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９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沈阳事变”，是打出了侵华战争的第一炮。日本军阀侵华
的野心，是世所共知的，他们多方制造事端,寻找借口,妄想一举手便可实现了吞并中国的奢欲。1932年上海的“淞沪战役”（九路军抗击日军的武装入侵）是它在侵华战略上的重要步骤；之前，1931年11月天津出现“便衣队”的骚乱，又是日本要在我国大城市发动“事变”的一次试演。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嚣张之极，臭名昭著的特务土肥原窜来天津，积极策划，搜罗汉奸，当时天津“消息”纷传：亦军亦匪的头目在租界里收集党羽。那并不是谣言，而是人们都在警惕日本再演“北大营”式的“事变”。
　　那天是1931年11月８日，星期日，汪桂年那时在市教育局充任办事员，同时业余从师读古籍，每星期日下午要到老师处问学。那天汪在外吃了晚饭，到南市玉清池洗澡。时间不过晚八点多钟，便听说市上铺面已经上门，“风声”紧，“地面”已有戒备。他打电话给他的父亲，他父亲在东南角造胰公司任事，他既想“验证”消息是否属实，同时也是“关照”——报告“消息”。他父亲接了电话，急促地说了四个字“赶快回家”。他急忙从浴馆出来，铺面都已上门息灯，街上一片冷寂，行人匆匆疾走，确是紧张气氛。他那时住在西北角小伙巷，电车已经开始收车，他还赶上了一辆。
　　回家后，刚刚睡下，不过十一点，就听到从东南方向传来的枪声，还夹着短促的连续枪声——是在一梭子一梭子地打枪，也曾听到几次声响较大的机枪声。听着枪声，“传言”证实了，心情是沉重的。后半夜，枪声渐稀疏、停歇了，只不过偶然有一两声。这枪声都是在东南方面，他心想这只是局部“出事儿”，就在日租界附近。到天亮前枪声便止息了。
　　转天是星期一，汪桂年须上班去，同时也惦着打听一下出了什么“动静”。街上行人不多，电车停驶（没“出车”），这说明事态是相当严重的了。他在路上就听说东马路断绝交通，他从估衣街、锅店街奔向金钢桥，商店都没开门，桥口有警察布岗，限制行人过桥。他身上佩有教育局的徽章，便准许过了桥。教育局在河北中山公园，只到了少数人，大家互相“交换情况”，知道是便衣的匪徒从租界放出企图制造骚乱，被我保安队（警察）截击，未得逞。东马路、东南角一带有戒备，意租界也有意国兵和巡捕在路口加岗，限制通行。这天全市交通，只有局部可以通行，与租界的交通大部受阻，白天倒平静无事。
　　晚上，很早就“夜阑人静”了，还有枪声，却已是停停响响，也偶然有一阵阵急促的声响，揣测是零星的骚动，但不时出现阵阵的机枪声，估摸着这是借“保侨”来寻衅。第三天夜晚，便在阵阵机枪声后出现炮声了，这是从租界里向河北开炮，就这样一连两三夜。
　　这几天汪桂年在家中从报纸号外得知便衣队骚乱，东南角和南市是窜出的所在，日本驻军借口保护侨民安全，在东南角、南市“交界”路口，堆土袋、拉电网、架机枪、站岗警卫，如临大敌。其实这骚乱的来处，尽人皆知，一伙流氓，烟鬼、“白面儿客”(吸毒者)，少数“头目”带有枪枝，它们的如意算盘是一哄一抢，制造纷乱，就可以搞出中国内政的变乱,出现地方“新”政权,更可以借口滋出事端。天津的地方当局作了准备，由保安队在东马路和南市布岗，岗位并不在马路“街”上，是在马路两侧铺面的房上；尤其当时东门南的西侧（现在是从大中鞋店直到铁路售票所的那片铺面楼房的旧址）原是冰窖胡同李（“善人”）家的大墙（现在二道街通达东马路的一段，是当年拆建楼房时才豁通的），正是一座最适用的防御工事。听说便衣匪徒进入东马路后，“头目”喝喊前窜，群丑缩着头，褪着肩、猫着腰、溜着边，刚进入东马路不远，便遭到枪击，只有乌兽散，倒的倒了，跑的跑了。所以第二天以后，只不过零零星星地流窜而已。便衣队的行动计划，彻底破产。
　　便衣队的骚乱，很快平息了，五六日市面就恢复了平静，日本租界还煞有介事地戒备森严，在制造紧张气氛。我市政府派员向日本租界当局交涉，撤除戒备恢复交通秩序。日方无理纠缠，什么“地方骚乱”，什么中国在天津驻军违反《辛亥条约》，貌似蛮横，只不过强词夺理耍赖遮羞。“便衣队”的阴谋既已破产，就使得日方不得不逐步由局部有限制地“开放”到全部恢复交通。便衣队的骚乱，前后有十天，地方秩序恢复正常。
　　如果说日本军国主义者这次制造的骚乱，它所捞到的是把住在张园的溥仪弄到东北去，使得天津市民受到一次惊扰。在金钢桥两岸部分的居民住房被日军炮弹击毁。在河北地区，虽然未出现什么骚乱，由于是政府机关所在，自然要特加戒备，民众也特别警惕。“便衣队”的骚乱，增加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野心的认识和仇恨。在平息骚乱的几天里，市民无不义愤填胸，争购“号外”，互相传告消息，慰问保安队。同时自发地保卫闾里，民众集资在各路口添设“栅栏门”，入夜锁闭，有人打更来防范宵小捣乱。我们从中看到了人心。日本军国王义者的丑行，更激起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
　　对汉奸的痛恨，是人同此心的。在日本租界里“组织”便衣队”的头子有郝鹏其人。便衣队骚乱平息后，一天清早，他被送到市政府（即金钢桥北今金钢花园第二医院旧址）。据报纸登载消息：郝在熟睡时，赤身被人用棉被裹起装在汽车里送到市政府的。虽然后来由日租界当局纠缠索回，却说明搞叛国的勾当是会“众叛亲离”的。“便衣队”在天津的骚乱，预示着狼子野心的欲壑难填。“便衣队”的阴谋被扼止，日本侵略只有用武装进攻，未及两月，便有了淞沪“一二九”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