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于学忠，字孝侯，山东省蓬莱县徐家集乡于家庄人，1890年11月16日(光绪十六年阴历十月八日)生于旅顺。其父于文孚，在淮军宋庆、马三元部任下级军官，母亲刘氏、宝氏，共生兄弟姐妹8人。
　　淮军改编为毅军后归姜桂题统率，于文孚升充营副，米振标任连长。有一次，营长职出缺，按常规应以营副升任，而姜桂题却委其亲信米振标递升，于文孚愤而辞职。1908年于学忠在毅军随营学堂步兵科入伍，他自幼聪明向学，当时与徐永昌(民国以后任山西省主席)同学，每次术科考试，于均列第一名，徐名列第二。毕业后充当班长、排长，成为职业军官。
　　　　　　　　　　　　　　　　　　　　　　(二)
　　辛亥革命时毅军将领黎天才率其第9师起义，该师团长赵荣华却投靠袁世凯，改编为第18混成旅，赵荣华升任旅长。赵自幼失怙，系于氏父母将其抚养成人，及其升任旅长后，乃邀请于学忠到该旅充当营长。
　　1914年米振标任热河林西镇守使时，以于父文孚旧谊关系，调任于学忠任使暑副官长，1918年8月调任第18混成旅炮兵营营长。1921年川军熊克武攻宜昌，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令卢金山、赵荣华两部增援，战斗甚为激烈，卢、赵两部皆被川军击溃。吴佩孚急乘舰到宜昌重整战线，当视察第一线时，见只有于学忠一个营尚与川军对峙。赵荣华闻吴到前线，便急忙收容溃兵返回第一线，使败局转安。吴佩孚对赵荣华说：“叫于营长跟我去当团长!”赵急忙说：“于营长留在我旅吧!我这有团长缺，就叫他当团长。”于是赵将其第二团团长撤职，提升于学忠任团长。从此于学忠在吴佩孚印象中留下有胆有识的记忆，不断得到提拔。
　　1923年秋吴佩孚令第18混成旅长兼施、宜镇守使赵荣华派于学忠为援川支队长，率一个团配属炮兵一个连，援助川军袁祖铭、邓锡侯、杨森等打回四川。当时赵荣华骄傲蛮横，四川将领受其欺压，甚为气愤。打到重庆后，四川军官向吴佩孚控告赵荣华，吴即将赵撤职，命于学忠任第18混成旅旅长驻守宜昌、施南一带。当时该地区种植大烟，于学忠就地收取烟税，积资购买枪械，并请求改旅为师。1925年吴佩孚委于学忠任陆军第26师师长，该师辖三个旅，每旅两个团。同时，授将军府将军。
　　1926年吴佩孚任命于学忠为第8军军长，将第26师扩编为26，25两个师。同年春季与北伐军作战时，吴委于学忠为联军第9军军长兼荆襄总司令，辖第7师师长阎德胜部、第8师师长陈建斌部、第18师师长毛永息部，以及原属第25，26两师等。
　　同年7月吴佩孚的十四省联军为北伐军击败，穷途末路中，到河南邓县于学忠部，企图带于部入川。于对吴说：“大帅带重兵入川，川军将领为保其私人地盘，决不容纳外军人川，因其恐怕喧宾夺主。大帅如决定入川，只能带领卫队团，入川后尚能得到川军将领的欢迎和保护，在大帅入川后，我亦解甲归田，与大帅共进退。”吴佩孚以于言有理，乃决定只带卫队团进川。吴入川后，果然受到川军将领的优待。
　　吴佩孚入川后，蒋介石即派员送来委任状。委于学忠为川、鄂、豫、陕四省边区总司令。于学忠对送委的官员说：“他委任我?我还想委任他呢!我这脑袋瓜上今生不戴他国民党的帽花!：”当场将委任状撕碎，送委的官员灰溜溜离去。东北军张作霖亦派员拉拢于学忠，而于坚决下野，脱下军衣，骑着大马回蓬莱老家去了。
　　于学忠下野后，其部队为冯玉祥改编，当时第25师师长马廷福、26师师长杨殿云、第7师师长刘乃昌，生怕冯玉祥将他们“吃掉”，疑虑重重，乃藉调防之机联合一起脱离冯玉祥，将部队一齐拖到安徽蒙城一带，同时派员到蓬莱于学忠家，力请总司令出来统率这三个师。于学忠说：“我们坐船要坐大船，才能经得起大风大浪。我出山后，为长远计要归属东北军。”
　　　　　　　　　　　　　　　　　　　　　　(三)
　　1927年夏，于学忠到北京见张作霖，张对于说：“你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人，咱们山东人没有孬种，我和你父亲是很好的朋友，现在我们来一起合作，我的队伍待遇咋样，你的队伍待遇也咋样，你看好吧?”于说：“我不敢说合作，我的队伍归大帅统辖，凭大帅改编调用，我父命我代向大帅问好。”张说：“那好吧，咱们就这样办，你归张学良指挥。”张作霖给了于学忠十几万军费，于是于学忠赴蒙城就任。张作霖为什么说他和于学忠之父是老朋友呢? 是因为于文孚在毅军当连长时，张作霖在东北畏罪逃跑，曾在于文孚连内当过马夫。
　　于学忠抵达部队后，将张氏所给的临时军费，按照三个师的总人数平均分配，官兵分的钱数一样多，其本人也不例外，官兵非常振奋。部队由蒙城开拔至蚌埠，乘火车转向河北。当时张学良驻河北省及平津一带，归还其指挥系统。当车抵徐州时，东北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兼山东督办张宗昌，请求于部帮助抗击冯玉祥部队由陇海路向徐州的进攻。当时冯军已攻占了徐州车站，于部亦难以通过，于学忠遂答应帮助攻打车站，只用了半天时间，即将冯军打退。战后，张宗昌曾向张作霖请求，留于学忠在山东归其指挥，由于张学良坚不同意，于部始得乘车到达邯郸。张学良对于甚为器重，称其为前辈老将。他曾对别人说：“于学忠能忠于吴佩孚，亦能忠于我，他是一员最忠勇的大将。”于学忠被任为东北军第20军军长。
　　1928年6月3日，东北军被北伐军打败，张作霖在退回关外行抵皇姑屯时，被日军预伏的地雷爆炸成重伤身亡后，张学良继其父统率了东北军政大权。这时直鲁联军张宗昌、褚玉璞两部亦被北伐军压迫退到滦河一带，企图退往关外。张学良鉴于东北财政困难，无法容纳张、褚两部，遂派于学忠、胡毓坤两个军在山海关，秦皇岛之线阻击之，经过激烈战斗，张、褚军溃败，各自逃亡，直鲁联军遂被消灭。
　　 张学良以其父新丧，又失去关内地盘，决心整顿东北军，把军、师番号撤销，将东北军各师缩编为旅。任命于学忠为临绥驻军司令，原第20军的第7、25、26三个师，合并缩编为213、217两个旅，仍归于学忠指挥，驻扎于山海关、绥中一带。
　　l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在津浦、京汉铁路两侧激战胜负难分之际，蒋曾派员到东北拉拢张学良助其打冯、阎；同时冯、阎亦派员说项，请其助彼等打蒋。对此举足轻重的张学良均未及时表态。同年夏，蒋乃私下拉拢于学忠部之213旅旅长马廷福，使其背叛于学忠，将该旅拖到天津打击阎、冯后方，并给马廷福大批款项，许诺其如攻占天津，出任天津警备司令。
　　马廷福在蒋介石的收买下即与该旅参谋长李馨、640团团长安福魁、641团团长孟百孚、642团团长张砚田等，几次夜中密商企图胁迫于学忠下令各旅同时出兵攻取天津、北平。但642团团长张砚田不愿背叛于学忠，乃向于告密，于对此已有预防。某日午马廷福及其团长等到临绥司令部，要求于学忠背离张学良，出兵天津、北平援助蒋介石。于坚决不从，并对马、安、孟严加斥责。于是马廷福于次日晨私率安、孟两团开出山海关，向西奔去。于学忠闻讯，当即骑马追赶。因该旅营长以下军官，都是服从于学忠的，因而马、安、孟三人不得不俯首回防。于学忠当即将马、安、孟及蒋派来策动叛变官员一同关押，送交张学良惩处。当将马、安、孟及参谋长撤职后，于学忠自兼213旅旅长，令临绥司令部参谋处长牟中珩任该旅参谋长，代为办理旅内事务。从此，张学良对于学忠更加信任和器重。
　　l930年9月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成功，张学良表示拥护中央，旋即令于学忠筹备出兵平津，至9月20日进抵塘沽。当张、于计议出兵平、津时，张对于说：“这次请你率兵，入关进占平津，要干得漂亮些。”于说：“不放一枪。”张学良大喜说：“好呀!”。于学忠遂派其军械处长刘湛尘到北平购买燕窝、鱼翅等礼物，赠送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徐是阎锡山的谋士)，使阎锡山主动撤出平津，我进彼退，一枪不放。因刘湛尘与徐永昌系原毅军随营学堂同学，因而能圆满完成任务。
　　于学忠于闲谈时对牟中珩说：“只有我这脑袋瓜的聪明，才能与少帅接上灵气，他一开口，我就明白他的心意，我一开口，他亦能知道我的心意。这次出兵关内，派我率兵入关，他只说一句话叫我‘干漂亮点’，我就明白他的心意不打硬仗、千是我就说了个‘不放一枪’，就正合他的心意。这样大事，我们二人各说了一句话就完成了。”
　　东北军进关时张学良把入关部队编成两个军，于学忠任第一军军长，王树常任第二军军长，每军辖三个旅。1931年1月于学忠令牟中珩先率213旅乘火车直抵北平，到北平车站下车后．北平警备司令楚溪春到车站迎接，因楚系牟中珩保定军校时的队长，感情甚好。到其司令部座谈时，他问牟中珩：“你们东北军究竟进至何地为止，是否要进到张家口?”牟中珩说：“我不知道。”楚说：“你们进到何地，我们就退出何地。”
　　当时第一军进驻北平，第二军进驻天津。于学忠任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在天津任河北省主席。蒋介石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主动与张学良结为换帖兄弟，并将青岛港让给东北军的海军驻扎，令张学良保荐青岛市市长。张遂保荐其海军司令沈鸿烈为青岛市市长，以便海军与市政统一领导。
　　于学忠任平津卫戍司令时，在四川避居的吴佩孚携眷及随员数十人，由四川回北平定居。张学良每月给吴佩孚数千元作为生活费，于学忠亦常去吴家看望。1931年春，东北军接受蒋介石的番号，着213旅改为114旅，第217旅改为118旅。
　　　　　　　　　　　　　　　　　　　　　　(四)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西北军瓦解，所遗残部，蒋介石令张学良予以改编。1931年2月9日石友三部队尚有6个师、骑兵1个旅、特务团、炮兵团、工兵团、铁甲车大队共约60000余人。张学良将其改编为第十三路军，先后发给协饷30万元，后请示国民政府照准每月发给60万元。驻防河北顺德一带。
　　石友三自沈阳回防地，途经天津与日本军方暗中勾结。 5月间，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传闻委任石友三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由邹鲁汇寄50万元。从其来往电讯中，侦知石部确有不稳之意图。7月15日石友三将张学良派任的秘书长张云责活埋，又掐断北平至顺德的电话线路，并就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
　　这时张学良正在患病住院治疗，于学忠奉其旨意，担任第一集团军司令，负责平汉路作战；王树常任第二集团军司令，负责津浦路作战之责。兵力有8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和两个炮兵团。石友三北犯部队以孙光前、程希贤为先锋，沈克、唐邦植及石本人居中，以米文和殿后，兵力约56000余人。
　　于学忠主动放弃石家庄，诱敌深入。当石部渡过滹沱河，直犯保定、望都之线，遂展开激战，叛军溃败，拟向津浦方面后撤，又遭到第二集团军的压迫。同时顺德叛军留守部队亦被刘峙，胡宗南部缴械。最后石友三、唐邦植仅率3000余人逃赴山东，投靠韩复榘，平叛仅用半月时间即行结束。讨伐石部虽为时甚短，影响却很重大，因东北军在“老家”的主力部队，调入关内，武器弹药赶运往关内甚多，致使东北防务空虚，为日军发动“九一八”事件造成便利条件。
　　1931年夏季蒋介石发表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时，张学良对于说：“蒋介石叫你当河北省主席，怎么事先没有同我商议?我不知道这件事。”于学忠说：“那么咱就不干吧。”张学良说：“他给咱了，咱为什么不干呢!”由此可见蒋介石有心直接拉拢于学忠。
　　同年秋，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蒋介石下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迫使十几万东北军，几乎一枪不放地撤退关内，把大好山河，拱手让给日本。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即发表抗日宣言，全国人民纷起响应，强烈要求抗日，掀起救国运动高潮，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甚为气愤。
　　1932年春，蒋介石对张学良说：“全国反对‘九一八’不抵抗的风浪甚高，现在我们二人好比坐在一只小木船上，在大风大浪中就要翻船，必须下去一个人，才能保住这船不翻，你看我二人谁下去好些呢?”张学良说：“那当然是我下去了!”于是蒋介石即把不抵抗罪名，完全推到张学良身上。令张学良下野出洋，赴欧美考察，蒋介石乘机将东北军改编。在北平成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令何应钦任北平分会主任。张学良出国前将东北军交于学忠指挥。
　　1933年张学良出洋之前，寄了一封影印的亲笔信给东北军团以上军官，信内大意说，因我年轻无经验，吃了人家的亏，在我出洋后，东北军要团结起来。张学良到美国后，先期到达美国的原参谋长杨毓珣，询问张：“你在出国前，对东北军都做过安置了吗?”张说：“安置啦!”杨又问：“你对于学忠安置了吗?”杨认为于学忠非东北军嫡系，恐怕靠不住。张学良忽然站起来说：“哎，你不要错看了于学忠，将来收拾东北军后事的人只有于学忠!”由此可见，张学良对于学忠极为信任。
　　张学良出洋之前，曾将其私用的及库存的贵重军械，分散给东北军高级将领使用。各将领争先恐后地争着要，惟于学忠不要，而张学良乃将大部分“家底”及贵重军械，都交给予学忠。
　　1933年蒋介石以将开始抗日为名，把东北军所有的旅，均改编为师。于学忠充当51军军长。该军辖113师，114师，118师三个师，驻扎天津、塘沽、大沽、马厂、杨柳青一带。在大沽构筑工事；防止日军在塘沽登陆。
　　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于学忠同牟中珩闲谈中说：“张副司令出国后，东北军许多将领对张副司令左右的官员们都冷淡下来了，及张副司令回国来了，他们对张副司令左右的人，又亲热起来了。我与他们不同，我在张副司令出国后，对他左右的人仍然如旧地亲热，未曾冷淡过。现在张副司令回国后，我对他左右的人依然如旧，以前不冷，现在也用不着再热。”于学忠对张学良的忠诚始终如一。
　　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1933年1月侵占山海关，继而入侵热河及长城各口，虽遇我军抵抗，但热河终于沦于日军魔掌。而蒋介石仍继续执行其“安内攘外”政策，并说：“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同年5月蒋命黄郛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把绥东、察北、冀东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区。
　　塘沽协定后，蒋介石派黄郛在北平组织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并任委员长。黄听从日本的摆布，在“非战区”内划为冀东特别区，以汉奸殷汝耕为该区专员(殷汝耕于1936年组成冀东22县防共自治政府，成为日本的傀儡)。黄郛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组织两个警察纵队，驻扎“非战区”内。
　　于学忠在51军中抽调干部，购买枪械，委任张庆余为冀东特警第一纵队长、张砚田为特警第二纵队长(每纵队辖两个大队，每大队约等于一个团的兵力)，到非战区驻扎，归殷汝耕指挥。这两个纵队后又改编为冀东保安队，1937年7月28日保安队在通县杀死日军日侨甚多，并抓获殷汝耕，拟汇合第29军进行抗日，这时第29军已撤出北平，保安队在西撤途中被日军冲散，大部分官兵回到51军加入抗日行列。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在天津以日租界为根据地用各种手段扰乱我军后方。 利用失意政客如白坚武、郝鹏等收买汉奸、流氓，组织“便衣队”，经常由日租界出动，扰乱津市治安，当被我保安队击溃后，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日本驻屯军武官柴山亲自出面会见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妄想游说使于学忠与汉奸齐燮元等搞所谓“华北独立”，均被于学忠严词拒绝。
　　日本特务机关又唆使日军士兵骑着马在中国界内横冲直闯，肆意侮辱行人，在河北省政府(现金钢桥花园)大门口小便，甚至抢夺岗哨的枪，进行挑衅，制造事端。于学忠再三向日租界驻军提出抗议，日军不但毫无收敛，反而更加猖狂。日特利用日租界的汉奸收买51军被撤职的团长曲子才及共同伙，窥视于学忠活动时间，几次阴谋刺杀于学忠。如买通于的厨师在饭菜里下毒药；买通于的副官欲在卧室内枪杀于学忠；派刺客在于外出途中行刺等等。这些阴谋活动，均被于学忠预加侦知和防范，未能得逞。
1935年春季于学忠忍无可忍，他警告天津日本驻屯军：“如果日军不停止挑衅及阴谋刺杀等一切险恶行动，即向日租界开炮!”此后，日军在天津挑衅行为虽有所收敛，但日本向北平军分会及蒋介石要求撤换于学忠的军政职务。当时何应钦即在北平，向于学忠通电话：请于自请长假。于学忠回电话说：“我叫外国人逼迫自请长假，我感觉太丢人，你撤我的职吧!”不久，何应钦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协定》达成后，蒋介石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调任甘肃省主席，并令于学忠所属的111师、113师、114师、l18师向西安开拔，进驻陕、甘一带“剿共”。
　　在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时，有一次在省府与牟中珩闲谈说：“都说共产党不孝顺父母，你看人家周恩来对父亲不是挺孝顺吗?”于学忠率51军到陕、甘后，1936年春在西安于对我说：“你看蒋介石左右这一些人，没有一个好人，庸碌无能，光会贪污，营私舞弊，吃喝嫖赌，把中国搞得这么糟糕，现在我看好人还在共产党方面。当日吴大帅(指吴佩孚)如果不失败，由我们来管理国家大事，我们决不能搞得象他们这样糟糕。”
　　1936年冬，51军进驻甘肃，调归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朱系蒋的嫡系)，朱绍良令第113师和118师在兰州以南岷县一带，令第114师到兰州以北百余里地带去截击北上抗日的红军；同时蒋介石密令于学忠派一个师堵截红军通过腊子口。因东北军各部队经过“九一八”事变后，均倾向联共抗日，于部派出的部队，在不打内战口号下，进至岷山一带后按兵不动。蒋介石又急电命令新第l4师鲁大昌部去扼守岷县天险腊子口。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蒋介石调东北军进军甘、陕以达消灭异己目的的阴谋，并建议互派代表，协商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联合抗日的问题，深得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
　　1936年2月初，蒋介石召张学良到南京，对围攻陕北红军作了新的部署。3月初，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同张学良、王以哲进行谈判，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意见，并达成口头协议。 4月6日，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防等方面联合抗日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同年9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又亲笔致函于学忠，内容如下：
　　于主席勋鉴：
　　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侯，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情爱国，对抗日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吝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即颂勋棋不一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要求蒋介石停止打共产党，一致抗日，并反映东北军官兵思乡心切，都想把日军赶出华北，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当时蒋对张说：“他们真想打回老家去吗?我不信，我要亲自问问他们，叫他们都来见见我，我问问他们。于是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师长以上的军官到西安见蒋，于学忠也率三位师长飞到西安。蒋介石即分批召见各将领谈话，于学忠率三个师长(第113师师长李振堂、114师师长牟中珩、118师师长周光烈)去见蒋，蒋当时严厉指责各师“剿共”不力，随后又面有愠色地询问每师“剿共”成绩如何，三位师长回答各师都有俘虏数十名。蒋怒色稍释，令各师努力“剿共”，谈话后还留他们吃饭。
　　隔了几天，张学良在西安召开所有东北军师长以上将领秘密会议，张叙述他向蒋反映东北军官一心想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心情很迫切，却被蒋大加申斥的情况。接着又说，因他向蒋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行动，蒋认为是倾共反蒋，蒋想把他扣押起来的情况。还说到，他与宋子文的密谈和与钱大钧的谈话，以及蒋的随从副官私下向他反映的各种情况，已证明蒋确有想把他扣押的意图等等。在会议结束前，张学良对全体将领说：“如果蒋介石把我扣押了，你们大家都归于总司令(于学忠)指挥，散会后你们要即行各回防地。”
　　行前，张学良召于学忠到其公馆谈话，大意说：已与杨主任(虎城)商定，明天拂晓向蒋实行兵谏。由总部卫队营孙铭九营长、105师唐君尧旅长、骑兵六师白凤翔师长负责；城内所有应办理者，由杨主任负责办理等语。于学忠问：“你这样做，何以善其后?”张答：“说干就干，何必顾虑那么多，杨、常怎么样?”(意思是说杨宇霆、常荫槐在东北势力那么大，照样把他们干掉了)于说：“那么，我们就干，要干就得干到底，决不可半途而废。”张答：“那是自然，非达到最后目的不可。”以上这些话是于学忠事后对属下师长说的。
　　l936年12月12日拂晓前，张学良派兵到临潼去捉蒋介石，在与蒋的卫队战斗时，蒋由睡眠中惊醒，连外衣都未穿仓惶逃往后山。捕捉的官兵摸着寝被犹温，判断蒋去不远，乃随踪搜山，发现蒋藏于山岩石下，遂将其逮捕。当时在蒋介石外衣口袋中发现一个小笔记本，记载着蒋的内心私话，内中有关于对于学忠的几句话：“于学忠两目炯炯，是一将才，可惜为张学良所用。”
　　当天，于学忠在兰州令第51军包围了甘肃绥靖公署，并将其卫队团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行缴械；该绥署集中营的守卫部队缴械后，集中营内的俘虏皆放出。
　　扣押蒋介石后，张学良、杨虎城会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提出解决国事的六项主张：
　　(1)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常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它救国办法。
　　以上六项主张，经过十几天的谈判，在蒋表示接受后，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毅然释放蒋介石，张学良亲自陪同蒋等由西安飞返南京。张学良临上飞机前，即在飞机旁用红铅笔写了一道手令，大意是：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随即登机起飞。
　　到达南京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交军事法庭审判定罪，最后由军事委员会决定对张学良实行长期软禁。之后，蒋对东北军个别将领进行拉拢、分化，致使东北军内部发生了混乱。
　　张学良被扣押后，东北军内部各将领在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先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命令，避免与中央对峙，从渭南前线撤军，而后要求释放张学良回来；以应德田、孙铭九等少壮派为首的中级军官，主张要求蒋介石先放回张学良，然后才撤军，否则不惜一战。1937年2月2日少壮派军人刺杀了67军军长王以哲后，局势更加恶化。当时在西安的各将领给兰州去电要求于学忠速到西安处理混乱局面。于学忠乘飞机到西安后，孙铭九跪着要求杀死驻兵西安的主和派何柱国。于说：“不能再杀啦，再杀打仗时没有人指挥啦!”这时何柱国已避居新城杨虎城的公馆内，在杨、于保护下未被杀害。
　　蒋介石电令于学忠说：“东北军干部训练团和11O师的官兵是共产党分子，应以武力解决。于学忠复电说：“中央决不能武力解决，否则就会打草惊蛇，引起整个东北军起来抵抗，干训团可以解散，团内官兵各回原部队，第110师由于学忠负责改编，分散编入东北军内。”于学忠的坚决态度，往返电商数次。蒋不得不同意于的主张。随即解散干训团、第11O师，分别编入于学忠、万福麟的两军内。
　　在孙铭九杀死王以哲军长后，王以哲的部属对孙等极为愤恨，欲由渭南驻地率师到西安杀死孙铭九等，为其军长复仇。于学忠为避免再次发生内乱乃令孙铭九等逃跑，防止互杀惨剧的发生。
　　　　　　　　　　　　　　　　　　　　　　(五)
　　1937年2月25日杨虎城、于学忠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西安事变时的八项主张(即1936年12月13日张，杨关于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1)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被扣押后，曾寄信给东北军各将领，主要内容是：要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仇，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同时托何柱国转告东北各将领：“我个人纵然牺牲了，终得与共产党交了朋友，还要保持个人友谊，于愿足矣。”
　　1937年春末，蒋介石令东北军退出西北，进驻平汉、津浦两铁路线上，准备整编。于学忠率5l军开至蚌埠一带。蒋介石召见于学忠说：“甘肃省主席、江苏省主席尽你挑。”于说：“我今生不再当主席啦。”于学忠意识到蒋要以此拿下自己的兵权，故有此对答。于是蒋任命于为江苏省绥靖主任，绥署设于淮阴。原来张学良左右的一班人员，都安插在绥署内。原51军的三个师缩编成113师、114师两师。当时于学忠对我说：“江苏为首都所在地，还有什么绥靖可言呢?这是一个空门面而巳。”
　　1937年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江苏绥靖公署撤销，于学忠奉命率51军进驻青岛设防准备与日军作战。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令于学忠兼任该集团军副总司令。韩复榘主动与于学忠结为金兰之好。1937年冬，日军进攻德州至济南，韩率部不战而退，致使山东大部沦陷。1938年初，韩复榘经军法审讯枪决后，蒋介石任命于学忠为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向蒋表示只愿接受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不愿接受省主席职。蒋说：“你不愿作省主席，你可以保荐一人来干。”于说：“沈鸿烈亦是副总司令，可以叫沈鸿烈干。”蒋说：“好吧，你叫他来见我。”于学忠将此情况告诉沈鸿烈，沈见蒋后，遂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
　　这时李宗仁(桂系)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防徐州。徐州会战前夕，李宗仁竭力拉拢韩部两个军长曹福林、孙桐萱，企图拆散第三集团军，把曹、孙纳入桂系圈内。曹、孙原为西北军系，也不愿长期归于学忠指挥。因而于学忠接任总司令不久，遂由孙桐萱接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改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
　　　　　　　　　　　　　　　　　　　　　　(六)
　　1938年1月1日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炯俊六指挥8个师团沿津浦路向北进犯，西尾寿造率领8个师团沿津浦路南侵，企图夹击我战略重镇徐州，消灭我第五战区主力。自韩复榘不战而退，向日军敞开北大门，日军矶谷师团得以轻取邹县，长驱直入，企图与青岛登陆沿胶济路西侵之板垣师团会师台儿庄，侧击徐州，截断我战区汤恩伯、张自忠、庞炳勋各部的后路。在南线敌第13师团侵入明光以南时，遭到第31军英勇狙击，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第51军所辖113师，114师，共4个旅，8个团及各军师直属部队共25000余人。于学忠在徐州开完军事会议后，下令部队在小蚌埠至淮河北岸布防，保障我军在北战场内线机动，伺机歼灭冒进之敌。牟中珩任114师师长，开战前牟中珩向于学忠请示说：“这次打仗我们拼不拼?”于说：“拼啊!我们在打内战中是出名的部队，现在打日军不拼还行?不拼还能对得起中国人吗，在中国还站得住吗?”牟中珩说：“拼个什么程度为止呢?”于说：“你拼个七八成，留个根，好补充。”2月2日，日军2000多人，在飞机、大炮、战车掩护下，开始向我军发起进攻，企图强渡淮河，当即与我114师展开激战，这是我军守淮的第一仗。至4日113师赶到，立即加入战斗，双方争夺1余天。由于我军战线延长约百余里，纵深配备不足，而且军、师预备队极少，日军则采取集中兵力到一点突破，使我军受到极大压力，51军遂不得不转进沫河口、四铺一带继续抵抗。于学忠在此战况下，亲赴前线调整部署，振奋全军士气。在13日凌晨2时，乘敌渡河立足未稳之际，发起全线反击，军、师、旅长都到前沿指挥。到上午1O时许，敌军开始动摇，不得不退回淮河南岸，部分仍在北岸坚守。51军遂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阵地。
　　这次战斗，毙敌2000余人，牟中珩师伤亡大半，终于阻止了敌军渡淮。这时牟中珩给予学忠在电话中报告说：“我师已伤亡十之七八，已经拚了。”于说：“好吧!由张自忠部队接替你的阵地。”在换防时，敌军亦向南撤退。于学忠率51军在宿县以南地区休整补充，不久又在固镇地区守备，与南路入侵日军长期胶着。使第五战区得以抽调原拟增援淮河防务的第59军张自忠部北上临沂，支援庞炳勋军团作战。这是徐州会战第一阶段的滕县、临沂保卫战。
　　日军妄图渡淮北进受阻，乃调运主力由北面进攻台儿庄，以期打通津浦线。第51军稍事补充，即奉令开赴台儿庄参加会战。于学忠在这次战役中，身先士卒在前线指挥，亲率敢死队百余人，夺得敌军大炮30余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颁奖给予学忠银盾两枚(后据于之外甥王敬镒谈，战后将银盾和奖给的部分银元，送往其妹于学志家中寄存，“文革”中被查抄)。
　　我军在台儿庄大捷，但敌军在枣庄、峄县、税郭、临城、韩庄一带，尚有万余人。4月l8日晨，于学忠率部及川军孙震部攻克韩庄，惟韩庄车站仍被敌军占领，于学忠指挥炮兵摧毁敌军工事，114师一个团进攻，以手榴弹、大刀，攻破敌军三道防线，战至黄昏，仍未攻下。于学忠坚不撤下，遂派125师姚超伦团到多义沟附近破坏路轨十余里，阻止敌军增援，终于全部拿下韩庄。
　　4月26日，郯城以西敌我展开大混战已3日之久，日军迭次向左翼包围，二次猛扑均被我军击退。　　4月29日于学忠率部克郯城。此战各级军官均亲临前线指挥，前后激战9日，致死伤旅长3人；团长7人；营长以下官兵数千人。给敌以重创，并阻止其主力南下，掩护战区大军集中。第五战区传谕嘉奖。
　　与此同时，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台儿庄守军全线出击，以消灭进入台儿庄以东、我袋形阵地之敌。以于学忠部向东，汤恩伯部向西，封锁袋口。第60军向北，合力歼灭侵占邢家楼、五圣堂、五窑路、蒲旺、辛庄地区之敌。
　　直至5月l4日，51军与敌军第5、lO、l03、105、11O等师团之各一部，相峙于台儿庄及其东西之一线。这时敌军主力由津浦铁路南北两段，向徐州大迂回。津浦北段敌之第14，第114两师团，由鲁西济宁向金乡、鱼台南犯；津浦南段敌之第102师团，107师团，119师团各一部，由蚌埠渡淝河，向固镇，宿县北犯；北段之敌窜至丰、沛，切断陇海路黄口车站，炸毁铁桥。南段日军渡过浍河，占领固镇，进逼宿县，并分兵陷蒙城、涡阳、永城。徐州已陷于敌人大包围之中。蒋介石见局势急转直下，乃下令鲁南各军于5月14日向西南撤退。
　　统帅部的作战原案，系以主力攻击永城之敌，掩护徐州左侧翼，维护陇海路交通，如不奏效，即行总退却。司令长官李宗仁在运河南站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到会的有白崇禧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林蔚次长、刘斐厅长、孙连仲、于学忠两总司令、汤恩伯、张自忠两军团长等，部署徐州总退却。5月17晚，就全线撤退了。台儿庄撤退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 51军是台儿庄撤退的殿后部队，第113师的第337旅第673团为掩护团，并担任后卫警戒。
　　于学忠在徐州会战中，因屡立战功，多次受到军事委员会的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
　　　　　　　　　　　　　　　　　　　　　　(七)
　　于学忠率部由台儿庄奉命转进，在河南南阳、唐河、方城一带进行整补。l938年6月12日，奉命参加武汉会战。第114师进驻大别山北麓的叶家集、杨柳店及六安县；第113师开至顺街、麻埠、独山镇、清山铺一带，协同第71军(宋希濂部)之主力集结于商城、潢川，以一部推进至固始，对霍邱、三河尖方面进行严密警戒。
　　8月24日敌军第13师团之先头部队千余人，窜至六安县东三十里铺，与我51军114师342旅683团接火，激战约3个小时，当被51军击退。27日敌军增援一个加强团队，约共三四千人，以东、南、北三面对六安进行包围，威力搜索，准备攻城。同时，有千余敌军进侵六安以南之青山镇，向第71军阵地开始进攻。
　　8月28日晨，敌13师团主力万余人，在重炮、飞机掩护下，向六安县一带展开进攻，683团团长王鹏举率部英勇抗击，自晨至暮打退敌人三次冲击。迨黄昏，东南城角被炮火摧毁，敌步兵七八百人突入城内，随即展开巷战，直战到29日拂晓，奉白代长官(白崇禧)命“必要时扼守渒河左岸”，才向渒河以西撤退，六安遂陷敌手。这次战斗，牟中珩师伤亡连长以下官兵百余人，敌军在六安城内外遗尸枕藉，不下五六百人。苏家埠、韩摆渡(渒河右岸)之敌20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强渡渒河后，向独山镇的113师阵地猛烈进攻，战至薄暮始将敌人击退，双方死伤甚众。当晚，第三兵团代总司令于学忠在空隙间调整了51军、71军的战斗部署。
　　8月30日敌军第13师团，在飞机、炮火掩护下，向第113师独山镇阵地进攻。经一个上午的激战，113师被迫撤出独山镇，转移至石婆店继续抵抗。与此同时，敌3000余人向杨柳店114师342旅684团阵地亦展开进攻，战斗至下午，该团团长杭子祥率部转移至大固店继续抗击。是役双方均伤亡惨重。
　　至9月1日我第三兵团再次战线调整，以第113师占领麻埠、沙家湾之线阵地，第114师占领沙家湾(不含)、八里滩之线主阵地，并在开顺街占领前进阵地。
　　第7l军以36师附炮兵第3营，占领石门口、富锦山亘经石桥之线主阵地，并派出警戒部队于史河左岸及右岸之叶家集、熊店；其第88师集结于顺河集，并派出前哨部队于史河左右岸的黎家集。第6l师(欠361团)集结于武庙集东北地区，并派出警戒部队于史河沿岸，其第361团守备固始，分一个营守备南大桥(其时第87师尚末赶到)。
　　就在当天，敌第13师团主力万余人向白塔畈51军113师阵地及71军36师熊店阵地展开全线进攻。战至傍晚，熊店、白塔畈均被攻破；进攻开顺街之敌被击退，第36师驻守之乌龙庙阵地被敌第10师团攻破。9月2日凌晨，敌人向开顺街、叶家集发起总攻，51军被迫撤退至史河西岸，与敌隔河对峙；7l军黎家集阵地也被敌攻陷。
　　9月3日拂晓，敌强渡史河，攻陷新集子阵地。总司令于学忠当即调整部署，集结兵力准备反攻。　　9月4日第51军114师向八里滩之敌猛烈反击，师长亲赴前线，士气大振。自晨至午，敌人虽几次增援，均被我击退，下午3时许我终于收复八里滩，迫使敌军退往开顺街。进攻富锦山之敌也被我第36师击退。是役敌方伤亡，据估计毙敌千余人，在阵地前遗尸2OO余具；51军第36师伤亡营长3人，连以下官兵13OO余人。
　　富锦山、石门口、八里滩等地，是大别山北麓双方争夺的战略要点。因之，敌以两个师团兵力，配合飞机2O多架和重炮40多门，势必争夺此处要冲，以便进攻商城、潢川、信阳而达会师武汉之目的。就51军作战方针来说，为保卫大武汉，以持久在外围抵抗，最大限度地消耗敌军，以空间换取时间，迟滞敌军行动。两军整整苦战九昼夜，51军尽量利用河川、山谷、隘路、堤道等有利地形，与敌展开拉锯战。从9月3日争夺八里滩、新集子、富锦山起，至9月11日富锦山被攻陷止，51军共计伤亡团长以下官兵10000余名，其中114师阵亡团长一名，其余官兵五六千名，第113师约2000名，第71军的36师牺牲最为惨重，伤亡官兵不下5000余名。9月11日傍晚，第36师师长陈瑞河率领所余战斗兵员不足千人，挥泪撤离富锦山。
　　武汉会战自1938年6月12日至10月25日历时4个半月，战场在武汉外围及沿长江两岸展开。会战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联合实施。参加兵力为4个兵团，辖5个集团军，于学忠是第三兵团副总司令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在大别山麓与日军激哉，武汉失陥后，于学忠率部开往大别山打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并在金家寨一带进行休补。
　　　　　　　　　　　　　　　　　　　　　　(八)
　　1939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召并高级将领会议，当时宣布拟派一支军队到敌后山东省打游击战，以牵制日军南侵，并征询各将领谁愿意去，各将领无一应者，于学忠站起来说：“我是山东人，我去。”随后，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指挥51军、57军到鲁南山区打游击，并指挥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部的第89军部队。
　　1939年3月于学忠率51军由大别山开往阜阳，作为入鲁准备及补充。3月中即向鲁南突进，为分散敌军截击的目标，令全军以团为单位分路前进。为避免敌机侦察，均以夜行军为主。当时113师师长周毓英和114师师长牟中珩感到向敌突进困难甚大。于学忠对我们俩说：“在南昌会议中，蒋介石问各将领谁能去，各将领互相观望，无一应者。我们都是山东人，为了抗战，为了家乡，我们应当到沦陷区去担此重任。有困难也不可怕。我先带一个团突进去，你们师长、旅长也各带一个团突进去，就这么办吧!”随后，于学忠率一个团首先突进至沂蒙山区，同时各部亦分别进入鲁南。
　　出发前，于学忠将兼任的51军军长职务，交给副军长兼114师师长牟中珩担任。向鲁南山区挺进时，各师、旅、团均相隔两天的行程。经过阜阳、涡阳、蒙城，在宿县以南地段穿过津浦铁路后，又折向东北，由徐州以东，邳县以西地区越过陇海路，渡过运河，进入鲁南。
　　于总司令率第113师北进时，因出敌不意，沿途比较顺利，仅用1O多天即安全到达目的地。军长牟中珩所率的第340旅，也仅在邳县以北地区遭到敌军千余人的阻击，经半天时间的战斗将敌击退。我第679团第一营营长单树柽不幸牺牲，伤亡官兵30余名。第340旅也比较顺利地进入鲁南山区。然而这一行动和意图却全部暴露了，敌军即迅速调动兵力，在宿县以南和徐州以东铁路沿线加强了阻截的部署。
　　 第114师师长方叔洪所率的师部及342旅，在宿县南西寺坡车站以西地区，即遭遇敌约一个联队的阻击，先头的683团与敌经一整天的激战，至黄昏时才将敌人打退，我方伤亡200多人。我军其他部队乘机连夜越过津浦铁路，向东北方向挺进40余里。拂晓时分，日军追兵2000余人，并有飞机1架，坦克4辆和重炮数门助战，向我军后卫683团猛烈进攻。683团团长王鹏举率全团官兵在684团支援下，奋勇迎击，反复冲杀，战斗至下午4时许，始将敌人打退，毙敌500余人。在这场战斗中，683团团长王鹏举、副团长尹以琦先后为国捐躯。
　　为绕过敌人的封锁线，当晚51军各部直向苏北睢宁方向急进。为迷惑敌人，他们忽东忽西迂回行进，经五六天的盘旋迂回，在徐州东的大许家车站附近穿过陇海铁路和不老河，并在津浦路韩庄车站以东渡过运河，进入山东境内的峄枣山区。
　　当时沂蒙山区的沂水、蒙阴、莒县三个县并未沦陷，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及其省属机关，就驻在沂水西北（三区）的东里店。于学忠率总部到达后，也驻东里店附近。第51军军部和第114师之340旅到达蒙阴东北鲁村附近时，博山之敌趁我立足未稳集结3000余众，发动突然袭击。 340旅与敌经两天的战斗，毙敌五六百人，敌窜回博山，为第114师在鲁南山区站稳脚跟奠定基础。是役，团长何士宽不幸壮烈牺牲，679团也受到严重损失。第342旅及114师师部于3月末由抱犊崮山区推进至蒙阴城东20里大赵家庄驻扎。至此，第51军所属各部队全部到达鲁南。山区情况比较稳定，军民关系融洽，我军利用时机进行了整训。
　　鲁苏战区总的兵力部署大致如下：
　　一、战区总部及直属团队，驻沂水西北东里店附近。
　　二、第51军军部率直属部队驻沂蒙公路线上的朱位村。
　　三、第113师师部驻沂(水)青(青州)公路以东，安邱、沂水交界地区。
　　四、第114师师部及直属部队驻蒙阴以东的大赵家庄。
　　五、第57军军部及其第111师驻莒县西南和赣榆县以北地区。
　　六、第112师驻陇海路以南淮阴以北地区。
　　七、山东省政府驻沂水西北之东里店及其附近地区。
　　八、江苏省政府率第89军驻苏北淮阴地区。
　　鲁苏战区总部所属第51军、第57军到达鲁南山区之后，与中国共产党所属的八路军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好的。于总司令与徐向前、张经武两将军时有接触；各军、师与八路军之间也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前就主张不打内战，共同抗日，所以双方工作人员也保持着频繁的往来，八路军的山东纵队也归战区总部指挥。
　　我军挺进鲁南。日军十分仇视和恐惧，千方百计企图破坏这一根据地。5月上旬，日军在青岛、潍县、济南、兖卅、徐州和海州等地集结兵力，当时发现有4个师团大有包围鲁南我军之势。总部令各部与当地八路军密切配合，做好反“扫荡”的准备。总部决定的方针：在不放弃根据地原则下，化整为零，不打硬仗，以团为单位，避免决战，避实击虚，划定活动地区与敌人打游击战。
　　早在1939年3月底，于学忠总司冷在部署各军师军事整训之后，于4月初召开鲁苏战区高级将领会议(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着手改编分散于各地的游击部队，共编成十几个游击纵队，每纵队兵力相当一个旅。其番号及主官姓名如下：
　　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员张里元；
　　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厉文礼；
　　第三游击纵队司令员秦启荣；
　　第四游击纵队司令员王尚志；
　　第五游击纵队司令员丁绰庭；
　　第六游击纵队司令员秦玉堂；
　　第七游击纵队司令员蔡晋康；
　　第八游击纵队司令员周同(可能记错)；
　　第九游击纵队司令员王洪九；
　　第十游击纵队司令员申从周；
　　在会谈上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向与会人员散发了控告山东大特务头目秦启荣在太和惨杀八路军由胶东向鲁南开拔的干部数百人，称为“太和惨案”罪行的控诉书，并请于学忠处理。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也再三要求扣押该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厉文礼，因厉所属的团长胡殿甲杀死省府鲁东办事处主任鲁滨，称之为鲁滨事件。于总司令当时说：“我第一次召开会议，就把来开会的人扣押起来，那以后再召集人开会时，人家谁还敢来呢?”沈当时纠缠不休，于学忠始终未扣押厉文礼。
　　194O年春，蒋介石下达“防止异党活动”的命令，禁止蒋军与八路军互通情报与相互往来。接着又命令鲁苏战区划分游击区，在游击区内，党政军三位一体，对共产党作“总体战”，以防止共产党在游击区内的一切活动。因此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游击队和省属保安团队，都公开反共。沈鸿烈随即公然指挥新四师吴化文部与日军在一个阵地上协同一起进攻在鲁村一带的八路军。
　　据此，于学忠将山东划为三个游击区：津浦铁路以西为鲁西游击区，指挥官沈鸿烈；津浦铁路以东，沂蒙公路东西之线阻南地区为鲁南游击区，指挥官缪澄流；津浦铁路以东，沂蒙公路东西之线以北地区，为鲁东游击区，指挥官牟中珩。当时鲁苏战区所指挥的军队有：第51军军长弁中珩，所属第113师师长周毓英，第114I师长方叔洪，方阵亡后为张福禄、黄德兴；第57军军长缪澄流，所属第111师长常恩多，常起义殉职后为孙焕彩；第112师师长霍守义。新编第四师顺长吴化文；暂编第12师师长赵葆原；新编第36师师长刘桂棠。
　　1939年冬，鲁苏战区总部政治部主任周复(是蒋介石派到山东的高级特务)派人给牟中珩送来蒋给我的电报，电文甚长，其大意是：查第5l军第113师上校团长王协一，第114师参谋长解如川及两师中的中、少校、上尉、参谋、团副等某某共约十五六人，都是共产党分子，着就押交鲁苏战区总政治部主任周复处理。牟中珩以事关人命，遂往总部请示于总司令。于看了电报后说：“我们一个也不交给他，给他顶回去!你给蒋复电说，王协一调师部上校附员，留师部服务，解如川准其长假，令其自行他谋，其余中少校以下军官，均留原职服务，由军部保证他们不出他事。你就这样给他顶回去!因为这些军官大部分是东北人，自张副司令被扣押后，他们都成了‘没娘的孩子’，我们对之要格外加以体贴。”少顷，于学忠又说：“我们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即不离!因为你和他太近了，他就把你溶化了，你若是离他太远了，他就用武力来解决你，只有用不即不离的办法来对付他才行!”牟中珩即按于总司令指示办理了。
　　周复是蒋介石派来的总政治部主任，当时听说蒋曾指示周到山东后联络沈鸿烈，监视于学忠与共产党的关系。周到职后与沈的来往甚为密切。张经武经常派人来总部汇报战况，每次于学忠在外室接见八路军来员时，周复在室内放下门帘窃听谈话内容，记录之后报告蒋介石。这样行为，不但于学忠甚为憎恨，就是部属对之也非常不满。1941年夏，于学忠对牟中珩说：“周复太欺负我啦!万毅在总部已扣押数月，蒋介石屡次来电催促，叫我枪毙万毅，我就是不枪毙!每次来电都被我顶回去，共产党不犯死罪!我是长官，我应该给他做主，周复天天以蒋的亲信身分，屡次逼我枪毙万毅。我和周复虽然住在一个村内，已有一个多月不相见面了，他以蒋介石旗号欺我太甚，太可恶了!”闻此，牟中珩亦非常气愤。
于学忠曾说：“我们在鲁苏战区采取的策略是：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取中立立场，团结友军，不打内战，坚决抗日救国。”
　　1941年春，第51军的第114师驻在沂蒙公路以北张庄一带，经常到沂蒙公路以南坦埠一带征购给养。初期，八路军亦派人协助征购，后来当地人民亦缺粮，八路军就不协助了。114师即派兵自行征购。该地系八路军活动区，八路军为保护人民利益，与征粮士兵发生矛盾，第114师先派一个排，后派一个连，与八路军发生战斗，但八路军均取守势，后该师增派一个营兵力，八路军则采取攻势将该营击退，并追击到沂蒙公路以北，占领了该地一个馒头山。当时牟中珩正患病，便由副军长兼113师师长周毓英，从诸城率一个团和两个营包围了馒头山，八路军则主动撤退，未发生战斗。数日后，于学忠指示说：“在抗日时期不要打内战，以后不要去找八路军打仗，如果八路军来找我们时，我们即予以严厉惩创，叫他们晓得我们的厉害，使其不敢再来。”此后征粮中未再发生战斗。那时在第51军军部暂驻的中央政府监察委员姚尔觉对牟中珩说：“在抗日时期不应打内战，我与八路军政委黎玉是小同乡，你派个代表一起去见黎玉，我给你们两军讲和。”牟中珩即派军部中校参谋王某随姚去八路军山东纵队见黎，黎政委说：“过去的事我们权当打个野外演习，今后要团结抗日。”自此以后，两军仍以友军相处，沈鸿烈以此向蒋介石控告姚尔觉，姚被撤职。
　　1941年夏季，沈鸿烈派刺客杀害于学忠。此事缘起于学忠1939年春到鲁南后，沈以为自己是山东省主席，不肯先去拜见于，而于亦未去省府谒沈。于是沈约定在第57军军部相会，于学忠率牟中珩、缪澄流两军长在缪军部与沈相见；沈令其参谋宁椿霖拿出地图，自己划定两军的布防要图，该图主要是为保护其省府及各专区而设计的，毫无战略意义。于学忠及两军长均不同意，沈仍强迫于学忠按其计划进行，于则坚不执行，沈对于说：“兄弟，我比你大几岁，你要听我的。”于学忠仍不从，最后不欢而散。此后沈在省府欢迎于学忠会上致词中说：“我们欢迎于学忠司令率第51、57军来山东抗日，这不但山东添了生力军，我们省政府也添了生力军，我已电请中央，保荐于总司令兼省府委员，刻下中央已经批准，我们大家来拍手欢迎!”这时台下省府人员一齐鼓掌。沈这样讲，是想把于学忠置其指挥之下。于学忠对此甚感不快，在会后提出不兼省府委员。沈说：“为了军政配合，老弟必须兼任此职。”于仍力辞，沈不肯，两人争执不休，最后于对沈说：“你这等于侮辱我。”因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是管辖两省，位在省主席之上。因此于、沈矛盾加深。
　　沈鸿烈一心想联合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鹿钟麟一起成立所谓的“华北联邦”，与日军勾结，进行反共，而山东的八路军成为这种破坏抗战企图的障碍。于学忠不但不帮他反共，反而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沈为实现其梦想，必须先除掉于学忠才能为所欲为。
　　一次，于学忠在给战区干训班讲课途中，沈鸿烈派去的刺客投掷手榴弹，于旋即卧倒，手部受轻伤。刺客乘机逃向八路军驻地区内，妄图使人疑为八路军所派遣的，而八路军及时烛其奸谋，乃将该犯拿获交到鲁苏战区总司令部。该犯供认名韩子佳，系第57军334旅663团被撤职的营长(1940年9月20日，第333旅旅长万毅因第57军军长缪澄流通敌，令韩子佳去捉拿缪澄流，韩却私自保护缪逃走，因而被撤职)，是沈鸿烈派其党部委员李子虔持沈之亲笔信令其充当刺客的。经检查沈的笔迹，证明确系沈的字迹，于是于学忠向蒋介石告发沈鸿烈及其通敌行为。蒋介石接电后，不但对沈鸿烈未加惩办，反而调任他为农林部部长，令于学忠兼任山东省主席，于复电不兼，蒋电令其保荐其部属二人，由蒋圈定一人出任。于乃保荐总部秘书长兼政分会主任周从政(号达夫)为第一人选，第51军军长牟中珩为第二人选。于意在周任省主席，并令周即赴重庆见蒋，请示改组省府事宜。
　　这时沈鸿烈闻讯后，亦匆匆赴渝见蒋。周从政先见到蒋，蒋对周态度很好，慰问在前方辛苦，并叙家常，商定省府改组事项。数日后，沈见蒋时说，周从政是共产党，不宜充当山东省主席，并控诉于学忠倾向共产党，不宜在山东。经此曲折，蒋介石令其嫡系第92军李仙洲部入鲁，意在俟李到达鲁南后，再令于学忠出鲁。周从政第二次见蒋时，蒋不但不见，反而将周抑留重庆，并暗加监视，把改组山东省政府事宜压了半年。直到1941年12月，蒋才发表牟中珩任山东省主席。周从政抑留重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央政府还都南京之时，才逃回东北原籍避居。
　　沈鸿烈在重庆屡次向其在山东省内的亲信将领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和省保安第二师师长张步云去电，策动他们公开投敌，使彼等联合日军不断袭击于学忠所部，以期赶于部出鲁，给蒋调于离开山东创造藉口，1942年1O月沈给吴化文等一长文电报云：“该二师投敌，现已得蒋介石的默许。”当时吴化文洋洋得意地说：“将来日本人战胜了无问题，如果中国胜了，我就拿这封电报去见蒋介石。”吴、张二逆投敌后，协助日军进攻鲁苏战区及山东省府，约每两个月对我军进行一次“扫荡”。1943年夏，盘踞诸城一带的张步云师勾结日军向战区总部凶猛攻击，当总部转移时，敌伪跟踪追击，总部人员伤亡甚众，于学忠臂部受枪伤五处。
　　蒋介石以体贴于学忠身体安全为名，急电于学忠出鲁。于复电说：“为维护抗战局势，不宜出鲁。”来电复电拖延数月之久。这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即制造舆论，一方面欢迎李仙洲入鲁，一方面敦促于学忠出鲁。省党部委员范予遂向于学忠写了封长信托我转交，大意说：“于学忠在山东不反共，以致把山东大局弄坏了，应速遵照中央指示离开山东。”并在外边制造许多谣言，而当时留居山东的沈鸿烈省府的秘书长雷德章用电台向重庆宣传了这些谣言，并诬蔑说：“于学忠决不离鲁，他不投敌就投共!但此人甚孝，其父母尚在重庆居住，亦还不至于公开行动。”尤其是省党部委员兼省参议会秘书长和省府委员王立哉对于学忠的诬蔑最为猖狂，于学忠对其甚为愤恨，叫牟中珩撤了王立哉的山东省政府委员的职务。
　　1943年9月蒋介石给予学忠电报说：“着即日出鲁，否则以军法论处!”于学忠在总部对牟中珩说：“蒋介石发来这封电报，再不出鲁不行啦!你山东省府亦很难单独留在鲁南，亦须随同出鲁。”他们决定一同率军出鲁，到达安徽阜阳，成为一个流亡省政府。
　　部队撤离前，于学忠说：“我们不等李仙洲部接防，就开始撤离。”事前于总司令与八路军罗荣桓司令员联系，并约定：于部撤离时，以烟火为号，八路军即去接防。又商定：于部撤离路线可以通过鲁中八路军根据地坦埠(位于沂水与蒙阴交界处)和旧寨(坦埠以西)两地。于部通过时，八路军发动群众筹备粮草，表示欢送。在第51军经过坦埠时，有些士兵不愿西去，八路军个别连队看到士兵携械而来，就收留了。罗荣桓司令员得知后，立即指示鲁中军区要严厉批评这个连队，并立即将人枪送还。
　　还有一次是八路军鲁中军区作战科长李作鹏，有意去袭击路经其防区边沿的东北军的运输队，罗司令员不但立即制止，并严肃批评了李作鹏；同时根据中央指示给各军区领导发了电报说：“东北军是中间势力，与我军有西安事变前后之友好历史，我军对于学忠应采取团结态度，决不能轻启衅端，即使顽固分子从中挑拨，我们也应加以忍让为妥。”这一指示的贯彻，给他们出鲁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李仙洲部队入鲁接防，行至滕县一带被八路军击溃，又退回阜阳。因此山东省内就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使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与巩固。
　　1943年9月底在阜阳召开追悼在鲁南抗战阵亡烈士大会，会上于学忠报告了鲁南抗战5年来军队伤亡惨重情景，其中将官就达12人之多，将官以下的伤亡之惨重就可想而知了。仅第5l军就进行大小战斗上百次，伤亡官兵达1OOOO多人。击毙敌寇也在万人以上，伪军不下数千人之多。在鲁南地区牵制日军4个师团的兵力，拉长了敌人的战线，分散了敌人正面进攻的兵力，有力地支持了其他战场的战斗。
　　　　　　　　　　　　　　　　　　　　　　(九)
　　于学忠率部进驻阜阳仅两个月之后，蒋介石即将鲁苏战区总司令部撤销，调于学忠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于学忠从此失去军权，只任此闲散副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派其嫡系将领李延年到山东受降，于学忠时在南京对牟中珩说：“抗战八年是我在山东打的，日寇投降应当叫我到山东受降才对，为什么派李延年去呢?”我当时心想蒋介石阴险毒辣是没有正义感的。试看蒋介石对勾结敌人反共的沈鸿烈，不但不处分反而提升为农林部长，继而又当上了浙江省主席。浙江是蒋的故乡，只有亲信人物才能担任此职。
　　1947年夏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进攻解放区，改为重点进攻的策略。蒋介石叫于学忠去山东去打内战，于学忠不干，由牟中珩随壬耀武去山东省充当副主席。1948年9月牟中珩在济南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蒙受中国共产党宽大，送他到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改造。1949年12月重庆解放，他得以和于学忠取得联系。在通信中得知于学忠坚决不随国民党逃往台湾，于在信中叙说他对蒋介石、张学良、共产党的态度问题，包括“双十二”事变及抗日战争时期十数年的历史事实和他后半生的人生观。兹将其亲笔信附录于后。
　　荆汉弟惠鉴：
　　顷接来函，藉悉近况安善，至以为慰，诚实之言，恳挚之意，关怀之切，尤足使人增加无限感慨。革命意义之所在，正适合时代之精神，吾弟今已了然于胸中，将来定能走向光明之途境，此不待言而可预卜也。兄僻处乡间，原非避世自标清高，乃先有所觉悟，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消极，是确不愿与党徒同流合污也。在蒋介石自渝去台之前，一再郑重表示，意在强迫飞台，幸而临时避免。迨解放军四野先头部队到来晤面之下，其各级层多属旧识。至军管会成立，二野熟人尤多，其大多数俱了解我的身份、立场与环境，并确认无反动性及政治性之活动、以故如昔之友谊态度。其所以然者皆在西安事变及鲁苏抗战公认有功于国家，并有功于革命事业者。而重新学习一节，原无不可，因解放后重庆方面前伪政府所遗之文武官吏将近万人，仅选精壮者二百余人加以训练，余则任其所之，未加过问。由侧面观察，似以我为退役之年，老年人不堪再造，且已成过去，自然的居于平民之列，但须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放弃个人自私主义，要为大众谋福利，要为国家谋生产，并首先要改造自己，自己求进步。为求达到国计民生之目的，必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走上一新的途径，即工农阶级是也。回忆追随张汉卿先生在西安所倡之八大主张，彼时蒋介石已无异议，承认此一主张，终竟为之撕破矣。其略为：要求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容纳各党各派参加政府，共谋国是；改组政府，组织联合政府；释放政治犯；军队国家化，一律平等待遇；经济财政公开；召开国民会议，制订宪法；革新政治等事项。与现在所实现者大略相同。迨汉公送蒋回南京后，即背信弃约，反对共军，力加讨伐，以待机消灭之。多利用党的名义处置党员办法，于是组织一类似临时法庭以丁维汾为主席，似审非审一种非法措置，其明白宣布者汉公交军事委员会管束，嗣后又私拟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暗中又公布管柬之期限为五年。对于杨虎城先生之处置，在表面上令其出国考察，而私拟永不许回国。对我以当时情势，兵权政权在握及中外舆论所不许，为安定军心并缓略省之不满空气，明则重用实则暗判以附和叛变之撤职留任处分。遂予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曾以代电致军事参议院文曰：“军事参议院李(济琛)院长鉴，查该院副院长于学忠二十六年一月于第51军军长任内附和叛变；曾经有撤职留任处分，现在原因终止，着即撤销处分，仰转知照”。由此观之，其所用心可想见矣。故在鲁苏抗战时曲毫用我，并竭力使我与日寇与共军对消。凡关军事政治，皆不予以充分支持，多施用种种破坏方法造谣离间，威胁暗杀，无所不用其极之卑劣手段，加诸我身，虽未全部消灭，而今已冰消云散，结果示[视]之惨矣。每感今后服务社会之机会颇少，故不得不听政府法令范围之内，努力从事生产事业，俾身心两安，时乡时城，开会必定参加，人来也必接谈，事必躬亲，生活简单，家庭中正练习手工业及增加农产副业。除于书报之中求新知识之外，兼习劳动。合间托庇平安，儿女辈在清华、南开等校读书，公私俱较前积极，以副我嘱。尚望时通音信，以免余念，专复并颂近佳。
　　　　　　　　　　　　　　　　　　　　　　　　　　　　　　　　　　　　　于学忠三月二十日
　　1956年春，牟中珩由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转到北京功德林改造时，于学忠曾去看望他，勉励牟中珩好好学习改造是会有前途的。这次见面竟成为牟中珩和于学忠的最后绝别。l964年，于学忠因患肝癌病逝的消息见诸报端，牟中珩极为震惊、悲痛。
　　于学忠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将领，他在历史上的作为，将永久铭记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