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事变始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范围扩展到我国东北全境。面对日本的侵略行经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把希望寄托于当时的国际联盟的裁决。国际联盟经过讨论，最终作出一项决定：要求日本必须在11月16日以前撤兵。一纸决议，对侵略成性的日本当然谈不上什么约束力，但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策划推出一个傀儡国家，来扭转国际舆论的视听。至于人选，没有比废帝溥仪再合适的了。当时溥仪蛰居在天津日租界，伺机复辟，已经偎依在日本人的怀抱里，如今粉墨登场的机遇似乎已经到来。为此，日本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密谋，在天津策划一场暴乱，趁机劫持溥仪到东北，而时间必须赶在11月16日即国际联盟规定的撤兵时限之前。此次暴乱史称“天津事变”，其幕后导演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土肥原。 　　1931年10月中旬，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之命，潜往天津，设法诱引溥仪出逃。几天后，本庄繁便收到土肥原从天津拍来的电报，内称：“溥仪确有逃往满洲之意，并拟在吉林成立政府亦大体属实，惟天津总领事桑岛根据外务省训令，不希望溥仪外逃，正严密监视其行动。因之，如不采取特殊手段，实难达到目的。” 　　日本外务省与军方在扶植溥仪问题上的分歧，在于选择什么时机与在什么条件下“拥立”溥仪“出山”为宜。老谋深算的日本驻津总领事桑岛主计担心操之过急“将更加深国内外之疑虑”，而关东军却已经迫不及待了。电文中所说的“采取特殊手段”，指的是搞一场暴乱。土肥原在天津停留数日后返沈复命，而把制造暴乱的任务留给天津驻屯军去完成。为纠集一支暴乱队伍，天津驻屯军一次就拨款5万元，并提供一批枪支弹药，由汉奸张璧、李际春二人出面，在社会上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青帮分子以及吸食毒品者，不下2000人。因为他们没有番号，又不穿军装，故自称“便衣队”。 　　张璧，何许人也?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他身为京师警察总监，曾协同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后来冯玉祥失势，张息影津门，过起寓公生活，转而与溥仪气息相通了。 　　李际春系行伍出身，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担任过奉系骑兵军长，后来奉军退出北京，他蛰居天津，投靠了日本人。这两个民族败类野心不死，幻想东山再起。日本人对他们封官许愿：一旦事成，张璧就是天津市长，李际春掌管保安队。张璧向日本主子夸下海口，说他在保安队中有内线，可以收买一批人作内应。结果恰恰相反，保安队总队长王一民接到密报后，将计就计，派人打入便衣队，随时掌握张璧、李际春等人的动态，并及时向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学铭、河北省主席兼东北军第二军军长王树常、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汇报，均有所指示，嘱令加强戒备，并由公安局以“地方不靖”为原由，于11月1日起宣布提前施行冬防。一时风声鹤唳，剑拔弩张，恶战迫在旦夕。11月2日，土肥原贤二再次秘密抵津。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决定起事时间为11月8日。就在8日这天的上午，保安队接到了密报，得知便衣队将在当晚lO时以海光寺日本兵营钟声为号，兵分三路出击：一路由闸口沿海河进攻公安局；一路沿南马路、东马路抢占金钢桥，夺取省政府；一路由海光寺兵营出发进击各区警察署所。张学铭、王一民当即作出部署，动员全体军警人员进入紧急戒备状态，并沿着日租界通向华界的各路口构建防御工事；王树常又命令第二军独立第十五旅旅长姚东藩，立即将驻扎在塘沽、军粮城一带的部队调人市区，必须在当夜1l时到达指定地点待命。8日这天，正好是张学良之三弟张学曾举行婚礼，整个下午贺客盈门，欢声盈耳，毫无备战气氛，大概对日本人也起到了麻痹作用。夜幕降临，王树常、张学铭等军政府领导人伫候在指挥机关，沉着应变。当钟声响过10下以后，未见丝毫动静，人们互相交换着狐疑与不安的眼色。良久，王树常说：“可能由于我们有了戒备，把事情压下去了。”话音未落，就从海光寺兵营方向传来了密集枪声。随后，王一民频频打来电话，报告便衣队出击及保安队反击的战况。这一夜，便衣队倾巢而出，沿日租畀与南市、南门外、南马路接壤地带猛攻，先后占领了警察一区一所、一区六所及二区六所，并企图袭击闸口电话局与金汤桥公安局。在保安队与警察的强有力的反击下，便衣队被迫退却，并夺回了一区一所与六所；二区六所因地处海光寺兵营左近，因那里挂上了日本旗，未敢贸然袭取。一夜激战，便衣队溃不成军，黎明前纷纷逃回日租界。一夜之间，击毙便衣队匪徒3名，俘获61名，就地正法枪决了lO名，枭首示众。在战斗中还缴获了一批武器，在缴获的手榴弹上，镌有“大正十五年制”字样，足以证明匪徒使用的武器皆为本人供给。俘获的匪徒被押送到第二军军法处审理。据供称：暴乱总机关设在日租界万国公寓楼上，司令是张璧、李际春。司令部下设 天津事变时的日军阵地参谋、副官、军需、秘书、军医5个处，编为5个支队。每一支队下辖4个分队，每一分队下辖8棚或10棚，每棚有1个头目和10名名士兵。暴徒都是招募来的无业游民，人队先发给安家费4或5元，每天给饭费5角。枪支是从海光寺兵营领来的。暴徒们受过日本军官的简单训练，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只被告知打胜了有财发，给官作。他们于8日晚上集合后，日本宪兵用枪在后面逼着向中国地界进攻，只许前进不许后退，退缩者当场被日本宪兵开枪打死。 　　便衣队骚扰活动，从8日夜晚开始一直持续到20日，是暴乱的第一阶段。在暴乱开始的第3天即11月10日，趁全城混乱之际，在日本特务的裹胁下，溥仪从住地静园化装出逃，乘船偷渡顺海河出大沽口以后，改乘“淡路丸”驶往营口，踏上了日夜梦想复辟之路。 　　便衣队是乌合之众，只消一击便溃不成军。原在幕后操纵的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气急败坏地从幕后跑到前台来。在11月9日晨5时，便衣队的进攻被彻底粉碎之后，香椎浩平竟向王树常提出口头警告，胡说什么保安队的流弹打死打伤了日本兵，并危及日租界侨民的的生命安全，蛮横地要求中国军警必须在早6时以前后撤300米，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王树常为避免事态扩大，立即命令保安队从封锁日租界的各路口后撤。但香椎的上述警告不过是虚晃一招，6时刚过，日军的大炮轰鸣，连续向华界打了30多发炮弹。 　　9日晨，香椎浩平抢先散发了一篇妙不可言的声明，签署的日期为8日，显系在暴乱发动前拟好印就的。声明称：“目下之暴动，系属中国内争，日军无庸干预中国之内部问题。为此声明，日军对中国军民之任何方面，严守中立态度，凡不企图损伤日本国家与军队之尊严与危及日人之生命财产者，日本皆当力予保卫。”这一声明充分暴露了日军为虎添翼的丑恶嘴脸。便衣队手持日军发给的武器从日租界冲出来，肯定不会损伤日本军队之尊严，不会危及日本人之生命财产，而日军“当力予保卫”恰恰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主仆关系。 　　王树常、张学铭则寸步不让。4日上午，除了向日本总领事桑岛主计提出抗议外，并由王树常召集驻津的各国领事谈话，通报情况，揭露真相。同一天，张学良以副总司令的名义发出通电，谴责日军支持便衣队暴乱的阴谋活动。与此同时，宣告成立天津戒严司令部，在全市通衢要道张贴布告，大张旗鼓震慑匪徒。 　　为了缓和局势，保安队从日租界边缘后撤r 300米，这却为便衣队的出击提供了方便，成为匪徒出没无常、短兵相接的战斗激烈地带。日军又藉口“流弹飞人租界”，不断发出扩大事态的叫嚣，并从塘沽紧急调兵来津，发动日侨组成义勇队，摆出一副介入战斗的姿态。 　　从11日开始，在桑岛主计的建议下，中日双方就恢复和平秩序问题进行磋商。日军坚持划日租界外沿300米地带为缓冲区，拆除一切防御工事，恢复8日以前状况。后来桑岛又指责中国军队进入市区．违反《辛丑和约》，王树常对此概不承认(实际上凋人的部队均换成保安队或警察的服装)。在中日双方会谈期间，便农队的骚扰活动始终不停，时而频频出击，时而昼伏夜出，时而声东击西。日军大炮也不时轰鸣以为助阵。保安队严阵以待，屡屡打退便衣队的攻势，且不断击毙及俘获来犯之匪徒。14日，保安队在南门外宁家大桥又将10名便衣队匪徒就地正法。以示我方镇压暴乱之决心。 　　14日，国民党政府训令王树常“向日道歉．取缔反日言论，中国先撤防工事”，对日军退让。壬树常接电报后表示：“我老家辽中，未放一枪就叫小日本给占了。我要对得起国家民族、天地良心，不能让天津成为东北的继续。”仍与张学铭一道坚持原则与日军交涉。17日，中日双方达成协议，全部撤除距中日交界300米内之防御工事，保安队不得进入这一区域，改由警察设岗警卫，准许佩带武器。18日上午开始撤防，下午撤尽，中日双方派出联络人员视察。同日，戒严司令部宣告解除戒严。至20日，市面恢复正常。至此，便衣队暴乱告一段落。 　　狡黠的香椎浩平背信食言，在11月26日晚8时又策动便衣队再次从日租界出击，并以大炮助攻，向电话局、公安局、省政府等要害部门轰击，当即炸死保安队员数人。日本义勇军也随之出动。香椎发动便衣队再次骚扰，是为了配合关东军进攻锦州，迫使中国军队后撤到山海关。便衣队的第二次暴乱持续到30日。 　　27日，香椎浩平向王树常又提出新的要求，主要是中国军队必须撤离外国军队驻地20里以外，保安队必须退至南运河与金钢桥以北，驻河北省内之军队一律中止移动。28日，日本军舰“朝颜号”载日本陆战队500余人与大量军火抵日租界码头，香椎亲率侨民前往欢迎，故意制造临战的紧张气氛。29日，香椎通知各国驻津领事团谓：中国方面违反了《辛丑和约》，日本不能容忍，即将执行惩罚手段云云，桑岛也于是日通知各国领事，转告侨民限于当日晚7时以前离开华界，以免危及生命。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以此进行战争讹诈。各国领事为此进行紧急调解，于是约定中日双方皆停止攻击，继续磋商。张学良也派出参事周龙光来津与日军斡旋。 　　自从便衣队暴乱以来，南京政府虽然也曾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过抗议，但始终没有制定必要的对策，主导思想仍是妥协退让，而日军又不断寻衅，天津地方当局承受巨大压力，进退维谷。最后不得不被迫接受日军的无理要求，将保安队撤退到南运河、金钢桥以北地区。历时20多天的便衣队暴乱，最后以中国的妥协退让而结束。12月4日，张学良以周龙光暂代天津市长，亦为对日迁就之表现。 在此次暴乱中，中方官警阵亡6人，受伤37人。无辜民众也有多人被流弹击中或伤或亡，流离失所的贫民多达1万余户，至于商民的财产损失更是难以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