴，给野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老百姓非常诚实，非常公正，并不因自己的家人受害就夸大事实。”他曾向一个老人打听某一事件，老人说：“俺当时太小，记不清咋回事，你等着，我找一个上岁数的人来。”找来的76岁的老太太说：“俺家有两口人死在‘鬼子’手里；不过那时俺也小；俺再找个岁数更大的。”最后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来见野村，回忆详情。有的幸存者身上还有刀伤的疤痕。野村说：“他们家里死了这么多人，对我这个日本人还是很友好，真让我感到意外。”他更强调说：“日本右翼势力总是辩解，说屠杀罪行都是中国人编造的或夸大的，事实使我认清，是他们编造了无耻的谎言。”
　　2002年野村又一次来到中国，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调查1937年日本军队在河北正定制造的一起血案——“正定教堂惨案”。来自熊本县的日本兵，当时隶属于第六旅团。野村在研究日本侵华史时，发现了这一沉案，他想弄清楚他的同乡到底屠杀了多少中国人?他沿着保定、石家庄、正定一线查访，尽可能多地找到当年的幸存者。日军第六连队杀向正定，惊慌的民众逃进教堂寻求保护。神甫出面交涉未果，日军闯进教堂后，抢夺修女，当众施暴。教堂里的中国民众们奋起反抗，日本兵用机枪疯狂扫射，100多人惨遭屠杀。战后许多史料都对这一惨案做了记述，但是日本军方矢口否认，并狡辩“死者都是化了装的中国军人，并非平民。”野村从一位姓李的神甫那里得到了有价值的人证。李神甫说：“大屠杀发生时；我正好不在教堂，第二天回到教堂时，大门口，礼拜堂、钟楼上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血流成河啊!我几乎瘫在地上。”李神甫和幸存者们掩埋了尸体，在教堂外立了两座纪念碑，将这段血泪史记载在碑上。几十年过去了，石碑上的字迹已模糊不清，野村拍下了石碑的照片。
　　在熊本县，当年参与制造这起血案的少数侵华老兵曾有忏悔的举动，但是遭到右翼势力的威胁。野村以调查所获得的确凿事实，写成报告文章在反战团体的刊物上发表，有的还曾获奖，例如《古中将的军事报告》、《老君堂之行》等篇。写到日军对平民的屠杀，他说：“这种凶残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2001年野村第五次来津调查，天津电视台曾派记者组全程追踪报道；拍成10分钟的专题记录片，题为《一位日本老人的心愿》，在有线电视频道的《都市报道》节目多次播映。
　　2001年他到北京芦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一幅战犯古寿夫受刑的照片引起他的注意。照片上古寿夫面对绞刑架，浑身瘫软，虽然两个中国士兵夹着他，但他几乎瘫在地上动不了。野村向国民介绍了这幅照片：“古寿夫被军国主义分子视为英雄，在熊本县有关他的许多传说，说他从不怕死。”可是这幅照片很能说明问题，杀人如麻的战犯，在正义的审判面前也是个怕死鬼。他还将自己调查的结果，与古寿夫写的供词相对照，发现古寿夫掩盖了许多事实。
　　天津《今晚报》曾以《把真相告诉国民》为题，发表了记者对野村的长篇专访。报道说，野村在调查中好几次都冒着大雨走村户，饿了吃袋方便面，累了靠在车上歇一会儿，车陷入泥泞，他裤腿一挽，下车推。每到一个村子，野村都要到死难者坟前表达自己哀悼的心情。他从田边路旁的草丛里采集野花，献到坟头上，自己默默站立，深深地低头鞠躬。这样的动作一路重复着。
　　野村一直认为，“日本国民被假象迷惑了。我们的教科书也是不完善的，日本应该就这段历史谢罪。”他说：“作为日本人，我有一种负罪感。我们给中国带来的伤害是深重的，日本应该反省，国民们都应该反省。”但是日本的现实使野村常常感到无助。作为反战团体“维护宪法运动”的一员，他十分坚定地反对右翼势力修改现行宪法的企图。他说：“他们的目的就是使对外派兵合法化，重新实现对外扩张的野心。在日本，热爱和平的国民占大多数，但不是主流阶层。在议会，在政府，右翼势力非常强大。我们还不足以左右政府中的那些顽固势力。”他还提到日本不少媒体在鼓吹大日本帝国的辉煌。东史郎公开发表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日记，极有限地披露了一些真相，也还是吃了官司。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尽管铁证如山，却总是被判败诉。
　　报道说，野村有一个幸福之家；两个女儿都已经成人，大女儿卓美是小学教师。他总是以自己的行动和思想影响着女儿。几次“教科书”事件，野村都要与当教师的女儿讨论观点，向她介绍日军侵华的史实。他说现在孩子们也不再提出疑问了，他们很清楚，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带来了灾难。
　　天津世协还安排野村与天津历史学会中研究抗战史的学者进行交流。一位南开大学教授这样评价他：“他不是搞历史研究的，对历史问题却非常严谨，每个线索都要到现场去核实清楚。”野村说：“这样做，是为了使对军国主义的批判更有力量，更令人信服，反省更为彻底。”
　　2001年的专题电视报道，还纪录了野村访问天津图书馆的情况。该馆发现整理出一批抗日战争的史料50余种，包括1938年日本战时内阁情报部编辑的《写真周报》、1942年东京日日新闻社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画报》、朝日新闻社出版的《大东亚战争日志》，其中有多幅照片记录了日军飞机轰炸天津市政府、南开大学和日本军舰横行于海河的场面。我们曾觉得这些是较常见的印刷品，不料野村认为非常珍贵，他说，在日本，由于末期战火的毁坏，加上当局的蓄意销毁，这些图片是见不到的。在张嘉臣家中，野村索要了照片多张，为了带回日本发表。他一再表示，我有责任把这些真相告诉国民。对于教育日本人民，尤其是日本青年，照片的作用最大。
　　野村先生是一位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并不富裕，他来中国的费用，包括陪同他的天津世协人员的食宿费，都由他个人负担，住便宜的宾馆，吃简单的饭食。但他对自己从事的调研抱着坚定的信念，还幽默地说：“只要我的健康不坏，钱包不瘪，我的调查就要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