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日本特务机关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在天津日租界设立了许多特务机构，从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种种阴谋活动。这些特务组织，大多以“公馆”、“洋行”的名字出现，借以遮人耳目。本文的作者30年代曾担任日本天津驻屯军译员10余年，与日本军政人员多有接触，对于日本在天津特务机关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并撰文如下。文章所揭示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日本侵华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1.青木公馆(大追机关)
　　青木公馆原系日本情报间谍战的鼻祖青木宣纯在日俄战争期间建于北京的特务机关，天津特务机关沿袭“青木”其名，含有纪念之意。主持青木公馆情报工作的机关长是陆军中佐大迫通贞，在驻屯军内部称为“大追机关”，青木公馆是对外的称谓。
　　大迫逋贞，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担任吉林督军孟恩远的军事顾问，“九一八”事变后任日本吉林特务机关长，1933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后，被日本关东军派来天津建立特务机关青木公馆，同时受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监督，活动经费由关东军拨付。青木公馆的地址在日租界淡路街(今甘肃路)。青木公馆的内部组织分为三个班：谋略班(班长茂川秀和)，情报班(班长诹访部安太郎)与庶务班(班长拓植)。有日本特务人员30多人，控制的中国情报人员至少有40多人。
　　大迫通贞的主要任务是掌握居住在天津租界里的东北籍军政要员的政治动向，严密监视他们有无反“满”抗日活动，同时进行分化瓦解、拉拢工作。当时抗日将领马占山住在英租界，被列为重点监视对象，并采取各种手段威胁马占山的安全。大迫也在下野的北洋军阀、政客中间开展工作，如对孙传芳、齐燮元、靳云鹏、曹汝霖、王揖唐、张弧、吴毓麟、高凌蔚、陆宗舆等都保持联系，培植亲日势力。大迫的特务工作也伸向北平，鼓动吴佩孚、董康、汤尔和、朱琛、江朝宗等人东山再起，反对南京政府。其中，因对吴佩孚的工作失败，被调回国。
　　大迫通贞不惜重金收买反动帮会头子，策动他在社会上挑动纷乱，制造“自治”舆论。青帮亲日组织“普安协会”，是在大迫操纵下建立的。大迫还支持帮会分子进行走私、贩毒活动。
　　大迫通贞为了控制社会舆论，先后收买了五家报社，即：《庸报》、《民报》、《振报》、《国权报》、《真善美晚报》，都成为鼓吹日本侵华的喉舌。1935年12月，大迫通贞奉上级命令解散了青木公馆，其全部班底原封不动地由茂川秀和接管，并在原址建立了茂川公馆。
2.茂川公馆(远山公馆)
　　1935年1月，陆军少佐茂川秀和奉命在原青木公馆的基础上改组特务机关，建立茂川公馆。茂川化名远山，在他的住处门外挂有“远山公馆”的小木牌。由青木公馆过渡到茂川公馆的主要原因是基于日本加强侵略华北部署的需要，将特务组织的领导关系从原来的关东军司令部转为天津驻屯军司令部 。
　　茂川秀和，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任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课(情报部)，后被派到北平进行谍报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调到奉天特务机关任上尉机关员，曾经随同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到天津执行劫持溥仪去东北的任务。1935年10月被派来天津进人青木公馆。茂川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并且熟悉中国的风俗人情，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茂川出任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部第二课(情报科)课长职务，又曾担任北平、开封等地的特务机关长。直至抗日战争结束时止，他一直在中国从事情报特务工作。茂川公馆仍是青木公馆的原班人马，内部组织活动地点均未变动。茂川继承大迫通贞的衣钵，继续在下野军阀、失意破客及东北籍军政人员中开展工作，策动他们“倒蒋反共”，谋求“华北自治”脱离南京政府。在伪“满洲国之后再炮制一个“伪华北国”茂川除网罗了一批亲日分子外，同时侧重收买土匪队伍与封建会道门头目，建立了若干外围组织。收买的土匪头目如近郊的刘辅臣、曹华扬、李秀山，沧县的刘佩臣，武清县的柳小五以及东北抗日军的叛徒栾乐山等人。控制的帮会有安清帮及其头目袁文会、石友三，还有道亲会(一贯道)及其头目王义。建立的外围组织有中国农协会、中国回教协会、天津地方辅治会、新东方文化协进会、同乐京剧社、大东公司、兴中公司、南开农场等。茂川公馆的情报特务活动，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茂川秀和纠集亲日分子高凌蔚、张弧、方若、刘玉书、孙润宇、钮传善、沈同午等人，策划在日军占领大津后出面维持地面治安。因此当7月30日天津沦陷后，月1日以高凌蔚为首的伪“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立即出笼，当天还由茂川秀和率领到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官邸请训。至此，茂川公馆终于实现了炮制傀儡政权的阴谋。
3.野崎公馆
　　野崎公馆成立于1934年前后，地址在日租界须磨街(现今陕西路)。负责人野崎，系日本海军退役少佐。野崎公馆隶属于青木公馆，主要任务是收集英、法、意租界的情报，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动态，及时向大迫通贞汇报。1936年夏野崎公馆撤消。
4.松井公馆
　　松井公馆成立于1936年春，地址在日租界宫岛街(今鞍山道)。负责人松井静观，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参谋长永见俊德的直接领导。松井静观的主要任务是在下野军阀与失意政客中开展工作，重点人物为靳云鹏、高凌蔚、王揖唐、曹汝霖、齐燮元、秦华、石友三等。永见俊德经常通过松井静观与这些人会面，贯彻日军的侵略意图。同年秋，永见俊德调走，松井公馆即随之解散。
5.和知公馆
　　和知公馆成立于1936年3月。地址在日租界伏见街(今万全道)，所用的楼房系汉奸殷汝耕的财产，负责人和知鹰二，系日本驻屯军高级参谋，中佐。和知鹰二主要任务是策动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进行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活动。和知公馆设有与两广联系的电话，而李、白的代表黄南鹏就住在和知公馆。和知公馆允诺一旦倒蒋行动开始，日方将供给大量的武器弹药，支持两广“独立”。另外，和知鹰二与山西阎锡山也保持密切联系，有电台通往太原，鼓动阎锡山进行“倒蒋反共”的阴谋活动。
6.斋藤洋行
　　斋藤洋行坐落在日租界曙街(今兴安路)，表面上是出售日本商品的商店，实际上是日本驻北平武官柴山兼四郎在天津设置的情报据点。负责人斋藤荣，毕业于上海国文书院，久居天津，中国话讲得非常好。柴山兼四郎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在日本陆军参谋部第二课(情报部)任职。1928年奉命充任张学良的军事顾问，与东北籍军政要人比较熟悉，参与谋划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出任驻华武官以后，仍经常接触东北籍军政人员。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官员在天津居住的很多，如张作相、刘翼飞、吴莲伯、王树常、王树翰、高纪毅等，于是柴山就指使斋藤收集东北籍军政人员的情报，并进行分化、拉拢工作。1935年柴山兼四郎从驻北平武官的职位上调离，斋藤洋行的情报活动随之结束。
7.《救国半月刊社》
　　《救国半月刊》是日本天津驻屯军为配合其侵略制造舆论而创办的一个杂志，直接负责此事的是驻屯军高级参谋石井嘉穗，由驻屯军“嘱托”中山晴雄提任社长兼总编辑。办公地点设在日租界淡路街“茂川公馆”的地下室，后来又迁至日租界须磨街义德里一号。办杂志的经费全部由驻屯军拨付。《救国半月刊》于1936年5月正式创刊。该刊假冒“救国”之名，行“亲日”之实，极力煽动反共、倒蒋以及反苏、反英、反美，鼓吹“中日亲善”、“中日经济合作”等。该刊每期编发的内容均由日本驻屯军确定，主要由日本人撰稿，再由我和其他译员翻译成中文。日本人也授意汉奸写，如王揖唐(笔名奉日)、齐燮元(笔名夫)都写过稿子，安清帮分子、中日密宗研究会成员也都向该刊供稿。《救国半月刊》印数不多，一般每期只印一两千份，最多印过5000份。发行范围除天津外，也发行北平、济南、太原、保定地，基本上都是赠送。该刊虽标榜“救国”，而内容带有明显的侵略色彩，明眼人很容易识破，因此社会影响不大。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该刊停办，共出版了26期。
8.中日密宗研究会
　　中日密宗研究会表面上看是佛教组织，但却直接受日本驻屯军高级参谋石井嘉穗中佐的领导。会址设在日租界明石街(现今山西路)真言宗高野山金刚寺内。该会以研究佛教密宗为名，笼络下野的军阀政客，宣传“中日亲善”，为日本侵华制造舆论。参加人大多是亲日派共100余人，中日籍各约占半数。日本人有石井嘉惠、臼井忠三、松井静观、野崎诚近等，中国人有段祺瑞、孙传芳、曹汝霖、王揖唐、齐燮元、高凌爵、陆宗舆、纽传善、孙润宇、张志潭、白坚武等，都是亲日分子。会长先为段祺瑞，段离津后由王揖唐继任。中日密宗研究会骨干分子经常在王揖唐家聚会，密谋“华北自治”的罪恶勾当。该会还以宗教为名，帮驻屯军到各地收集情报，王揖唐曾被蒋介石电召到唐山，授意他以密宗研究会会长名义访问日本，联系日本朝野人士，探测日本对华政策的动向。“七七”事变后，王揖唐摇身一变，当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9.三同会
　　三同会的地点在日租界福岛街(今多伦道)。“三同会”是由三个组织结合而形成的，这三个组织就是：日本士官学校同窗会(简称同窗会)、留日学生会(简称同学会)与中日同道会(简称同道会)同窗会、同学会与同道会都设在日租界，本来是各自独立存在的组织，彼此间没有隶属关系，把三个组织串在一起的是日本天津驻屯军。三个组织中，同窗会的地位最重要，因其中包括许多日本军官，可以直接贯彻日本侵略者的意图。也就是说，同窗会秉承驻屯军参谋长的意旨行事，再经同学会、同道会推而广之，最终实现驻屯军的谋略。三同会既没有组织章程，也没有什么入会手续，在表面上是个联谊性质的松散组织，举行活动也没有固定的会期，大多由驻屯军根据需，要随时召集。至于活动经费则由驻屯军参谋长的机密费的项目下支出。三同会的活动始终以宣传所谓“中目亲善”、“中日合作”为中心，反对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政府，鼓吹在日本的支持下实现“华北自治”，建立亲日的傀儡政权。
　　三同会中许多人，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并炮制出伪政权以后，立即堕落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兹列举如下(括号内系曾担任的伪职务)：同窗会成员:吴赞周(伪河北省长)、刘玉书(伪天津市警察局长、伪北京市长)、郑遐济(伪天津市警察局长)、沈同午(伪天津市教育局长)、曹朴(伪唐山矿区警察署长)、曲世和(伪保定市警察局长)、徐树强(伪唐山市长)。同学会成员：王揖唐(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司法总署督办)、陈曾拭(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督办)、殷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督办)、 殷汝耕(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长官)、池宗墨(伪河北省长)、唐仰杜(伪山东省长)、孙润宇(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总务局长)、刘绍琨(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秘书长)、傅惕生(伪天津市卫生局长)、卢南生(伪天津市外事处长)、侯毓汶(伪北京市卫生局长)、王庆宣(伪汉口市警察总监)。同道会成员：王克敏(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齐燮元(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督办)：秦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督办)、吴毓麟(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参议)、马良(伪山东省长)、高凌蔚(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会长、河北省长)、纽传善(伪天津社会局长)、温世珍(伪天津市长)、方若(伪天津高等法院院长)、李景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财政厅长)。
10.日本天津陆军特务机关
　　1937年7月7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以后，特务机关的活动无需再遮遮盖盖，便公开摆出“大日本天津陆军特务机关”的牌子，地点在福岛街（今多伦道）。陆军特务机关的内部组织，设有机关长办公室、情报班、宣传班、产业班及顾问室。其中的产业班负责掌管与军用有关的各种物资的统计工作，对粮食、棉布、石油、煤炭、皮革等物资的买卖或出境都必须向产业班申请签证，方可办理。第一任的特务机关长由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代理参谋长长岭中佐兼任，不久长岭调往前线，由长野大佐代理。后长野调往德州，由大本少佐代理。至1937年底，才由议我诚也大佐专任。不久议我病故，由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接任，转年柴山被晋升为少将，由曾任日驻华武官雨官巽少将接任。不久雨宫晋升为中将，调任天津防卫司令部司令官，继任者为山下中佐，不久又由松井大佐接任最末一任的特务机关长，直至日本投降。
　　陆军特务机关所管辖的地区，包括北宁、津浦两条铁路沿线各县，北宁线由廊坊到山海关，津浦线由天津到沧县，重点地区(如塘沽、唐山、山海关、沧县)设有连络点，派驻连络员，主要任务是监视周围各县伪县长的行动与收集八路军的情报，形成周密的特务活动网络。
　　以上所述，主要指专设的日本特务机关及其外围组织，而实际上情报活动渗透到许多方面，如日租界警察署内设有特高课，日本宪兵队内也设有特高课，日租界居留民团内设有情报室，日本一些大企业如三井、三菱、大仓，东棉等内部都设有情报班，有些日侨开设的商店如铿村洋行(经营照相器材)、迩宫洋行(经营胶鞋)、野崎商店(收售古玩)、武斋洋行(搞运输)，以及一些旅馆、饭店都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点。
　　综观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历史，盘踞在天津的日本特务机关始终扮演着侵华先锋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