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字世五，1895年1O月l8日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9l3年8月，冯玉祥在河南郾城一带招兵，吉鸿昌毅然跑到郾城投军，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吉鸿昌来到冯玉祥队伍之后，吃苦耐劳，作战勇敢，为人正直，不畏权势，被冯玉祥看中，很快被选入十四旅一个模范连受训(十四旅后被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1917年7月，被调到冯玉祥的手枪队，不久，被提升为连长。1919年，被任命为直属工兵连连长。1921年吉鸿昌被提升为第十一师二十一旅四十三团三营营长。1924年9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吉鸿昌奉命守卫北京南苑。1925年10月，升任绥远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任警务处长，不久，又被推荐任三十六旅旅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9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帮助下，冯玉祥所部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战争。吉鸿昌虽然不在五原，但当他听到消息后，立即召集所部，宣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率部参加北伐。
　　1926年冬，三十六旅扩编为十九师，吉鸿昌升任师长，率部进驻潼关。当时，共产党员宣侠父领导的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在各部队大力开展思想教育，宣传革命理论，宣讲孙中山三大政策，还将一批共产党员派进吉鸿昌的十九师。吉鸿昌对这些政工人员十分尊重，主动接近他们，与他们亲切交谈，并且和士兵们一起听讲课，学到了许多新鲜的革命理论，对原来自己朴素的“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
　　1927年5月，国民军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会同北伐军进攻河南。同年7月，蒋、冯“徐州会议”后第二集团军内部进行清党“送客”，大批共产党员被“礼送”离队。而在十九师，吉鸿昌暗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及政工人员。
　　1930年春，冯、蒋、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部被调往前线作战。在这场军阀混战中，吉鸿昌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他看到内战把人民推向更加苦难的深渊，内心痛苦万分。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为防止蒋介石将西北军瓦解，吉鸿昌得到冯玉祥的同意，接受蒋介石改编。
　　1930年11月，蒋介石在调集1 0万兵力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反革命“围剿”的同时，又调集九个多师的兵力，向鄂豫皖红色区域发动猖狂进攻。吉鸿昌所部受蒋介石派遣进攻鄂豫皖苏区，驻扎在潢川、光山一带。他对“围剿”苏区、攻打红军，十分反感和厌恶。以种种托词，按兵不动。1931年8月蒋介石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并强迫他“出国考察”。在吉鸿昌即将起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此后，吉鸿昌先后赴日本、美国、又到英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德国、丹麦、瑞典、瑞士、意大利等国考察，所到之处向各地侨胞积极宣传抗日。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立即结束了欧洲之行，乘船回国。
　　在上海他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表示了自己坚决抗日的决心，随即来到天津。早在1931年，吉鸿昌率部驻扎河南潢川时，夫人胡洪霞用20万元，在当时的天津法租界40号路(亦称霞飞路)法国花园对过，买下了一幢楼房(现为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4号)，作为住宅。在天津，他很快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接上关系。为了开展反蒋抗日斗争，他经常奔走于平、津两地，同时抓紧整理出国观感，写成《环球视察记》，于同年5月由北平东方学社出版。后来，根据党的意见，他曾赴上海，参加了东北抗日救亡后援会工作，并与宋庆龄等爱国人士广泛接触；他还潜入湖北，组织发动宋埠旧部起义。根据吉鸿昌的表现，党组织于1932年秋，接受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时到1934年被捕就义，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领导发动了察哈尔抗战，失败后又在天津组织领导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为筹建武装抗日义勇军，培养训练了一批骨干力量。
　　1933年秋，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勾结日、伪军联合镇压下失败了，吉鸿昌摆脱险境，乔装辗转回到天津。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天津城，天津地下党、团组织及许多进步团体相继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捕入狱。吉鸿昌没有被这种情况所吓倒，他到津后第一件事就是主动地寻找党组织，急切地要求投入新的战斗。
　　1934年1月，吉鸿昌与曾在西北军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宣侠父建立了联系。但是，此时宣侠父也与党组织失掉了关系。吉鸿昌在其随从副官牛建忠陪同下秘密前往上海，见到了王世英同志，王世英代表党中央，恢复了吉鸿昌的组织关系。随后吉鸿昌向党组织汇报了察哈尔抗日斗争的经过，听取了党的指示。几天后，他肩负着新的使命返回天津。3月初，南汉宸夫妇受党的指示来到天津，与吉鸿昌接上关系。战友相见，分外欣喜，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吉鸿昌浑身充满了力量。根据党的指示，吉鸿昌与南汉宸、宣侠父开始广泛联络各地反蒋抗日力量，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武装，展开了积极的工作。此时，柯庆施、陈伯达和朱其文夫妇也都在天津，并与吉鸿昌建立了联系。
　　4月10，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指出：“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战吧!”党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蒋抗日情绪，激发了不少失意军人的爱国心，推动了全国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华北分会成立，在天津召开了武装自卫代表会，成立了天津武装自卫委员会。天津、唐山等地工人罢工接连不断。形势的发展为吉鸿昌等人的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由于吉鸿昌在西北军和察北抗日中的威望，加上其他老关系，他们很快便与全国各地反蒋抗日力量取得了联系。
　　5月，吉鸿昌与南汉宸等在天津成立了包括冯玉祥、李济琛、方振武、任应歧等各派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吉鸿昌被选为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并且成为中共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党、团领导之一。南汉宸兼任反法西斯大同盟秘书长。
　　为了进行抗日宣传，吉鸿昌等决定编辑出版《民族战旗》，作为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机关刊物。他用自己的钱购置了简易印刷工具，并在自己家的三楼设置了简易印刷所。每逢出版刊物，印刷工作紧张时，吉鸿昌总是抽空帮忙。他经常说：“我这人一辈子活得可真值得，工、农、兵、学、商五行我都占全了。”这个简易印刷所除油印《民族战旗》外，还承担着印刷党的秘密文件任务。为了将抗日宣传品及时安全地散发出去，避免被敌人检查出来，胆大心细的吉鸿昌想出了许多办法。除了由王幼兰、王再兴两同志负责发行外，他还经常派茹志章到日租界邮局给全国各爱国团体、各学校、各派系的军队邮寄宣传品。《民族战旗》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枪口对外不对内”，“全国各种抗日力量在民族旗帜下团结起来”，在各地产生了很大反响。后来，这个刊物被敌人发现，因而被迫停刊。
　　当时，吉鸿昌在法租界40号路的家，成了党在天津的主要联络站。为了顺利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吉鸿昌特意对楼内设施、房间通道进行了改造。楼道铺上地毯，使之适合房屋主人的“身份”，更主要的是使人来人往没有声音；房间一室多门，以便有情况随时可以撤出。党的许多负责同志路经天津都住在这里，一些失掉关系的党员同志也找到这里，吉鸿昌总是想尽办法掩护他们。
在进行紧张革命工作的同时，他还注意抓紧一切时机学习。他经常向住在他家里的一些同志请教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
　　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吉鸿昌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重整旗鼓，组织抗日义勇军，武装抗日。自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勾结日伪军联合镇压而失败后，许多具有抗日爱国心的战士被遣散，居住在河北、察哈尔、绥远等省及北平、天津、保定等城市里；而一部分未被蒋介石军队收缴走的枪支弹药，也分散藏在民间。根据党“必须抓紧白军士兵中的工作，首先要把我们工作的重心放在“围剿”中央苏区与川陕苏区的白军部队，……用一切力量在白军士兵中建立起革命的组织，准备和领导士兵的哗变。河北的党尤须利用目前的时机，在东北军、战区保安队、哗变的士兵及其他队伍中开展工作，反对开拔、缴械和改编，号召士兵不要听从反动长官的命令，立刻与工农劳苦群众及一切抗日义勇军联合起来，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1934年4月，吉鸿昌与南汉宸、宣侠父等同志一起紧张地奔波于平、津和华北各地，进行组织联络工作，同时暗中筹集资金，购买军火，准备建立抗日武装。
　　1934年春，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原吉鸿昌旧部二十二路军中的两个师编入二十六路军被调往江西前线进攻苏区。此时，吉鸿昌已派人秘密与这两个师进行了联系，打算发动兵变。4、5月间，就在筹备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同时，吉鸿昌还准备在家乡河南发动中原暴动，重新举起武装抗日大旗。经党组织同意，吉鸿昌与南汉宸、宣侠父等一起拟定了暴动计划，准备将在江西参加进攻苏区的吉鸿昌旧部两个师调回河南，与河南当地的地方武装结合起来，组成有十几万人的抗日义勇军，然后，全部人马转移到西北，与杨虎城的部队联合，开辟西北抗日根据地，形成大西北的革命局面。为实现此中原暴动计划，吉鸿昌一面加紧对江西旧部的策反工作，一面派人到南方联络方振武将军，请方振武将军北上，同时又派茹志章携带密信到西安，通过王菊人与杨虎城将军进行联系，得到了杨虎城将军的全力支持。
　　与此同时，吉鸿昌在南汉宸等同志的帮助下，还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在各地发动人民武装自卫军组织。他通过老关系联络了一批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抗日爱国心的旧军官，其中有在西北各地活动的苏雨生、邢肇棠、雷中田等，也有在豫皖一带活动的魏凤楼、王太、马长有等。为了加强对这批力量的引导、教育，更好地发挥他们抗日反蒋的作用，党组织决定，由吉鸿昌出面，秘密将这些人请到天津，由南汉宸及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的李铁夫负责对他们进行谈话、训练。然后，作为武装抗日的火种，分别派往西北各省以及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军，点燃抗日的烽火，以配合中原暴动计划的实施。为了加强暴动组织工作的力量，李铁夫曾被派往河南帮助进行准备工作。短短的几个月中，吉鸿昌立志策动和组织武装暴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吉鸿昌的积极活动引起了敌人密切注意。南京蒋介石复兴社特务处派出大批特务到津，加紧对吉鸿昌等共产党员及反蒋抗日爱国者的监视、盯梢，同时还派特务混进反法西斯大同盟组织内部窃取情报，进行破坏活动。吉鸿昌的家也受到敌人日夜的监视。为了党组织及同志们的安全，吉鸿昌当机立断，改变了联络地点和方法，并秘密把印刷所转移他处。他自己也改变了作风，整天到惠中饭店等处“访友”、“打牌”、“听戏”，通过牌桌与各地抗日反蒋人士会谈、联络。为进一步安全起见，他又派跟随自己多年的牛建忠在北平鼓楼大街建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接待外地来津的反蒋抗日力量代表。
　　8、9月间，被派往安徽进行发动武装抗日工作的同志被捕，吉鸿昌在津组织训练武装抗日力量的工作暴露，引起敌人极大恐慌。蒋介石暴跳如雷，严令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不惜一切手段逮捕吉鸿昌，同时密令复兴社特务处暗杀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等人，并派驻北平军分会的特务头子郑介民亲自指挥。党组织很快获悉敌人的这一罪恶阴谋，立即通知吉鸿昌、南汉宸等撤离天津。此时已转移到上海的宣侠父、金树望等根据党的指示，也为吉鸿昌撤到上海进行着准备工作。
　　面临危险处境，吉鸿昌首先想到的是党交给的工作，是武装抗日，是他人的安全。他考虑到自己所经手的好几批武器还没有运到，与广西反蒋抗日力量代表还没有见面，自己一走，党交给的任务不仅不能完成，建立武装、重举抗日义旗的计划也要受到很大的影响。于是，他决定自己暂时留下坚持工作，让南汉宸先行撤离。
　　10月初，根据工作需要，吉鸿昌将家搬到英租界牛津别墅3号(现天津和平区新华南路庆云里)。南汉宸等走后，吉鸿昌更加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随着斗争的深入，环境更加艰苦了。敌人对吉鸿昌的监视一天紧似一天，惠中饭店的特务增加了，吉鸿昌从饭店回家，经常发现有特务跟踪。他身处险境，毫不畏惧，以非凡的勇敢和机智，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为此，他经常不回家。有时在回家的路上，他又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跟踪他的特务面前，使敌人胆颤心寒。有一次，他刚出饭店，一个特务就跟上了他，吉鸿昌故意到烟摊上去买东西，特务就在附近一边装作看广告，一边监视。突然，吉鸿昌走过去问他：“喂，朋友，你干嘛老跟着我?你每月挣多少钱哪?”吓得那特务扭头就跑。这样，不少特务都害怕他。再加上吉鸿昌在社会上的威望，以及英、法租界里有些巡捕又非常敬佩和同情吉鸿昌，总是暗地里进行保护，使国民党特务迟迟不能下手公开逮捕吉鸿昌，也一直没有找到刺杀他的适当时机。
11月初，由于国民党政府几次电示北平军分会暗杀吉鸿昌，特务头子郑介民即派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到天津指挥暗杀活动。敌人得知反蒋抗日军人任应岐与吉鸿昌联系密切，便派特务多人跟踪任应歧，以寻找吉鸿昌的准确活动地点，伺机行凶。
　　此时，吉鸿昌又通过亲戚林少文，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38号房间开辟了新的秘密联络点。他每天还是照样在饭店里“打牌”、“会客”，一面积极联络各方反蒋抗日力量，一面准备在购置的武器到手后，撤离天津到乡下去。他有时连熬几天几夜地不睡觉，人累瘦了，两眼也熬红了，可是从不叫一声苦，吉鸿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11月9日下午，吉鸿昌匆匆回到家，向妻子胡洪霞要存钱折子，并解释说：“这钱我有急用。”“搞革命，反蒋抗日，用在革命事业上比咱们自己花更有意义!”思想进步，通情达理的妻子最了解自己丈夫。吉鸿昌参加革命以来，经常为抗日和革命斗争提供经费，现在组织急等钱用，他不能不管。他从妻子手里接过存折，又爱怜地看了看孩子，随即低声嘱咐道：“快把家里收拾收拾，咱们就要离开这儿了。”说完，转身走出家门，赶回国民大饭店。
　　经任应岐联系，当晚吉鸿昌要和李宗仁的代表见面。为了防止万一，吉鸿昌又临时换到45号房间与代表会谈。此时，国民党特务已跟踪而至，包围了国民大饭店。正当吉鸿昌与外地代表秘密会谈时，国民党特务突然进屋，将会谈的代表当场打死，吉鸿昌与任应岐也身负枪伤。敌人行刺后便仓惶逃跑了。本来吉鸿昌可以乘饭店内混乱之机离开，但是在这种时刻，他首先考虑到党组织的安全。他心里明白：敌人暗杀的目标是自己，现在自己已经暴露，走到哪儿，敌人都会跟到哪儿。不小心，就会把一些联络点暴露，同时也会牵连其他同志，那损失就更大了。
　　这时，与国民党特务勾结的法租界工部局的巡警也倾巢出动，将国民大饭店团团围住，并以杀人嫌疑罪名将吉鸿昌、任应歧逮捕。吉鸿昌托着受伤的胳膊，神情自若，坚毅沉着地走出国民大饭店，登上刑车时，不少饭店工人流下了热泪。
　　吉鸿昌被捕后，党组织想尽办法积极组织营救。社会进步舆论也一再要求国民党、蒋介石释放吉鸿昌。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与人民为敌，仍然下了“就地枪决”的死令。1934年11月22日，吉鸿昌被敌人重兵押解北平。11月24 日，吉鸿昌将军在北平英勇就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临刑前，曾写下遗嘱，自豪地指出自己“是为时代而牺牲的”。最后他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9岁。
　　吉鸿昌就义后第三天，国民党政府才敢公布消息。1934年11月26日，天津《大公报》“北平通”栏登出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的布告。尽管国民党政府对吉鸿昌百般污蔑、诽谤，然而当时许多报纸对吉鸿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非常敬佩，皆称之“至死不屈”。
　　吉鸿昌同志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但是那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机智勇敢的战斗作风，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却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他的英雄事迹将为天津人民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