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租界中的毒窟
　　纵容毒品的制造、贩卖，是日租界当局残害我国人民最恶毒的手段。在日租界中最繁华的旭街（今日的和平路）兴建之初，租界的统治者就为贩卖毒品的罪恶交易敞开了方便之门。在此开办土庄、烟馆只要向居留民团交纳所谓“公益费”，再对日本宪兵队、警察暑行些贿赂，即可开张营业。当时在这条街上聚集贩卖毒品的各类烟馆六百余家。毒品的贩运受到日租界当局公开庇护，其中的许多官员还直接参与贩毒活动。每当大批毒品从外地运到天津东站以后，既由副巡长徐树溥等人押运至日租界内的德义楼，然后再分送到各土庄、烟馆。
　　“九一八”事变后，居留民团主事田中助太郎命其妻弟在桥立街（今北安道）公开建厂，用来制造毒品。日本女特务金碧辉（川岛芳子）也在明石街（今山西路）开设了制毒工厂。
　　由于日租界内的制毒、贩毒猖獗，在1936年国际禁毒会议上，日本受到各国代表的抨击。日本政府为了矫正国际视听，由外务省指派藤田来津，进行所谓“肃毒”，在查抄天津“白面大王”陈昆元的洋行时，发现了一本黑帐，其中记录了天津的曰军、宪兵队、警察暑、特务机关中的许多人均毒品案有牵连。这些人每个月拿到的“特别费”多达四万余元。日本政府骑虎难下，出于无奈，不得不将警察暑的松下等人解送国内“侦询”，其它涉案人员革职逮捕。此案虽然当时闹的满城风雨，但“七七”事变以后，日租界的制毒、贩毒活动更为猖獗。被短期关押即被释放的毒犯又勾结日军高歧部队长在大城县公开设厂制毒。后来又在此地开设的四家制造毒品的工厂，均有日军在背后撑腰。
　　日租界中的毒窟，使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深受其害，每到冬季，街头上倒毙的白面客到处可见，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