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毓华烈士，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不朽的抗日民族先锋。半个多世纪前，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铁蹄践踏中国大地时，他为我国抗日民族解放事业鞠躬尽瘁，建立了殊勋。他的一生非常短暂，却充满着绮丽的革命火花。1939年秋逝世时，年仅32岁。至今人民仍深深地怀念他。
　　　　　　　　　　　　　　　一二九运动的出色领袖
　　董毓华，曾化名王春裕、王仲华。1907年11月18日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狮子口董冲一个教师家庭。幼年在家乡上小学，1924年8月考入武昌市董必武创办的启黄中学上学。由于品学优异，并且思想追求进步，很快成为董必武最喜爱的学生之一。后在董必武精心培育下，1925年夏由董必武亲自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和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残酷白色恐怖下他返回家乡，在邻乡刘公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斗争。1930年下半年，武汉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与党失去了联系。1933年秋，他只身从武汉来到北平考入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一面读书，一面寻找党的关系。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正向华北步步进逼，民族危机十分严重，他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恶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忧心如焚。为了更好投入战斗，他根据过去斗争经历总结了自身两个弱点：一是不善于进行公开斗争，一冲锋陷阵就把身份暴露了，不能在一个地区长期坚持战斗；二是理论准备不足，缺乏正确思想武器，行动带有盲目性。为此入学后，他在该校“红色”教授黄松龄指导下，深入钻研马列著作，潜心研究革命的战略战术；同时广泛联系周围同学，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团结了l0O多名进步同学，组织了政治经济学、土地问题和东北问题三个研究会，引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逐渐成为全校学生活动的中心人物。
　　1935年春，遭到严重破坏的北平党组织得到恢复。他迅速与党接上关系，成为该校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并担任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会的领导工作。从此他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了，同北平各大中学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并结识了周小舟、彭涛、黄敬、姚依林等北平党和学生运动的领导人。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通过制造华北事变企图鲸吞华北，民族危机更加严重。193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八一宣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影响，北平爱国学生纷纷要求抗日救国。在这种形势下，1935年11月中旬，北平大中学校学生在党的领导下，联合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董毓华是北平学联的积极筹建者，并被推选为学联主席，负责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在他领导和组织下，北平学生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1935年12月，蒋介石政府为屈从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决定撤销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政权领导机构北平军分会，代之以宋哲元为主席、老牌汉奸为班底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管理华北的工作。这一投降卖国措施，使华北和平津陷于随时被日本直接占领的危亡境地，激起北平广大爱国学生极大愤慨。为反对国民党政府这一卖国奸为，12月8日，北平学联在党的领导下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12月9日组织全市大中学校学生，向国民党政府发起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请愿，并推举董毓华为两城大中学校学生请愿活动的指挥。
　　当时，董毓华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为了不辜负党的重托，会后他一夜未睡，携带大量宣传品奔赴西城各个学校进行联络和组织工作，直至9日凌晨才返回学校。回校后，他不顾一夜疲劳，又提前召开了参加游行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动员大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们要以身作则，唤起沉睡中的同胞”。同学们听了他的动员，无不热血沸腾，当天参加请愿活动的学生大大超过了预计的人数。
　　9日上午9时，中国大学学生请愿队伍出发了。董毓华亲自高擎着校旗走在队伍最前列，冒着凛冽的寒风率领队伍奔赴西城，与城外清华、燕京等校学生请愿队伍汇合。这时北平反动当局竟将所有城门关闭，不准城外学生进城。请愿学生与反动军警进行说理交涉，始终无效。董毓华毅然担负起请愿队伍总指挥的职责，率领请愿队伍奔赴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发起请愿。
　　到达北平军分会时，反动当局如临大敌，组织大批武装军警严阵以待。请愿学生要求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出来接见，何不敢出来，学生们经过长时间斗争，何才派了一名少校参谋出来应付。该人出来后大放厥词，乱弹“攘外必先安内”的滥调，激起学生们极大愤怒。董毓华深知同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什么请愿可谈的，经与东北大学代表宋黎等人商量，决定将请愿改为示威，并率领学生队伍从新华门出发，赴长安街举行示威游行。在游行途中，反动军警用刺刀、棍棒、高压水龙向示威学生进行血腥镇压。董毓华率领赤手空拳的学生们同军警展开英勇搏斗，鲜血洒遍古城街道，谱写了震动国内外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壮烈史诗。
　　当天晚上，董毓华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了学联代表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决定从翌日起，举行全市学生大罢课，抗议国民党反动政府暴行；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地给予声援和响应。
　　事后，国民党当局宣布12月16日为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的时间。针对这个情况，董毓华与彭涛等人研究，决定届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同时派董毓华到天津各大学学生会联络，通报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情况，号召天津学生行动起来，与北平学生并肩战斗。12月16日，董毓华和彭涛、黄敬等人总结了一二九游行的经验，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成功地组织了3万多名学生和市民，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推迟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期。与此同时，在董毓华推动下，天津大中学校学生于12月18日，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并成立了天津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开始了天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从而打响了一二九运动向全国拓展的第一炮。为扩大平津两地学生的爱国运动，12月26日，还在北平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董毓华被推选担任了平津学联主席。
　　一二九运动后，国民党政府为扑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烈火，强令大中学校提前放寒假，诱骗学生赴南京“聆训”，接受“招抚”。为回击国民党政府这一反动阴谋，董毓华根据党的指示，与天津学联联合起来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组织平津两地学生利用寒假，深入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由董毓华任宣传团总指挥。
　　平津学生南下宣传抗日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极大震动和仇视，千方百计企图阻挡学生的宣传活动，抓捕董毓华。在宣传团南下途中，董毓华率领总团部和第二分团行抵新城县辛立村时，突然遭到反动当局派出的大批军警的包围，强令学生返回北平。董毓华挺身而出与军警交涉，他们却将董毓华扣留起来当作人质，胁迫学生返平。愤怒的学生将军警指挥所包围，迫使他们不得不将董毓华放出。当晚，在董毓华指挥和组织下，第二分队分成几个小股，突破敌人的包围，继续南下，离开宣传团返回北平。董毓华在感情上虽然舍不得离开宣传团，在组织上坚决服从党的决定。这时他深切感觉到斗争是持久的，要把斗争坚持下去，很需要建立一个固定的抗日救亡组织，采取新的方式开展斗争。离开宣传团时，他向留下的同志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并说：“这个固定组织叫什么名称，大家可以考虑”。1月下旬，宣传团到达保定结束了宣传任务，总团部在全团总结大会上提出了董毓华上述建议，得到全团的热烈支持。宣传团返回北平后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一提议，北平党组织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在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定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简称“民先”。1936年2月1日“民先”队在北平正式成立，一年左右的时间，成员由初建时的六七百人发展到六七千人，组织遍布全国各地，直至发展到国外华侨青年中，成为党领导抗日救亡斗争的亲密助手，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全国，为后来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提供了一支重要的干部队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杰出组织者
　　1936年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来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为贯彻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建立华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时董毓华已调天津，化名王春裕，在各大学和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根据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和斗争需要，刘少奇决定派董毓华赴上海，负责筹建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组织，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全国。
　　接受刘少奇的派遣后，董毓华于1936年3月启程前往上海。为顺利实现这个任务，途中他先到达南京，访问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孙晓村、曹孟君等人，征询他们对建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意见。到达上海后，为取得地方党的支持，他首先与中共江苏临时工委领导人胡乔木接上关系，共同商讨筹建这两个全国性抗日救国联合团体的组织工作和代表人选，然后合力投入了筹建工作。
　　为物色代表人选．他长途跋涉上海、南京、四川、广西、江西、广州、武汉、济南等大半个中国地区。各地党组织的“民先”队密切联系。一面推动各地的抗日救亡，一面物色代表人选。在到济南时，他还专程赴泰安拜访了爱国将领冯玉祥，听取冯玉祥对建立两个抗日救国联合团体的意见，得到冯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
　　经过紧张而周密的准备，董毓华于4月份，首先邀集各地学生代表在太湖秘密召开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会，讨论和通过了联合会的章程及他亲自起草的《宣言》。《宣言》号召全国青年和学生，“不分地位、不分党派、不分性别的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紧紧的团结，组成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让“中华民族的命运，在我们热血青年和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手中得到解放”。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5月29日，+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董毓华当选为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执行主席。
　　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后，董毓华进一步加紧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筹建工作、经过广泛联络和深入协商，最后通过上海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人，联台华北、华南、华中、长江流域20多个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于6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选举了以宋庆龄为首的执行委员会，董毓华担任了联合会的党团书记，负责组织联络工作。
　　全国学生救工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完成以上任务后，董毓华奉命返回天津，担任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和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成员，在华北地区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为争取社会舆论对抗日救亡的支持，他首先大力加强了新闻界知名人士的工作。通过对天津《益世报》主编、北平《晨报》社长罗隆基，及天津《大公报》社长张季鸾的统战工作，使这几家报纸在支持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大力开展了对国民党军队上层人士的工作。他通过与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级顾问刘治洲的联系，争取宋哲元站到抗日方面来，并组织天津“民先”队开展与二十九军交朋友的活动，为卢沟桥事变后二十九军奋起抗日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此外，他还奔波于冀东、冀南、山东、山西、河南、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作争取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抗日工作，并通过党组织派出一些党员和“民先”队员，深入宋哲元、傅作义、阎锡山、范筑先等部队中去，作下层士兵的工作，对于这些部队后来转向抗日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他还以深入细致的工作，将平津各界救国联合会扩人成为华北七省二市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了联合会的党团书记。
　　1937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在新的形势下，为贯彻落实党的新的政治任务和主张，在1937年上半年，他先后参加或主持了三个重要会议：“民先”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北学生救国联合公成立大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在三个会议中，他都作了重要发言，分析当前政治形势的变化，阐述党的新的政治任务和主张，号召发展抗日斗争的大好形势。三个会议开过后，他积极领导和推动华北学联和华北各界救国会创办了大量抗日救亡刊物，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使华北地区呈现出空前未有的抗日救亡大好形势，为即将爆发的我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了很好的准备工作。
　　　　　　　　　　　　　　　冀东抗日战争的卓越领导人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底平津沦陷，日军分兵几路向我国南方大举进攻，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在这个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河北省委：城市工作转入长期的秘密工作，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动员城市党员和干部尽量去平津周围农村，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冀东抗日根据地。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河北省委利用天津沦陷后日本尚未建立起严密统治的时机，将平津大批党员、干部和抗日志士输送到冀东、冀南、山东、山西等敌后农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时将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联合各种抗日力量。组织群众抗日武装，为发动冀东人民抗日武装暴动建立抗日根据地作准备。并决定李楚离、董毓华、朱其文，张致祥等人具体负责自卫委员会的领导工作，由李楚离任党团书记，董毓华为党团成员兼军事部长。
　　董毓华参加华北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工作后，化名王仲华，深入冀东和津南等地大力开展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在冀东，他争取了有一定实力的滦县民团武装首领高志远投入抗日方面来；在天津，他动员自卫委员会领导成员、冀东籍爱国民主人士洪麟阁、杨十三等人，返回冀东组织群众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时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等人也用华北人民抗日武装自卫会的旗帜，在冀东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了冀东抗日联军，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的准备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当时，我国抗日战争名义上由国民党政府统一领导，华北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工作必须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才能取得合法地位。为争得国民党政府的承认，董毓华冒着生命危险，同刘清扬一起冲过敌人重重封锁前往武汉，向国民党政府备案。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领导人董必武的协助，同国民党政府要员陈立夫多次谈判，终于取得了自卫委员会的合法地位。
　　董毓华完成向国民党政府备案的任务后，当时他的家乡离武汉很近，家中有年近古稀的老母、年青的妻子和呀呀学语的独生女儿，都盼望能够见他一面，他的老同学也劝他回家看望一下。董毓华何尝不想念家中的老母和妻儿，但他认为自己重任在身急需返回，无暇顾家，走前他只匆匆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请她原谅。并说：“等大陆上没有日本鬼子的时候，才有伦乐可谈。”然后只身绕道广州、香港、中途摆脱敌人的追捕返回天津。
　　当时，在党的领导下冀东许多地区已经建立了抗日联军，开始了游击战争，到1938年6月，暴动准备工作基本工作基本成熟，河北省委决定派他到高志远部队担任党的代表，实际就是政委。董毓华到高志远部后，通过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团结了这个民团首领。改造了这支民团武装，并争取了附近陈宇寰的民团武装和伪保安团也投入抗日方面来，与高志远部合编一起，使这支队伍发展扩大到4万人，拥有战马5000余匹，成为党领导的一支具有雄厚实力的抗日武装。
　　1938年6月，宋时轮、邓华、率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一路夺关杀敌所向披靡，人心大振。董毓华与冀东抗日联军领导人在丰润县田家湾子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抗日联军司令部，由高志远任司令员，李运昌、洪麟阁任副司令员，董毓华任政委；决定利用八路军挺进冀东的大好形势，发起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
　　7月11日，董毓华率高志远部在滦县大李庄和马城一带发动起义，起义行动被敌人察觉派兵往扑，他当机立断改变了进攻方向向滦县南部进军，次日攻克滦南重镇奔城，与陈宇寰部配合在昌黎、滦县、乐亭一带发动猛烈进击，并收编了昌黎丁万有、韩云平组织的“抗日第十路军”的6000人队伍，采取共同行动，迅速攻克了昌黎、滦县、乐亭县城，有力配合了全局战斗，使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获得完全的胜利。
　　冀东抗日大暴动胜利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起义队伍就地整训，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为贯彻北方局的指示，8月下旬，八路军四纵首长和抗日联军领导人在遵化铁厂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冀热辽军区和行政委员会，统一对起义部队的领导，建立抗日政权。会议决定董毓华担任军区政委和行政委员会主席。
　　冀东抗日大暴动的胜利，极大震动了敌人。9月下旬，日军从各地调集大批军队进行疯狂反扑，形势顿时逆转，面对这一形势，八路军四纵党委、中共河北省委和冀热边特委于10月初，在丰润县九间房召开会议商讨对策。由于会议过高估计了敌情，作出了八路军四纵主力与抗日联军撤往平西根据地进行整训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不符合北方局指示精神的，而且根据当时的斗争环境和抗联战士的情绪，部队大规模转移困难也是很多的。董毓华虽不赞成这一决定，为执行会议的决议，他以严重的病弱之躯，率领高志远部作为先头部队向平西转移。
　　董毓华在率部西撤途中，形势是极为残酷和复杂的，外有敌兵围追堵截，队伍内部思想紊乱，一些抗联战士思家恋乡中途逃散，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他以对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杰出的政治思想工作，机敏的战略战术，团结和率领队伍同围追堵截的敌人进行英勇不屈的战斗。每到一个地方，战士和干部们休息了，他通宵达的工作，分析敌情，谋划突围的战略战术，实在挺不住就在门板上打个盹，从未安稳睡过觉。最后，他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卓越的指挥才能，出生入死将这支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思想不稳定的队伍带到平西，为党保存了一支经受严重考验和锻炼的抗日队伍。
　　这支队伍到达平西后，党委托他对这之队伍进行整训改编为八路军，委任他为平西抗日联军司令。而后他率领这支队伍转战平西一带，为巩固和大平西根据地而斗争。
　　1939年1月，党在平西成立了冀热察区党委，领导冀东的抗日斗争，董毓华担任了区党委秘书长。同年3月，白乙化率领雁北抗日先锋队挺进平西，与冀东抗日联军合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董毓华又担任了联军司令员。1939年6月，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董毓华，终因长期积病和奋战劳累而病倒，由于医疗条件所限，虽经多方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终年32岁。
　　董毓华烈士一生是短暂的，但充满了璀璨的光辉。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善于社交，指挥作战机智勇敢，多谋善断，是我党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和军事指挥员。他待人诚恳热情，胸襟坦荡，能团结各种同志一道工作。在工作上，他严以律己，克己奉公，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的病逝，使党失去一个卓越战士，同志们失去一个无限热爱和衷心信赖的好战友好领导。董毓华逝世消息传出后，引起冀东党政军民的极火悲痛。许多人眼含热泪步行几十里，到住所向他遗体告别，为他送葬。当时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肖克挥笔写了如下挽联：“一见倾诚，推心置腹，共谋国家大计；三军仰止，怀德颂功，同悼民族先锋”；冀热察区党委宣传部长姚依林写道：“为国家为民族鞠躬尽瘁，从同志从兄弟终生缅怀”，深切反映了当时同志们的悲痛和缅怀心情。如今，董毓华烈士已逝世半个多世纪了，而他那光辉的名字与业绩，仍然铭记在我国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