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里的青帮
　　　　　　　　　　　　　　　　　　　　　(一)
　　青帮是土生土长的民间结社，清初发生于沿运河、长江的漕运水手、船工之中。清代晚期漕运停废以后，水手、船工们弃舟登陆改营各种行业，青帮也就被带到沿运河、长江的各个商埠、口岸。起初它是一种水手、船工们的互助团体，彼此团结一致与清政府的盘剥迫害进行斗争，很起了些积极作用，就是弃舟登陆之后的初期，他们的行为也还是无可厚非的。大约从20年代开始，某些地方的青帮组织就蜕化变质了，成为反革命势力的帮凶、帝国主义的鹰犬、无恶不作的社会流氓集团。
　　天津的青帮是20年代初传来的，一开始就扎根在混混儿和脚行组织之中。天津的脚行很多，各霸一方，因此青帮的发展非常快，除脚行之外，烟馆、饭馆、旅馆、妓院、赌场、戏园以及贩毒、走私、绑架、拐卖、杀人越货之类的营生，几乎成了青帮分子的“专利”事业。这些行业最初都集中在城乡内外繁华地区，后来向租界发展，青帮分子也就跟着进了租界。
　　　　　　　　　　　　　　　　　　　　　(二)　
　　最早进入租界的青帮还是脚行头子们。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天津开辟租界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插进一个攫取利润I的管道——进出口贸易的码头。1860年天津开埠以来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海河两岸出现了80多个码头。大批洋货从外国运来分别卸在这些码头上，又从这些码头满载从内地收购来的工业原料和土产而去。只是在这80多个码头从事装卸的苦力就有4000多人。另外还有一大批仓库、货栈、大工厂企业的装卸工人，这叫驻厂脚行。但这些运进运出的货品，码头脚行和驻厂脚行并不能直接运进市内再转运内地，也不能从市内将内地来的货品运到码头，而是还要靠市内的脚行往来于码头。
　　贸易离不开运输，脚行把持了运输，青帮把持了脚行。通过租界的国际贸易的运输也同样被脚行和青帮把持。租界里比较重要的码头脚行和驻厂脚行，他们的头子都是著名的青帮分子，例如把持日租界码头运输的中局脚行头子袁文会，法租界紫竹林脚行头子“三霸天”，德租界小刘庄脚行张凤楼，大连码头脚行杨聚祥，招商局脚行的“八大金刚”，俄租界和比租界把持直沽一带的通和成脚行，英租界把持颐中、启新、卜内门、亚细亚四个公司的双议局脚行，以及把持棉纺一厂和美孚油行的同立脚行等皆是。
　　天津的青帮扎根于脚行，由脚行头子们主宰青帮达数十年，这是天津青帮的一个特点，外地青帮是没有这种现象的。
　　　　　　　　　　　　　　　　　　　　　(三)
　　脚行头子们都是些胸无点墨的“粗人”，只知剥削搬运工人，胡作非为，形成地头蛇。有些自喻比较“正统”的青帮人士对此十分看不惯，但又不敢撄其锋焰，有时不得已还要对他们曲意奉迎。这些人都不是天津人，而是从外地“跑海”来的。他们来到天津根本不敢在“中国地”求发展，那是土生土长的青帮的天下，于是只能托庇于租界，形成租界里的又一种特殊势力。
　　举几个荦荦大者。如袁克文，他是袁世凯的二儿子，为人很斯文，书画文玩、诗词戏曲无不爱好。广交天下，大有孟尝君之概，所以不排斥下层社会分子，包括青帮。他认为结交他们有好处，不然不利于自身处世。他是在上海人的帮，属“兴武六”帮头“大”字辈。当时实际上已经没有“大”字辈以上的“理”字辈师父，结果在一位“理”字辈师父的墓地摆了香堂，由师兄代收，这叫“坟前孝祖”。本来这样做法是违反帮规的，而由于他的“太子”身份，为他开了个特例。这样反而使他身价十倍，沪、京、津的青帮分子无不以他为标榜，投在他门下的有100多人。他来到天津一直住在英租界、意租界的豪华寓所里，不时大摆香堂收徒弟，直到1921年他死去。当时袁文会之流的大恶霸、大流氓头子羽翼尚来丰满，因此与袁克文无涉。又如张逊之，这也是一位托庇于租界的青帮头子，他是厉大森的徒弟，属“嘉海卫”帮头“通”字辈，后来他自己也大开山门收徒逾2000人。他曾任《大公报》采访部主任，沦陷时期又任敌伪报纸《庸报》副主编。张逊之与土匪军阀孙殿英过从甚密，又结交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汉奸。此人八面玲珑，从抗战前到胜利后一直是个“不倒翁”，甚至曾奉日本特务机关之命从香港到重庆面见宋美龄和国民党特务机构，代日军与重庆大“讲斤头”(磋商条件)。他的生活糜烂，利用其报社和各方勾搭，干过很多坏事，如贩卖烟土、敲诈勒索之类。曾有一度他的落脚处就在日租界一家叫竹华书寓的妓院里。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复刊，他又以军统地工身份声称保护《大公报》财产有功，骗取一笔巨额酬金，在法租界买了一所楼房。由于他有些文墨，而袁文会不识之无，他的青帮辈分比袁高，卒使袁折节于他，一切唯他是从。然而毕竟袁在天津市的势力占压倒优势，张逊之始终不能从青帮方面占上风。
　　像袁克文、张逊之这样的知识分子型或有较高社会名望和活动能量的青帮头子还有一些，他们也都居住在租界内。如曾收日本人土肥原贤二和富永启堂为徒的魏大可，曾收何应钦、张宗昌、杨宇霆等为徒的王大同，曾任德兴盐务公司董事长、恒源纱厂副董事长的王慕沂，曾任北洋财政总长的张英华，曾收褚玉璞为徒的厉大森(厉是“大”字辈)，袁文会的师父白云生，天津赁贷业头子、人称“魏小辫”的魏子文，北洋戏院经理管兴权，国民饭店董事长潘子欣，袁克文的弟子、安利洋行买办毕馨斋，天津驳船公司买办李汉臣(以上“通”字辈)等等。
　　另有一位有文墨的青帮头子陈友发，盘踞在英、法租界倚势弄权、擅作威福。他曾于直鲁联军时期当过天津警察厅庶务主任，后来在法租界开北洋饭店。他专门结交租界当局官员，如与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李汉元关系奠逆(租界警务部门的职司只限在他们所管辖的地界之内，所以如遇涉及界外的案件，就必须依靠与界外有联系的黑道人物，陈友发就是李汉元所依靠的人物之一)。陈所收门徒多是英租界内的商号经理、掌柜、海关缉私处的外班人员、报关行人员、轮船公司的买办、水手等等，因此他在出进口贸易界特别吃得开。陈友发的北洋饭店实际上还是个贩运鸦片的黑窝，印度烟土运津再由津转运各地，都以北洋饭店为转输点(另一个窝点是由袁文会开办的日租界德义楼烟馆)。陈友发是天津青帮中专吃英、法租界的一派势力。
　　　　　　　　　　　　　　　　　　　　　　(四)
　　在英、法等欧洲国家的租界里，由洋人直接控制利用青帮的事例较少，而在日租界里由日本帝国主义者控制利用青帮以达到鲸吞我国疆土、鱼肉我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则是磬竹难书的。
　　最早加入青帮的日本人当推20年代就拜魏大可为师的土肥原贤二，当时他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坂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还有一位富永启堂，也是使馆工作人员，与土肥原同烧一炉香，这叫“同参兄弟”。1937年“七七”事变后入帮的日本人就多了，如日本特务小野正男和渡赖××，他们都投在吴鹏举门下(小野人帮后还自己开山门，广收日本徒弟)。原在大连的日本黑龙会分子、后来由土肥原调来天津的小日向白朗，投在王大同门下。水上警务段段长山本田一和司法主任执任省三都投在张英华门下。土匪汉奸刘桂堂部队“自卫军”的顾问木村伊助、在天津贩毒的高桥、为日军承办军需的野畸三人，都投在白云生门下，如此等等。
　　那个叫富永启堂的日本特务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王永良”，他人帮后广泛结交“家里弟兄”，熟读帮内秘籍，曾结合他的工作(搞特务情报活动)和观察体会写成了一本书，是用中文写的，由日本特务机关在内部出版发行，后来也流行于一般书肆。这本书的扉页后有一张铜版插图，是富永穿着中国长袍马褂、带着帽盔儿的照片，看上去绝不会认出是个日本人。像这样的书当时还有多部，内容也是日本人调查研究中国社会下层结构的，可见日本帝国主义者是如何殚心积虑地要利用青帮之类有组织进行侵略活动的。
　　日本特务利用青帮在日租界里到底做了些什么事，这个已是世人皆知的了。例如利用青帮大头目李际春、张璧、袁文会、厉大森、白云生等组织“便衣队”发动“天津事变”，在日本特务机关“茂川公报”主持下由袁文会等青帮头子大抓华工送往日本、伪满，组织乐户业“慰劳皇军”，走私、贩毒、开赌、开娼等等，文献足证，无烦赘述。需要再加说明的有如下二事：一是组织青帮联合机构协调天津青帮各派势力，以便日本特务更好地调动和驱遣；二是成立内河航运公会，以保证日军辎重安全运输。
　　天津的青帮历来是划疆分治而各不相属的，这很不便于日本特务机关对他们的利用。早从1935年，小日向白郎(中国名字高旭东)就把各帮派头目组织起来，在日租界桃山街(今包头道)成立一个“普安协会”，厉大森为会长，张逊之、袁文会分任宣传部长和行动部长，小日向本人因为也有青帮身份，也当了常务理事。普安协会成立后，冒充“民意”机关，上街游行，叫嚣“华北五省自治”，以此制造社会混乱，为日本侵略活动张目。1942年又由日本天津特务机关长雨宫巽主持将其改组为“天津安清道义总会”，凑集了王慕沂、张逊之、袁文会、白云生、张英华、魏子文等100多人作为发起人，以王慕沂为会长，张逊之、袁文会为副会长。这个会的成立大会上到会的人很多，日本方面有特务机关长、宪兵部队长、驻津日本部队长官、伪警察局的日本顾问等，特务机关长雨宫巽还讲了话，号召“家里兄弟”为“大东亚圣战”做出“贡献”。
　　青帮自从建立起来一直是个民间的秘密结社，天津安清道总会此次公然亮出牌匾，大肆招摇，实属“创举”。后来南京汪伪政府竟也仿此成立了“中国安清道总会”，天津安清道总会遂成为它的一个分支机构。
　　另一件大事是天津日本派遣军成立的一个“天津内河航运公会”。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就占据了华北的大部地区，接着又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占据了华南、东南的大部地区，加上“九一八”事变后占的东北四省，大半个中国都成了沦陷区。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敌后对日军的进攻和干扰，广大沦陷区内除了少数几座城市外，随时都有被攻击的可能。举交通为例，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津浦、平汉铁路在八年之中从未全线通车，连天津到北京这100多公里的路段也经常被扒断路轨、路基或是安放路障，破坏正常行驶。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为了确保物资特别是军需物资的运输，内河航运就成了重点发展和保卫的通道了。
　　先是，“七七”事变后不久天津日本派遣军就成立一个“水陆警备部队”，由森冈中佐任司令，专司其职。然而在能通航的河道和湖泊港叉周围又属解放区或游击区，运输船只就是由日军或伪军押运也不见得安全，于是便利用青帮来维护航运。
　　明清时代运输漕粮时，为了安全，除于漕船头高挂黄龙旗，上写“天庾正供”(供奉天子仓库的粮食)字样之外，如遇阻难，船上的青帮中人通过彼此用帮中“切口”、“令子”(隐语暗号)盘诘对答，确认双方都是“家里人”后，即可被顺利放行。日军掌握了这一诀窍，于是召集青帮头子成立一个“天津内河航运公会”，委任吴鹏举为会长，张华为副会长，实际工作则全由日本特务机关操纵。为了工作方便，日本特务小野正男、渡赖××等也当上了公会理事、常务理事。航运公会在能通航的沿途设了许多公会办事处，张贴布告，说明公会是青帮组织的，每条船上还派若干青帮分子押运，船头也仿漕船高挂黄旗，写上“天津内河航运公会”字样。这一招果然有些“灵验”，船只如果出了事故，随船的青帮分子上前一搭话就可以迎刃而解。当然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以青帮名义组织的公会不过是个前脸，幕后日本特务机关一直把它当做大事来抓。日本投降后从他们遗留的档案中发现，他们通过青帮控制内河航运的文告、计划、情报、密令、花名册、人事档案之类的材料是盈筐累箧的。
　　天津内河航运公会也曾升级到北京，成立了控制全华北的机构“华北内河航运公会”，地点在什刹海。其中有个工作人员叫泽田瑞穗，他在任内花了很长时间写了篇论文考证青帮的源流，考证的结果认为青帮是明代无为教(罗祖教)的一个支派，其实这是荒诞的。但这篇论文后来发表了，题为《罗祖的无为教》，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至今我国还有的学者摭拾他的牙慧，认为青帮是无为教的支派。泽田瑞穗战后入了学术界，现为早稻田大学教授。
　　　　　　　　　　　　　　　　　　　　　(五)
　　以上说的是租界里的青帮。租界里就没有别的下层社会组织了吗?有的。还有红帮、会道门等。但他们的影响不大，有些影响大的后来也都离开了租界。所以说租界是窝藏这类组织的避风港，也是培育这类组织的温床。以下附带对红帮和会道门等略作介绍。
　　红帮从来在北方就不大流传，所谓“青帮一条线(指运河沿线)，红帮一大片(指江南各省到南洋各地)”。但也有的红帮分子试图在天津求发展，姜般若就是一个。据说他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南开中学教过书。30年代他又来天津，立了个山头叫“太行山兴和堂”，开始传红帮。虽然结交了一些上层人物，但始终没有传开，最后不得已只好和青帮合流，把几位著名青帮头子(都是脚行头)发展为红帮，如巴延庆、刘德山、佟少田、马文元等，再通过这些人拉进其他脚行，这样就使红帮在天津的社会下层也算有了立足之地。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指使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陈仙洲把天津的青帮、红帮掌握起来以便驱使。由于天津青、红帮的派性严重，陈仙洲只好成立了两个组织分别统驭。一是“忠义普济社”，陈亲任理事长，巴延庆任副理事长，这基本上是个脚行的组织，脚行里也有了红帮，巴延庆是为首的，姜般若是他的红帮师父，于是把姜封为这个社的顾问。第二个是“共济社”，这还是那群以正统自居、又有别于脚行的青帮分子组织，社长是张逊之。
　　会道门种类繁多，大半是秘密的、非法的。有些是创兴于农村，后来想到都市求发展，因此刚来时常是偷偷隐藏在租界，俟机再去“中国地”。有两个著名的例子：一是一贯道，一是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前者从山东济宁创兴，先后到过青岛、济南，最后到天津日租界；后者于山东长山县创兴，曾发展至泰安、济南，最后到了天津日租界。它们来了没有几年就“七七”事变了，天津沦陷后将其迁到“中国地”。一贯道的总佛堂迁到北门里府署街，一心天道迁到南开杨家花园(今二纬路)，旋即大开其“普渡”。一贯道后来成为遍及沦陷区、抗战胜利后又遍及大后方、解放后又遍及台湾省的历史上最大的会道门。一心天道更妄想称帝，擅置各部大臣、三宫六院，抗战胜利后即被取缔。
　　还有一些是以宣讲仁义道德和慈善团体面目出现的公开或半公开的会道门，如万国道德会、世界红万字会等也都在租界里活动。有一点需加说明，说是加入会道门的人常不只加入一种，而是兼跨几个，如在一贯道的也可能是青帮，也可能是理门教徒，也可能还参与红万字会活动。虽然就各会道门来说，他们都是唯我独尊的，实际上并不那么严格排他，这叫“万教归一”或“三教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