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里，一位朝鲜革命者把中国作为自己第二祖国，同我国人民一起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浴血奋战，最后血沃冀东抗日疆场。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一直为中国人民所敬仰和怀念，他的光辉名字叫周文彬。
　　周文彬，原名金成镐，朝鲜人，1908年9月23日生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红南洞，兄妹5人，排行第三。父亲金基昌，是朝鲜革命者，一直为自己祖国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1914年，因受日本殖民统治者和朝鲜反动派迫害在本国无法立足，携带全家离开祖国来到中国，后定居于河北省通县复兴庄，加入了中国国籍。
　　周文彬自幼身受日本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在父亲革命思想熏陶下，很小在心中深深种下了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种子。周文彬来中国后，1916年先入通县潞河小学上学，1922年考入潞河中学上学。上学期间，他从未忘记过自己的祖国，一直坚持自学朝浯。在中国定居后，他父兄都参加了中国革命，在父兄影响下，他思想一直追求进步，向往革命。在学校里，他同进步同学组织了“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一起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参加各种革命活动，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1926年，由他二哥金永镐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l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中国大革命失败。在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退党甚至叛变革命，周文彬不但没有任何动摇和退缩，反而进一步加强了革命活动。他在学校里相继发展了弟弟金祥镐、同学康景新、张学渊(张珍)、洪庆隆、张柯棣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潞河中学党支部，他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兼党小组长。党支部成立后，他积极组织党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罪行，宣传党的革命主张，打击校内暗藏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并联合通州男师和女师革命学生共同开展革命斗争。为发展革命力量，他还在校内开办了夜校，组织校内工人学习文化，宣传革命思想。在他努力工作下，革命力量在潞河中学一直占据领导地位。
1928年4、5月间，潞河中学一些反动的国民党分子，阴谋筹划了一场篡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活动。他们以改选学生自治会执委为名，事先抛出一个“候选人名单”，企图在改选时控制会场，骗取选票，把反动学生选上去，打击革命力量。周文彬了解这一情况后，为回击反动分子的阴谋，在改选投票前，他挺身而出作了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讲，揭穿“候选人名单”中，不是出身豪门满身恶习的花花公子，就是崇洋媚外善搞阴谋诡计的卑劣小人，号召同学们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周文彬的演讲激起学生们极大义愤，纷纷当场质问“名单”里都是些什么人?有的当场揭露某人是军阀的少爷，某人是土豪劣绅的子孙，会场立即鼎沸，在学生愤怒斥责声中，这些坏分子个个灰溜溜地逃出会场，反动分子的阴谋被粉碎了。通过这场改选学生会执委的斗争，周文彬更加得到同学们的拥护，而反动分子更加忌恨他。
　　1928年7月初，周文彬在学校即将毕业。一天早晨他进人学校，该校牧师校长豢养的一只洋狗朝他扑了过来，他凭着自己健壮的体格，气愤地将洋狗踢倒，然后抓住洋狗的后腿一抡，将狗摔出数步之外。校长气急败坏强迫周文彬给洋狗鞠躬赔礼，周文彬拒不服从，气得校长咬牙切齿但无可奈何，毕业的时候硬说周文彬煽动学潮，以不发给文凭作为报复，但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一纸文凭又算得什么呢！
1928年秋，周文彬在潞河中学毕业后，党派他从事秘密的地下工作，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不久，他的弟弟金祥镐和同学张珍也相继在学校毕业，分别考入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上学，周文彬仍经常与他们保持联系，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对革命有用的知识，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他的鼓励和引导下，1932年张珍大学毕业后在学校当助教时，组织了“科学社”，秘密试制弹药、防毒面具和电台等，有力配合了党的武装斗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底平津沦陷，8月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同蒲铁路向南大举进攻。由于蒋介石推行错误的抗战路线和作战方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国抗战呈现危急局面。为打击日军攻势，配合全国抗战，中共河北省委遵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在敌人后方全力组织群众抗日武装，在冀东地区发动抗日大暴动。当时在冀东地区，英、日帝国主义为争夺开滦煤矿正发生尖锐矛盾，掌握开滦煤矿矿权的英国资本家，为攫取更高利润，利用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煤炭需求量大大增加的机会，极力加紧对矿工的压榨，抬高煤价；日本帝国主义则利用矿工与英国资本家的矛盾，极力怂恿和煽动矿工斗争，企图乘机夺取开滦煤矿。根据这个情况，河北省委决定要当时任唐山工委书记的周文彬亲自领导开滦矿工斗争，打击英、日帝国主义反动图谋，为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作准备。
　　周文彬根据河北省委指示，深入开滦赵各庄矿区，利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一面给工人看病，一面给矿工分析当前形势，宣传革命思想，启发工人觉悟，迅速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从而秘密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
　　1938年3月12日，赵各庄矿长陈甲三为加强对矿工压榨，决定建立井下牌子房，实行井下记工制度，激起矿工极大愤怒。周文彬抓住这个时机，组织地下党员和骨干分子秘密串联矿工，在3月16日实行井下记工制的第一天，都不去拿记工牌。陈甲三见到这个情况强令矿工下井必须拿记工牌，愤怒的矿工群起捣毁了牌子房，赶跑了查工人员。陈甲三见势不妙，被迫与工人代表举行谈判，代表提出了“取消井下记工制”等六项要求。陈甲三对工人要求采取拖延战术，迟迟不作答复，同时派人修复被捣毁的牌子房，妄图继续坚持井下记工制。陈甲三这一反动行径更加激起矿工的愤怒，从而点燃了开滦矿工大罢工的导火线。
　　3月21日晚，周文彬主持召开了地下党员和矿工积极分子参加的秘密会议，商讨对策。周文彬提出了“先把矛头指向英国资本家，同时提防日寇的参与和破坏”的斗争总策略，决定22日举行全矿总罢工。22日下午1点钟，赵各庄1万多名矿工爆发了总罢工，愤怒的工人包围了煤矿办公大楼，向陈甲三展开了尖锐斗争。
　　在赵各庄矿工罢工影响下，附近的林西矿、唐家庄矿矿工也相继举行了罢工。为了把东三矿罢工工人团结在统一的纲领之下，周文彬和唐山工委通过组织工作，联合三矿工人成立了东三矿罢工委员会。在周文彬和唐山工委领导下，东三矿矿工罢工斗争坚持了半个月之久。至4月9 日，唐山矿和马家沟矿矿工也参加了罢工斗争，从而形成开滦五矿35000名矿工声势浩大的总同盟罢工。
开滦五矿矿工总同盟罢工，给煤矿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后迫使英国资本家不得不让步答应了工人提出的要求，签订了劳资协约，坚持50天的同盟大罢工以矿工取得完全胜利而告终，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使日本帝国主义无可奈何，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在开滦矿工大罢工胜利影响下，6月份，乐亭和滦县南部3000多名雇农爆发了“涨活价”的罢工斗争，也取处完全的胜利，从而为冀东抗日大暴动吹响了前奏曲。
　　开滦矿工大罢工的胜利，使日本帝国主义十分震惊，事后他们千方百计唆使和协助矿主对罢工工人进行反扑，搜捕和杀害罢工委员会领导人。为了自卫，周文彬领导工人组织了武装纠察队，由节振国任队长，同敌人迫害和镇压展开坚决斗争。
　　1938年7月中旬，在挺进冀东的八路军四纵配合下，李运昌、洪麟阁、高志远等人组织领导的冀东抗日联军，在滦县、迁安、丰润、遵化等地相继发起了抗日大暴动，暴动迅速扩展到整个冀东地区。在冀东抗日大暴动的鼓舞和抗日联军的配合下，7月18日，周文彬领导赵各庄工人武装纠察队首先举行了起义，攻占了赵各庄矿警察局，伪警纷纷逃散。随后又策应唐家庄矿工举行起义，袭击了唐家庄民团武装。接着林西矿工也起来响应，成批工人加入了暴动队伍。在冀东抗日大暴动期间，共有7000多名矿工参加了抗日联军，成为抗日大暴动的骨干队伍。由于矿区地处铁路沿线，敌人有重兵驻守，暴动队伍很难立足，随后在周文彬、节振国等人率领下，这支工人武装队伍转移丰滦迁农村，编为冀东抗日联军工人大队，经常转战在开滦矿区，成为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一支劲旅。
　　冀东抗日大暴动胜利后，敌人纠集大批军队进行反扑，向各地反复进行疯狂“扫荡”，恢复伪政权，发展特务组织，残暴屠杀抗日军民。在残酷形势下，八路军四纵党委和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将抗日联军和八路军主力部队撤往平西根据地进行整训；由四纵留下部分八路军组织三个支队，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由四纵政治部副主任苏梅统一领导；同时决定由周文彬负责地方工作配合各支队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北南分局的决定，撤销了冀热边特委，改设冀东地委，由周文彬任地委书记。同年7月，冀东地委又改为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分委，周文彬担任了分委委员。
在此期，周文彬主要战斗在冀东东部地区，配合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八路军第一支队，转战在以松山峪为中心的丰润、迁安两县山区，同时与刘诚光、丁振军一起重组了抗联第五总队和第九总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在冀东东部逐渐开辟了游击区，并建立了冀东第一个联合县委和县政权，即丰(润)滦(县)迁(安)联合县委和县政府，周文彬兼任了联合县委书记。
　　在此同时，八路军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通过坚持游击战争，在冀东西部也开辟了游击区。1940年冬，冀东党分委决定在冀东东部和西部建立两个地委，任命周文彬为东部地委书记，李子光为西部地委书记。从此，周文彬又为巩固冀东东部根据地进行了顽强斗争。
　　在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周文彬充分显示了他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知己知彼、多谋善断的卓越领导才能。1941年8月，敌人调集3万多名伪治安军进驻冀东，开展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向根据地进行“扫荡”。冀东党分委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周文彬以他对敌情第一手情况的了解，认为敌人人数虽多，战斗力不强，建议将主力部队调回冀东，一举歼灭伪治安军，粉碎敌人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党分委采纳了他的建议，将主力部队调到冀东，组织打治安军战役。12月15日，战役从遵化四十里铺开始，我军以4个营的兵力，半小时内全歼伪治安军450人，缴获大量军事物资，取得首战的胜利。嗣后经过80多天的战斗，作战20余次，全歼伪治安军8个团5000多人，攻克20多个敌据点，平毁了由遵化石门至宝坻新安镇长数百里的敌“防共壕”，彻底粉碎了敌人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
　　在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周文彬还充分表现了他关心群众，爱护干部，顾大局识大体，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崇高革命品格。当时在冀东流传许多他在这方面的生动故事。下面略举其中几个小故事：
一是枣红马的故事：当时根据地仍属于游击区，斗争环境十分残酷，周文彬牵着一匹枣红马率领身边同志到各地游击办公，被称作“马背上的政府”。他对这匹枣红马十分喜爱，精心喂养，但骑马的时侯却很少，行军的时候．这匹马主要用于为女同志、小同志和体弱同志驮背包、米袋、行李等物。成了“杂货驮子”。一次春节前夕，突然发现敌情，机关需要马上转移，他沉静地向大家说：“这里道路、地形我都熟悉，大家行动要听我号令”，他命令一个女同志骑在马上，自己提着顶上子弹的盒子枪走在最前面，既当向导，又当尖兵。同志们见此情形十分感动，几个同志在行军路上为他编了一首诗：“岁余寒未尽，除夕又行军；烽火连天夜，枪声作炮声；老周身先卒，河马殿后兵”。
　　二是“周花子”的故事：由于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根据地部队和干部的给养是十分困难的。为了克服困难，周文彬在生活上带头垠苦奋斗，经常把发给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穿，自己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破旧黑礼帽，脚上穿着补了又补的黑布圆口便鞋，袜子破得不成样子，看上去像个“叫花”，同志们亲切称他“周花子”。一次他们住在一个老乡家，穿戴比较整齐的警卫员打扫房间，他坐在院子里批阅文件。房东老大爷不认识周文彬，指着他向一个邻居说：“你瞧！这个警卫员怎么这么邋遢！”恰好这个邻居认识周文彬，笑着说：“大哥你老眼睛不灵，正好看拧了，他才是大首长呢!”
　　三是一盘炒鸡蛋的故事：在根据地的斗争中，周文彬经常处于极端紧张的状态中，日以继夜的行军和工怍，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他从来不接受任何生活照顾。一次在行军途中，两个警卫员看他天天行军，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感到十分心疼。他们设法搞来几个鸡蛋，炒了一盘给他补补身子。他看了后严肃地对警卫员说：“要说困难大家都困难，为什么单要照顾我?”硬是不吃。最后在他命令下，还是由两个警卫员和房东小孩子分吃了。事后，他特别嘱咐警卫员从自己津贴中，给老乡送去鸡蛋钱。
　　有关这类的故事当时是很多的，正是这种崇高的革命品格，使周文彬同冀东人民结成深厚的鱼水之情，成为人们无限敬仰和信赖的领导人。
　　当时在根据地斗争中，最大的困准是缺乏武器和弹药，为此在同敌人的浴血奋战中，我军经常遭受重大伤亡和损失。周文彬经常想，如果根据地能有自己制造武器弹药的军工厂该有多好。为此，1943年初他在赴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汇报工作时，找到在军区工业部工作的老同学张珍，参观军区的军工厂，学习制造武器弹药的技术。回到冀东后，他立即着手进行试制军火的试验，成功试制出电发火地雷和掷弹筒，杀伤力很强。随后，在他的要求下，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派出十几名军工生产人员到冀东，帮助他建立了一个军工厂．使冀东根据地有了从自己地区补给武器弹药的来源，极人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这是周文彬为冀东抗日斗争作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
　　1943年7月以后，由于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决定撇消冀热察区党委和冀东党分委，建立冀热边特委，周义彬担任了特委常委、组织部长。
　　1944年10月16日，周文彬在丰润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中发现敌情，日军在附近大量增兵，为了安全，周文彬决定全体与会干部当晚转移南部杨家铺，从速结束会议。
　　会议转移杨家铺的第二天拂晓，外面响起了枪声，日军独八旅团3000多人奔袭合击杨家铺一带村庄，周文彬决定与会干部再次向北转移。到达北面时，敌人已将杨家铺包围。周文彬意识到这是敌人有目的有计划的奔袭合围，转移已是不可能了，于是下达了从毡帽山南坡进行突围的命令。
　　突围开始了，周文彬同特委第四地委书记兼专员丁振军，亲自在杨家铺马蹄山下组织突围战斗。经过激烈作战，由于敌众我寡，伤亡很大。在冲过两道坎时，丁振军不幸中弹牺牲，周文彬也负了重伤，鲜血直流，待冲到沟里时，身边只剩下5名同志了。他意识到突围已是不可能了，便鼓舞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打到最后一粒子弹”。他撑起身躯，端起武器，瞄准敌人进行猛烈射击。突然敌人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头部，这位年仅36岁的朝鲜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共产党的卓越干部，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把鲜血洒在了中华大地上。
　　周文彬烈士牺牲后，悲痛的冀东人民含着热泪将他的遗体安葬在他最后战斗的毡帽山下一颗挺拔的劲松旁，解放后移葬在唐山市冀东烈士陵园中，一方镌刻着他一生丰功伟绩的丰碑，为我国人民留下了永远的敬仰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