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刘少奇抵达天津，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与顺直省委的领导工作，不久周恩来到津，他同陈潭秋共同协助周恩来改组顺直省委此后，又到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6年3月，刘少奇再度来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他“在华北地区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巩固和发展了党所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大力发展学生、工人和士兵运动，在思想上，组织上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很好的准备。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标志着党在白区工作转变的开始。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正深入华北腹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还没有消除，轰轰烈烈的学生救亡运动正遭受国民党政府的镇压。
　　新的形势要求党的工作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是采取孤家寡人的策略，还是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组成千千万万浩荡大军?是走“笔直”的路，不顾主客观条件，而左些更左些，拚命蛮干?还是走曲折的路，因势利导，克敌制胜?1935年底，党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工作，就是为实现这个转变而首先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
　　临出发前，有的同志说：这次你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刘少奇很有信心，坚定地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有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一定能改变白区的工作局面。
　　刘少奇到天津后，经深入调查研究，对党在北方尚保存一批强有力的骨干甚为欣慰，认为这是党的宝贵财富。但他也注意到，有些保存下来的党组织还是被“左”倾错误严重统治着，他说：“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还没有传达到白区，华北党组织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防御、退却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的影响，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是不可能的。”
　　刘少奇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及时提出了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左”倾错误仍在北方影响革命事业发展的典型事件是：北平发生的“三三一抬棺游行事件”。当时北平市学联经中共北平市委同意，于3月31日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举行追悼郭清大会(郭清因参加爱国活动被捕而惨死狱中)。会后抬棺游行，遭到军警的袭击，造成50余学生被捕，受伤无数。此事件表现了学生的勇敢精神，但也是一个失策的行动，它暴露了自己的骨干力量，致使受到本可避免的损失，在学生中引起恐惧情绪，有的动摇、榜徨，救亡运动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
　　刘少奇从4月1日《大公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十分关切。他抓住这一典型事件，对党员和干部加强革命策略和群众工作方法的教育。4月5日，刘少奇给北平同志写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的一封信，批评了北平市委在这次行动的决策中所表现的“左”倾错误，指出“三三一事件”所表露出来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之严重性，“将给北平人民的救国统一战线以极大的损害”，“不管是怎样，我们觉得你们及那些参加的同志是犯了一个错误。”正当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进攻爱国人民时，处于防御地位的爱国阵线，应当采取的正确策略是：更加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保存、巩固与加强自己力量和阵地，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以准备击退敌人对于人民的进攻。
　　信中分析“三·三一”事件的严重后果说：“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以至几次的话，在敌人严重进攻之下，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使你们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许多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先进的爱国志士被捕被杀，使汉奸法西斯蒂夺到‘爱国运动的领导地位来窒杀爱国运动。”信中认为，“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利用这件事来更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可以和学校当局商议，采取允许和公开的方法进行，“如果遇到某些事不能得允许(如开会，盛大葬仪等)，就少做一件两件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样做，一定“会得到成功，不会失败。”刘少奇殷切地要求北平同志“以后再不要重复这种错误，应以这一具体事实，在党内开展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
　　为了在党内统一思想纠正和克服在实际工作中各种“左”的倾向，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刘少奇先后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等文章，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了精辟的论述。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刘少奇从思想理论上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严重危害，分析了“左”倾错误产生根源。他着重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这样的同志看起来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什么都要打倒，但实际上什么都打不倒。“结果是拒绝了今天还可能与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把他们推到反动营垒中去，巩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刘少奇在总结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常常对形势作一种空洞的夸大的估计，他们往往夸大革命势力的一面，否认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现实。他们有时竟以为“上海、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似乎明天就要成为苏维埃区域”因此，他们否认白区工作的目标是积聚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准备将来的进攻与决斗，而是马上要向统治阶级实行革命的进攻与决斗。“对于形势的这种空洞的，夸大的估计，常常成为冒险主义的基础。”
　　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刘少奇认为，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缩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应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严格分开，在内容上与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联系。”这样，“才能使公开工作不脱离正确的指导，使秘密工作不脱离广大的群众，使公开工作能够得到党的支挣，使秘密工作能够得到群众的掩护。”
　　为了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改变领导作风，刘少奇专门写了《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一丈，他指出：“在我党北方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这几乎已是北方我党工作的主要障碍。”而这种空谈主义，严重地存在于党内的高、中级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中，他要求我们的同志用一番功夫去研究党的决议和文件，深入实际，根据具体情况去部署工作和进行工作，把一般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结合起来。
　　刘少奇的上述光辉思想，对于在白区贯彻党的工作路线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认识到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给党造成的危害，促进了华北党的工作路线的转变。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在端正党的政治路线之后，就要在组织上进行整顿，才能保证贯彻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刘少奇把坚决支持中共中央正确路线、方针的同志安排在北方局和市委重要工作岗位上。如：“一二九”运动初期任北平市委书记的林枫，调任北方局秘书长，李葆华任北平市委书记，李铁夫接任天津市委书记，彭涛、姚依林充实天津市委，此外，还用极大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受破坏的各地党组织，恢复了河北省京东、津南、保属、直南等地区的党组织。山东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也先后建立起来。还根据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派干部到汉口、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开展工作，使党在白区的工作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地区的共产党员发展到5000多人，北平市委建立了东城、西城、南城、北城和西郊五个区委，还在大学和部分中学建立了党支部，天津市委在南开大学、法商学院，北洋工学院等建立了党支部，在扶轮中学，南开中学，女师学院，女师附中，三八女中等相继发展党员，为党开展革命工作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同时考虑到华北危急，平津可能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刘少奇果断地决定营救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共产党员出狱，分别将他们派往山西、陕北、北平、天津、河南、山东、内蒙等地领导革命斗争，为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走上新的征途。
　　分析形势，统一认识，这是刘少奇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仍然只讲“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只着眼于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及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联合，对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并不予以重视。他们认为，全中国的大资本家、买办、商人、以及一切官僚、军阀、大学教授等，都是“联合一致来拯救垂危的国民党统治”。把可以团结的同盟军推向敌人方面，致使抗日救国的大好局面被葬送了。
　　针对华北的形势，刘少奇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吞全中国的形势下，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除极少数甘当亡国奴和汉奸以外，绝大多数甚至某些从前是动摇反对革命的人，都开始同情，赞成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了。“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
　　因此，不仅要做下层统一战线工作，还要做文化教育界上层以至国民党政界上层的工作。他到北方局不久，即在罗隆基、张东荪办的《自由评论》上发表《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公开宣传我党统一战线的策略，并阵对一些人的疑虑，解释我党在团结人民“抗日救国”的总任务下，关于调整土地革命和保护民族资本等政策。信中驳斥了那些攻击我党的反帝口号招惹了日本侵略等谬论，指出“只有一味退让投降与不抵抗，才招惹了侵略者无厌的贪欲。”这封信既抨击了右翼势力，又争取了中间群众。他还亲自起草了给高级将领和社会名流的信，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寄给张学良、冯玉祥、傅作义、宋哲元、马寅初、张自忠等，这些发往全国的数百封信，附上《八一宣言》等文件，使党的抗日主张迅速传播开来。
　　这期间，在北方局领导下，华北各界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一个以学生和上层知识分子为主，包括工人、妇女、商人和各界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组织，参加各界救国会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而且还有不少国民党、国家社会党和第三党的成员，其中领导人是许德珩、张申府，领导成员有共产党员杨秀峰、张友渔，以及进步教授黄松龄、程希孟等。刘少奇曾派彭真参加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会议，传达北方局的指示。
　　华北各界救国会通过各种形式，同华北上层文化教育界人士建立广泛联系，把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不同政治信仰的爱国人士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之下，在此前后，平津学联改名为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北平学联和天津学联也各自改称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天津学生救国联合会。此外，天津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和民众救国会都相继成立，天津学联还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群众团体联系，积极参加全国范围的救亡活动，推动全国学联的成立。
　　其次是强调团结学生大多数的重要性，在救亡与读书问题上，通过各校校刊和读书会，积极开展讨论，一方面批判了“读书即救国”的谬论，帮助那些只埋头读书不关心政治的学生逐步提高认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另一方面，也防止只注意参加救亡活动不注意读书学习的倾向，强调学生会要帮助与满足多数学生读书的要求。与此同时，各校学生在党领导下，组织了各种学术性的团体，举办一些与抗日救国运动相结合的学术活动，如法商学院成立了“经济学会”、“政治学会”、“时事座谈会”，经常请杨秀峰、温健公等指导和讲课。南开大学、北洋工学院、扶轮中学、女师学院等组织了“世界语学会”、“新文字学会”等，各校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也很活跃，歌咏团、戏剧队等普及各大中学校，成为联络同学感情，团结教育同学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阵地。
　　争取宋哲元的工作，是从改变策略口号开始的，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一二九”运动中，曾用军队镇压爱国学生。因此，当时学生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蒋介石继续奉行不抵抗主义，命令宋哲元的部队从北平撤到保定。宋犹豫不定之际，刘少奇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自己的意见送给宋哲元看，宋看后认为很好，就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同时，刘少奇还注意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内部，团结有抗日爱国思想的东北军、西北军的旧部，孤立和打击亲日派，并劝说学生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争取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官兵转到同情抗日救亡运动上来，也使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进一步合法化。
　　1936年5月，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在华北即将沦为第二个满州国的严重时刻，刘少奇亲自部署，由天津市委发动天津学生于5月28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群众高呼“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拥护军警抗日”等口号，在这次游行中，并未受军警的镇压，他们采取中立的态度，完全扭转了“一二九”运动时二十九军和学生对立的状态。接踵而起的上海5月30日大示威，广州10万有组织的民众示威，北平学生也于6月13日走上街头游行，从而打破了“三三一”以来抗日救亡运动的沉寂，它标志着学生运动在党的正确策略指导下更加成熟了。也给动摇于抵抗与投降之间的二十九军官兵增加了信心，即凡是肯高举抗日大旗的人们都能获得民众的拥护。
　　刘少奇在总结“一二九”运动以来学生救亡运动的成绩时指出：“一二九”运动以来，学生群众成了救亡运动的先锋，一直到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学生还是保持着在救亡联合阵线运动中先进地位，为联合阵线的公开主要运用者，然而我们不可因此就说‘学生运动乃是救亡运动的主力军'，在目前，巩固和扩大学生内部的联合阵线及其力量，这是急切需要的，因为这是扩大各方面联合阵线可能的保证。但另一方面，却不能以为学联此时只管自己内部的事情就算了，学运目前也要以争取武力到抗战方面来为自己主要的任务。”
　　在党的号召下，平津学生利用各种机会，与驻守在平津的二十九军广大官兵联欢，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得到二十九军广大士兵和下层军官的同情，反过来又影响宋哲元等高级将领。宋哲元在同日军周旋时，多次表示要维护中国主权，对日态度也逐渐强硬。
　　当时蒋介石虽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大打内战，但毕竟还有“攘外”的表示，有争取抗日的可能，基于这个思想，刘少奇认为，一方面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另一方面又提出“抗日反蒋”口号，这样不策略，因此，刘少奇拥护党中央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的策略口号。
　　1936年11月间，当日本帝国主义唆使伪蒙军侵犯绥远东北部时，绥远军民奋起抗战，击溃伪蒙军，并乘胜收复百灵庙和大庙。刘少奇及时指出：“在目前，局部的抗战在展开着(如绥东)，我们必要重视这种局部的抗战。”他号召学生支援绥远抗战，要求国民党政府扩大战绩，实行全面抗战。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庆祝恢复百灵庙和大庙”、“援助绥远抗战”、“各党派联合起来”；天津学生、码头工人、电车工人、银行职工纷纷募捐，慰问绥远抗战将士，石家庄各界人民组织了石门各界慰劳前方战士委员会，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联合起来抗日救亡”，形成了联合对外的形势。
　　在争取阎锡山抗日方面，刘少奇也作了周密筹划。他分析了阎锡山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既和蒋介石有矛盾，更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因而有抗日的可能，1936年3月1O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为抗日救国宣言》中曾提到：“红军在进兵山西之前曾向阎锡山再三提出和交涉，愿意与阎联合一致，出兵察冀抗日救国，并要求至少停止对于赤区和红军的进攻，不拦阻红军东出抗日前进道路”。同年5月l5日，周恩来在给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信中出：我党曾要求为挽救华北的危亡，红军愿意东征抗日，但是受到山西阎锡山的阻挡，希望张校长劝说阎锡山与红军共谋抗日。信中还说：“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经过努力，终于使阎锡山有了转变，表示愿意抗战。刘少奇还派了薄一波、杨献珍等到太原，帮助阎锡山建立牺盟会。当时薄一波等向阎锡山提出三点要求：一、我们共产党员要坚持抗日主张，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得到阎锡山的理解；二、我们只做抗日救亡的工作，有利于抗日的事就做，不利于抗日的事不做；三、在牺盟会用人方面给予实权和方便，阎锡山均表示同意。从此，党与阎锡山形成了特殊的统一战线关系。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伴随军事侵略，猖狂进行走私活动。许多民族工商业者，受到越来越重的打击和排挤，纷纷倒闭，他们产生了参加抗日救亡的要求。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对于群众中提出的抵制日货和联合民族工商业者一道抗日救亡斗争持怀疑态度，认为“抵制日货”是“资产阶级口号”，甚至把“工农商学兵大联合抗日”口号中的“商”字去掉。对于这种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刘少奇在分析当时的形势后指出：“各省的工商业者，这些最温和的，而且平日还是‘亲日’政策的支柱的社会层，最近因受到‘走私’的痛苦，也切身感到国破家亡的威胁，而发出激越的叫喊。”他告诫大家，不要“忙于批评抵制日货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要接过这个口号，使之变为广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在党领导下，北平学联和天津学联发起的一场反走私和抵制日货的斗争掀起来了，许多教授，文化教育界和民族工商业者都投入斗争，成为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刘少奇领导下，由于转变了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把广大群众团结到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中来了，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刘少奇在指导华北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既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又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他在1936年11月写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文，系统地、透彻地阐述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刘少奇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能否彻底胜利之中心的问题，没有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电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就不能彻底胜利。而无产阶级为着建立自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对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联合战线策略的采取，就是万分必要的”。又指出：“当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的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
　　1936年12月12日，要求抗日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要求停止“剿共”内战，立即实现抗战，并通电全国，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广大群众包括党员，进步教授和知识分子，由于对蒋介石发动十年内战，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而深恶痛绝，主张杀掉蒋介石，误认为只要杀掉他，就可以改变国民党统治的局面，对于这个重大事件，北方局却表示沉默。因此，引起党内同志和进步群众的不解，意见纷纷。刘少奇却沉着地对党的负责同志说：“我们现在受一点责备有什么要紧?要沉住气，一定要等中央的电报。中央知道全局，等中央发来了指示，我们再说话。如果现在忙于表态，看起来挺有主张，万一我们说的和中央的指示不一致，我们又得纠偏，那就制造混乱，与其乱了再纠偏，莫如现在暂时受一点责备。”他还向党的干部指出：群众“左”了，需要我们去正确引导，领导“左”了，损失就大了，所以群众“左”，你做领导的不要“左”。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党组织引导在党内进行讨论，统一思想，再引导积极分子取得思想上的一致，避免发生混乱。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局势显得极其紧张复杂。中共中央本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有利于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与国内“讨伐派”的阴谋，派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针对党内一些同志提出的疑问，刘少奇同志解释说：“从全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我们不赞成杀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在国民党里还是有影响的，当我们的力量还小的时候，要争取国民党的军队抗战，现在已经把他扣起来了，就得逼着他接受抗日和民主的条件，况且眼下要杀他的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何应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有可能接受我们的条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基本上结束了十年内战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的策略变为“联蒋抗日”的策略。为了帮助党内同志充分认识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党的正确主张及今后斗争的任务。他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全国一切主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人们之胜利，……不是对内讨伐对外投降的少数人们之胜利。”“它可以成为全国大局好转之关键”，“全国革命势力的开展与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抗日战争的开展，‘西安事变’为之奠定了基础”。针对亲日派和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势力的猖獗，刘少奇及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指出“国民党中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人物及蒋介石自己应该从“西安事变”的教训中明了，过去一贯对外投降屈辱，对内压迫民众，并强迫愿意抗日的军队去进行剿共的内战之策略，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武力消除一切异己的势力去求一党一派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是要受到人民惩罚的。”他还明确指出：我们当前要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并加强各方面的抗日运动与力量，以争取和保证抗日救国的基本政策之执行。
　　在“西安事变”前后，社会上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大公报》、《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大谈“抗日应以国民党为中心”，“不容许有一个以上的政府，一个以上的军队。”这个逆流也反映到党内。有极少数党员干部污蔑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展共产党员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就是“有党派的狭隘色彩”，是“民众运动中间的宗派主义”，提出“统一为目前最高原则”，“唯有无条件始可统一，”中国共产党要公开宣布“拥护中华民国”，“放弃苏维埃政治系统的独立。”
　　如果不击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党内右倾取消主义的这股逆流，就不可能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扩大，就不可能壮大党领导下的抗日群众组织。在这关键时刻，刘少奇发表了《论左派》一文，他尖锐指出：“如果在这里否认左派团结的必要，取消左派的团体，那就等于毁坏统一战线的中坚和支柱，也就等于毁坏统一战线。所以先进的、觉悟的团体和个人，一方面要坚决地和各党各派，各种不觉悟的落后的群众进行统一战线，但另一方面决不要将自己溶解于统一战线中，取消自己的独立，而必须使自己更加团结，更加强大，更加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在“西安事变”前夕，刘少奇就针对“无条件的统一”的叫喊进行了回答，他说：“我们坚决的认为是为着对外抗战与整个民族的利益而统一，不是为着某人某派的利益和特权而统一。如果主张‘统一’的人，是主张某人某派武力兼并全国的统一，主张无条件统一的人是主张某人某派无条件的统一全国，那我们就只有坚决地反对”，他奉劝这些人要“顾及一下中国整个民族的生死问题而放弃这样的梦想”，因为“从历代军阀武力统一中国失败的事实证明这只能是梦想。”
　　刘少奇在论述抗战、统一与民主的关系时说：“我们人民主张抗战，主张统一，还主张民主、抗战、统一与民主政治三者是不能分离的，抗战是中国民族的唯生路，统一与民主政治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没有抗战与民主政治，统一也就不能实现。所以抗战与民主政治也是统一的必要条件，离开对外抗战与民主政治来谈统一，那就是帮助了那些只顾个人的派别的利益而置整个民族生命于不顾的那些人。”刘少奇的原则立场，批驳了党内外的种种谬论，使广大党员和群众提高了思想觉悟，更加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初，中共北方局迁往北平，刘少奇离津赴北平，同年4月，他又离开北平赴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他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号召全党同志只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我们是能克服过去的一切错误，率领千百万群众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国的”。
　　12年以后，天津解放，分管城市工作的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第三次来到天津。他针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在听取了各部门的汇报并作了调查研究之后，对天津市党政干部、内外贸易负责人、工商业资本家、国营企业职员、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文教工作负责干部等，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
　　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中，首先论证了依靠工人阶级的必然性，指出，“工人阶级是受压最历害的，所以它是最革命的阶级，”“在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上，工人阶级是第一位的”。因此，“共产党是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其次阐述了如何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指出“必须对工人阶级切实进行组织工作，”“组织起来以后，还应该广泛地进行教育，”要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再次，他从党的总路线的高度分析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确认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他指出：“我们党自有历史以来，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成为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处理对了，路线就对了，否则就犯错误。这是党的路线的基本问题，对此问题有偏差，则党的总路线就有偏差。”在现阶段，“农民是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朋友，“小资产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二个朋友，”民族资产阶级“是第三个朋友。”这一切，创造性地贯彻和阐发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指导天津乃至全国的城市工作走上正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1969年11月12日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折磨致死。然而他在天津工作期间建立的光辉业绩，将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