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天津新闻界人士死于敌寇手里的有两个人：一位是《益世报》的生宝堂；一位是《新天津报》的刘髯公。
　　刘髯公生于1893年，是直隶省武清县(今属天津)杨村西河人，回族。其父经营小粮米店，因蚀本关闭。家境困难，刘髯公虽读过几年私塾，但不得不在20岁以前就离家出走，自谋生路。
　　他流落在北京时，偶然拾到法国使馆武官丢失的公事皮包，物归原主，武官很感谢他，又听他通晓文墨，把他留在使馆当一名“录事”，后来又派到天津任法国公使驻津办事处的调查长(即侦探长)。从此，刘髯公娶妻生子，又开了个明星自行车行，可谓家成业就。后来他又广交朋友，渐渐地在天津法租界闯出了一点声望。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刘髯公深感民不聊生的痛苦，他决心要创办一份平民化的报纸，能替老百姓说话，畅所欲言，大抒中国人民的正气。他聘请好友薛月楼(擅绘画、书法，亦粗通外文)为主笔，段松波任副经理，自己任社长，三人凑出1000元作基金，定报名为《新天津报》，选好社址，于1923年8月正式发刊。开始为4开小报，日发行量500份。从1930年到1937年是该报生意最兴隆的年代，日发行量达5万份。
　　“九一八”以后，《新天津报》宣传抗日甚为激烈，经常歌颂抗日英雄马占山、冯占海、上海十九路军蔡廷楷、蒋光鼐以及宋哲元的大刀队等光荣事迹。正因为如此，就有新闻界的败类向日本宪兵队秘密汇报了《新天津报》及刘髯公的抗日活动情况。日军对刘髯公也早已调查清楚，他们知道《新天津报》在大江以北每日行销5万份，是深入民间的报纸，刘髯公又有一定的社会势力，因此不好轻易下手。于是就写下了一份黑材料作为底案。
　　1937年天津沦陷前夕，刘髯公也曾考虑到《新天津报》的前途，是随守军退却，还是弃业改行?当时，《新天津报》社址在旧意租界，他想把社址迁到法租界受法国工部局管辖和保护，凭着自己设立的私家电台，收点外国消息，继续出版，一则维持生活，二则还可以赢得读者的欢迎，但决不办给日寇做宣传的汉奸报。他想通过老朋友关系与法国工部局取得联系。
　　另外，自“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猖狂地由东北长驱直入，逼近天津，市郊的百姓们有的房屋被烧，有的妻女被奸污杀害，难民纷纷逃入市内，被各区收寄在公共场所内，难民们大都蓬首垢面，缺衣少食，状况甚为悲惨。当时，特二区东天仙戏院(现为河北区东方影院)收寄难民约有1000多人，这个戏院在报社附近，刘髯公虽有悲天悯人之心，但已自顾不暇，无能为力。他想起了银行界的老朋友——大中银行经理常铸久，过去也曾和他一同办过善举。常的银行和住宅都在旧法租界内，刘髯公想通过他向“下野的寓公”募集赈款，惠济灾黎。
　　为了进行募捐和继续出报，刘髯公急于想进入法租界。1937年8月3日下午，他乘汽车经过万国桥(今解放桥)时，下车受设卡放哨的日本宪兵检查，被人认出，当即被押入已准备好的汽车，带进日本宪兵队。
　　刘髯公被捕后，非常气愤，他本来性格暴燥，嘴里不住地谩骂着。他在宪兵队里过了三次堂，有文有武，有软有硬。日本宪兵问他参加过什么组织？上头是谁领导的？下边都有谁？做过哪些抗日宣传的活动等等。敌人先是用皮鞭抽打，后来又用压杠子飞电刑等种种办法，企图使刘髯公屈服，但刘宁死不屈，怒骂日本宪兵，最后被投入水牢里浸泡。刘髯公知道走进宪兵队就不会再活着出来了，他在受审讯时，痛斥敌人不讲天理人情屠杀中国人民的罪状，在牢里他常唱着《宁武关》、《骂毛延寿》以及随意编唱的戏词。有时小声哼着：“我纵然为国家尽忠死......也落个青史名标万古美名传。”
　　有一次过堂时没有受酷刑，日寇假腥腥地以礼相待，向他提出“中日合作”办报刊的愿望。他仍是骂声不绝，并用自、编的剧词唱起京剧，还学着剧中人在生死关头的悲愤表演。日寇对他的举动十分吃惊，认为这个人疯了，又把他放回水牢里，没有再审讯。刘髯公经历几次严刑拷打，胫骨被打折了，内脏也受了重伤，每天已吃不下东西，奄奄一息了。他的家属托人四处活动，后经天津各清真大寺的阿訇们联名具结保外就医，终于放了出来。回家以后，因受伤过重仍不能下床，每天还是不断地唱、不断地骂，盼望早日赶走小日本，恢复他的事业。
　　刘髯公在日本宪兵队被关了3个月，回家后又象僵尸一样躺在床上活了5个多月。他去世那天的早晨，精神尚好，他要求把亲友和报社里几位有关人找到他的床前，听他讲话。他说话时先用眼光注视着每一个人，还想与大家握握手，大家都不愿意叫他做吃力的活动，有人看他已不行了，暗暗在流眼泪。他困难地说：“你们注意，危险！他们(指日寇)问过你、你、你......”他一一地指着，喘着气，最后闭上眼睛，含愤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