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发动“天津事变”简记
　　根据一九○一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天津市有英、法、德、意、日、俄、奥、 比八国的租界，美国虽没有租界，但有驻军在天津。条约还规定这几个国家从山海关到北京各地可以驻军。当时日本的驻屯军司令部设在日租界的海光寺，和天津市区相连。条约规定，中国军队的驻地必须远离天津外国租界二十华里以外。
　　一九三一年，河北省主席是王树常，他以东北军第二军军长兼任河北省主席。天津市公安局长是张学铭，后来升任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这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关东军悍然攻占了沈阳，随着占领了我国东北。张学良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指导下，将军队撤守关内。日本军部为彻底打倒张学良，派遣特务土肥原贤二来天津，在日本租界招揽北洋政府时代的失意军政人员和亲日汉奸，阴谋叛乱，先占领天津、北平，再进占整个华北。日本特务和天津驻屯军利用这班民族败类，招募一些旧部、青红帮头目、流氓失业者以及吸毒的“白面客”，组织了“便衣队”，每人发给蓝衣服一套和黄色臂章，在日本兵营里进行训练。其目的是想用便衣队打先锋，日军随后督战，战事激烈时，则日军可直接向我开火。目标是占领天津公安局、河北省政府及火车站等主要地点，控制天津，进而吞并华北。
　　张学铭于一九三○年秋就任天津市公安局长以来，除训练了二千多名行政警察外，还加强了保安队的装备和训练。 官兵三千余人， 有步兵队、骑兵队、迫击炮队、轻机枪队、重机枪队、脚踏车手枪队等，并加强劈刺的训练，以对付巷战的需要，另外还组织与充实了情报队机构。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下午六时，我方得悉便衣队蠢蠢欲动的情报，于是开始了戒严，保安队已做好了防御准备，在各要道布置了兵力。至十时三十分便衣队由海光寺日军兵营出发，向我界地区开始了攻击。前面是便衣队鸣枪进犯，后面日军督战，当即被我保安队给以迎头痛击。在黑夜里，便衣队几次发起冲锋，均被击退，其他地区的进犯亦均未得逞。交火的翌晨(九日)三时余，便衣队仍不能得逞，又恐怕天明后真像毕露，遂又窜回日租界内隐藏起来，等到天黑后再来袭击。就这样，在每日天黑后向我方窜扰，白天则偷放定时炸弹于中国市区和火车站附近等处，每天都有数处爆炸，全市陷于一片恐慌。
　　九日上午六时许，日军由兵营开始用山炮向我界射击，同时以装甲车两辆，轻重机枪掩护便衣队，向我保安队守地猛烈攻击。我保安队官警奋勇还击，军民均有伤亡，财产损失惨重。终未能前进，旋又退回日租界。对峙至是日下午四时，日军派参谋三浦往访我军第二军参谋长刘家鸾开始会谈，日军提出解决办法：
　　（一）中日双方绝对停止射击。
　　（二）中国方面确实遵守从边界线后退三百米。
　　（三）不允许中国保安队进入中间地带。
　　（四）如发生事件应由双方负责人圆满解决。
　　十一月十日到十五日便衣队偷越我市区放定时炸弹，扰乱人心，夜间仍流窜各处骚扰，我保安队当即予以反击，并派出巡逻队搜查潜藏的匪徒。因而日军又横生枝节，指责中国警察不守信用，仍在继续向日军挑战， 要求第二军军长兼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到日军兵营和香椎浩平司令官面谈。 为息事宁人起见，于十五日宁向南陪同王树常到海光寺日军驻地与香椎商谈。日方除香椎司令官、酒井隆参谋长外，还有日本驻天津副领事后藤在座。日军提出种种条件，王树常口头答应：（一）把保安队从日租界边界线后撤三百米，但日军新设的军事设施也须尽快拆除。（二）距日租界三百米线以内，保安队不进入。
　　到十六日以后，便衣队仍时有向我方射击，我方提高警惕严加戒备。二十六日夜，便衣队又在南开女中附近骚动，我方予以还击。日军又提出抗议。同日，日军代表来我方阵地检查，发现有的保安队警士，外穿警察制服，里面穿的是军队制服，指出我方违反《辛丑条约》在距天津二十华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规定，极尽威胁，声称要扩大事态等，并提出一系列蛮横无理的要求。河北省主席王树常遂于二十九日上午派代表周龙光和宁向南又到日军司令部，双方谈妥：
　　（一）留驻在南运河右岸，经金钢桥通向墙子河的左岸地区的保安队，只携带手榴弹和手枪。
　　（二）在特别二区（天津东站东北侧地区），现在没有保安队，将来也不设防。
　　（三）在发现大批便衣队，需要增援时，应该增援，但事前将兵力数量、通过路线、使用武器，通知日本军部，取得谅解。撤退时亦同。
　　（四）在接近日租界地方与便衣队发生冲突时，尽量使用手榴弹。
　　（五）以上各条是为了避免临时发生误会而规定的办法。
　　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后，天津地方治安逐渐恢复了正常秩序。在日本侵略军指挥下的便衣队歹徒们的一场历时近一个月的骚乱，终以我方的妥协而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