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便衣队暴乱在河北
距今70多年前——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个月，又在我们天津导演了便衣队暴乱的“天津事变”丑剧，使津市人民惨遭生命的死亡和财产的损失。当时的便衣队虽未冲进今天的河北区管界，而为日本主使的便衣队骚扰袭击的主要目标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和市公安局，却在河北区内或与它有关的金汤桥西端。因之当年的河北和河东附近居民，人心也是惶惶不安，争相逃难避居租界，颠沛流离，苦不堪言，迄今思之，犹有余恨。
时代背景
回忆70多年前，天津便衣队暴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地方冲突事件，而是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后，别有用心地与之遥相呼应的一项阴谋活动。
天津便衣队暴乱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已经侵占了我国东北辽宁省的大部分和吉林省的全部，正在准备把它的侵略行动推向黑龙江省。日本在这时制造天津便衣队暴乱，是它想进一步侵略我国华北开始的一个重要步骤，也可以说是日本侵略我国的“大陆政策”一个组成部分，是有关日本整个侵华的部署。
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这样严重的侵略行动，竟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并幻想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控诉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行为，要求主持公道。当时国联正在召开第十二届大会，与会的各列强为了自身的利益，宁肯牺牲我们中国，也不愿意得罪日本，仅是在这年10月24日通过一项“对中日争议的决议案”，虽是要求日本军队应从占领区撤退，但又赋予日本军队自由“剿匪权”这一有利于它扩大进行侵略的条件。国联决议还规定11月16日为日本撤兵的日期。日本侵略者为了图谋长期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并进而鲸吞华北以及全中国，阴谋策划，在这期间在天津制造了便衣队暴乱，借以转移舆论视线，并牵制在华北的东北军的兵力。同时也使东北军政人员的视线转移于天津。因为当时张学良是南京国民政府委员、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驻扎北平。而天津是张学良恢复东北指挥中心北平的战略要地，日本打乱了天津，可以使张学良领导的东北政权失去屏障，处于无能为力的困境。
日本侵略者计划在我国东北侵略得手以后，在那里产生傀儡组织。当时被冯玉祥在1924年北京政变中驱逐出宫的清朝逊帝溥仪，正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是日本侵略者想利用的工具，所以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便与日本关东军勾结，于1931年11月初潜来天津，秘密进行筹划便衣队暴乱。溥仪终于在混乱的便衣队骚扰中，被土肥原挟持离开天津，先去大连，再赴吉林，使日本侵略者如愿以偿地实现了伪满组织。
综合以上一些情况，是日本侵略者70余年前制造天津便衣队暴乱的时代背景。
暴乱经过
1931年天津便衣队暴乱，是以日本租界为基地，由日本侵略者勾结中国失意的军政人员张璧、李际春、白坚武、郝鹏等汉奸，纠集一伙民族败类组成的。其中包括土匪、兵痞、流氓、恶霸、青红帮和吸毒的白面鬼等形形色的暴徒，绝属乌合之众。他们不穿军装，也没有军队番号，故被称“便衣队”。据说他们约有2000人，其中也参杂着日本人和朝鲜人，分为五个队，用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符号加以区别。黑符号为日本人，白符号的为朝鲜人，其余大多数的中国败类，分别是红、黄、蓝三色的符号。这些人是被张璧、李际春和日本特务欺骗来的。他们先到日租界大同公寓、万国公寓等处集合；再去海光寺日本兵营，领取枪械、旗帜和卖命钱。每人每天多者可得一元，少者六角，四角不等。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们都被蒙在鼓里，只知道是去打仗，但不知是打准。被骗说有日本军队支援，打好了仗，改编为正式队伍，可以有官当，有财发……
这伙便衣队的暴乱活动,分为两次:第一次从11月8日晚上10点半开始,延续到2O日中午,经过13天；第二次是从11月26日晚上到30日早晨，经过五天；前后共骚扰了18天。
当时我方坐镇天津的主要军政长官，有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军军长王树常，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学铭，还有第二军参谋长刘家鸾，天津市保安队总队长王一民。事先市面上传出许多流言，王一民根据所得的密报，已向省市首长报告“日本人将在天津闹事”。因此，我方军政当局有所准备，饬属严加防范，特别是在省政府，市政府和公安局等重点地方。但为保障津市地方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针对客观情况，只是委屈求全地采取消除危机的办法，尽力防止出现暴乱。
而所流传的日本人将要闹事的说法，终于被11月８日晚上爆发的便衣队暴乱所证实。这伙亡命徒，在日本特务唆使下，从日租界冲出，疯狂地来到中国管辖的地界，进行骚扰袭击，他们袭击的目标，是省市政府和公安局及其所属的各区警察署所。这头一次暴乱，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分三路进行。一路从海光寺日本兵营冲出，向万德庄、炮台庄、徐胡圈、马场道、宁家大桥一带袭击，占据了公安局在海光寺的二区六所。一路是从日租界冲出，向南市、鱼市、南开中学、西广开一带袭击，占据了公安局在南市的一区六所。另一路也是从日租界冲出，向东马路，草厂庵以北袭击，目标是河北省政府；又向闸口以北袭击，目标是金汤桥畔的市公安局。幸赖保安队和警察官兵们奋勇抵御，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转天天津市戒严司令部宣告成立，更加强了防范。但日本野心不死，继续迫令便衣队从隐蔽处冲出窜扰，由日本特务随后督促，遇有后退者，即当场枪杀。这伙亡命徒们，有的经我方捕获，处以极刑枭首，并将几个人头挂在东马路电灯杆上示众；有的被击毙，路上躺着不少尸体。日本侵略者，羞恼成怒，竟曾在日租界最高点中原公司（今和平路百货大楼）楼顶上，架设大炮，向我方河北，河东一带轰击，灭绝人性，居民气愤。
当时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和天津市长张学铭将发生的便衣队暴乱上报政府，并向驻天津的日本司令官和驻津总领事分别提出了抗议。但为维持津市地方治安和保护居民及外侨的安全，仍忍辱负重地与日本当局直接派员接触，谋求解决办法，以免事态再行扩大。从11月20日暴乱暂时平息，用心良苦，市民感之。
讵料从11月26日晚，日本又发动第二次便衣队暴乱，全市立刻再入于恐怖的气氛中，日军又炮击河北金钢桥北的河北省政府和金汤桥西端的天津市公安局等处。这是日本侵略者为配合东北军事行动，有计划地企图破坏天津市的治安，进而想夺取天津。因为当时河北是政治中心，除省市政府外，还有北宁铁路局，河北转电所等，我方在这一带特别加强防范。在金钢桥头配置装甲汽车；在河北法商学院校门前旱河堤上，挖掘壕沟，架设机枪；在曹家花园也有驻军防守；处于严阵以待的态势。在日军从日租界炮轰的过程中，炮弹曾落在河北省师范学校和省政府院内。日军轰击市公安局时，有一炮弹落在特二区三马路（今河北区进步道）西口，幸未伤人。在这二次便衣队暴乱中，我方依然是持克制态度，一再宽让，而日方却是咄咄逼人，蛮横地提出无理要求。最后还是我方答应把布防的保安队和警察撤退到金钢桥北，才于30日结束了这二次的便衣队暴乱。
在这两次暴乱中，因河北是敌寇最重视的袭击目标，官民均遭受严重的惊扰。
严重后果
在1931年便衣队骚扰的天津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加快了蚕食我国领土的步伐，它在军事上不断增加兵力，在政治上豢养亲日汉奸，在经济上大搞走私活动。日本的侵略势力，渗透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天津，制造借口，无理取闹，谋害杀人，为所欲为。从此华洋杂处的津沽要地，便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岌岌可危状态中，到1937年日本侵略者又在芦沟桥制造了“七七”事变，７月底天津乃沦陷于敌寇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