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订《塘沽协定》的前前后后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华北局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午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一段路轨，借辞进攻沈阳北大营，沈阳、长春、鞍山、抚顺等东北重要城市，三天之内全被占领。当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允许日本侵占我东北，并怂恿其进攻苏联。蒋介石对日本采取不抵抗主义，反而集中力量向共产党，红军进攻。自九月十八日开始，仅四个多月的时间，我国东北三省政权悉被摧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七日，日本关东军伙同汉奸举行东三省最高行政会议，发表独立宣言，成立所谓“满洲国”。三月九日，由日本扶植的溥仪傀儡登场。九月十五日签订所谓《日满议定书》，从而日本实现了“征服满蒙”的愿望。 　　一九三二年秋，日军向我热边、榆关进犯，均未得逞，遂采取政治攻势，放出和谈烟幕。蒋介石密派曹汝霖常驻东京，与日本有关方面进行秘密和谈。这个留学日本出身的曹汝霖，是臭名昭著的亲日派。曹汝霖与日本密商决定的屈辱条件概略如下：(一)中日双方撤军，(二)承认伪满(由中国给以“统监”名义)； (三)日后得以部分日军留驻“满洲”，并监督发生意外；(四)关于编遣伪军，接收平东、滦东行政，由于学忠主持的“战区行政接收委员会”进行。 　　上述条件，几经考虑，终为蒋介石同意，并决定派黄郛出来对日协商程序，组织机构，安排人事。 　　　　　　　　　　　　　　日军突破长城各口入侵华北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军攻陷我长城第一险要榆关(山海关)，情势危急。一月二十四日，日军大举进犯热河，次第占领开鲁、朝阳、建平、赤峰、凌源、凌南各要地。三月三日．汤玉麟放弃热河率部夜遁，四日晨日军进占热河省城。由于蒋介石出卖了长城各抗战部队，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大举进攻长城各要隘。四月，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南天门等先后失守。五月，敌以优势兵力强渡滦河，攻陷唐山，迫近通州，进击密云，严重威胁平津。蒋介石积极筹备成立行政院政务整理委员会于北平，派黄郛任委员长，授权办理对外交涉和谈，对内节制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等地方权力。并任命黄绍弦、李煜瀛、张继、于学忠、韩复榘、徐永昌、傅作义、宋哲元、王伯群、王揖唐、王树翰、周作民、蒋梦麟、张志潭、王克敏、丁文江、张伯苓、刘哲、张厉生、汤尔和、鲁荡平、恩克巴图等二十三人为委员。 　　黄郛奉命后表示：“此次中日停战和谈之动机，实以外交使团为原动力，本人对此问题，曾加以详细考虑，是以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北上，首以安定平津人心为前提。其进行预定计划，外交使团斡旋于外，本人运筹于内，并希望与使团方面密切联系，争取在停战和谈中，发挥正义，抑制日寇野心，自矢不负同人期望，希望一切商讨，能逐步顺利完成。” 　　黄郛，浙江杭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在东京振武学堂学习时，与蒋介石、张群相结识。曾在北洋政府任外交、教育等总长。黄和蒋介石关系至密，同张群也很要好。他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有着广泛联系，并被看作是“日本通”的人物。一九二八年蒋介石重新上台，黄又任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北伐途中，日军炮轰济南制造“五三”惨案，黄为逃避罪责，引咎辞职返回莫干山过起读书学佛的生活来。一九三三年春，日军越过长城各口，四月底迫近平津，蒋介石起用黄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未就职前，曾在上海通过秘密牵线，获知日方“愿意让步”的暗示。他得此底蕴，“毅然北上”，按其“预定计划”，率领殷同、袁良、殷汝耕、李择一等一批亲日分子，于五月十四日到北平就职。车至天津近郊，有一爱国青年向他投了一弹，几乎丧命。 　　　　　　　　　　　　　　政委会正式成立开展秘密和谈 　　五月十七日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由黄郛主持，秘书主任何其巩报告该会筹备经过，旋即开始讨论会务。正午假迎宾馆欢宴各委员，黄郛即席致辞。略谓：“山居六载，息影林泉，守拙安常，无心问世。比以国难日亟，内外交煎，目睹艰危，难安枕席，是以勉承中央之命，急遽成行，耿耿此心，但冀为国民，有所努力，成败毁誉，匪我思存。……郛以菲材，负兹艰巨，处心衔虑，朝夕筹维。……以将来实施步骤，条绪纷繁，决非一手一足之劳所能擘画周详。…自当随时秉承中央政府，商同地方长官，……以期适应环境，迅予推行，…更当尽其能力，以赴时机。”这是他对停战谈判的宗旨和出山做官的志愿。黄郛既取得中央授权节制华北五省两市地方行政以后，野心更大，为迎合日本帝国主义阴谋，促成华北特殊化，自己可以跃登高位，雄峙一方。黄在口头上表示：“一切政务须俟战争缓和后，再为进行”，实则与日方频繁应酬。 　　五月二十二日，黄郛亲自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中山进行密谈，达成了妥协性的原则方案。另派殷同赴大连，与伪军头子李际春接洽(该部多为石友三旧属，计有刘佐周、赵雷两股，号称有人枪万余，实际实力只有四千余，经日本关东军委李为“关东军别动队总司令”)，劝李反正，畀以显职，其部队改编为两个保安团，由刘、赵分任团长，并准备拨付改编费三十万元由李分配。取得同意后，殷即转赴长春面晤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会商停战预备工作。唯日方要求通航(航空协定)，通商(从东北至国内各商埠)、通车(北宁铁路)、通邮(伪满至山海关内全国各地)，虽未具体决定，殷允可继续协商。同时，黄又派李择一(福建人，买办出身)赴大连与日本海军官佐联系。又派殷汝耕经常与平津日本使领及驻屯军各方面保持联络，替黄郛沟通交涉渠道，见重双方。黄虽利用一伙干员奔走接触，而战争仍在继续。 　　　　　　　　　　　　　　　　　日本乘势迫近平津 　　五月二十一日，日军追临唐山后，遂嗾使津市浪人、便衣队和被日方收买之汉奸等，大肆活动。如用硫磺烧夷弹炸毁北宁路老车站，焚毁头、二等车各一辆，三等车二辆；炸死路警一名，旅客受轻重伤者十余人。敌迫通州后，飞机成群侵袭北平领空，投下重磅炸弹，市民极度恐慌。 　　二十二日，日方向我提出四条件：(一)中国军队撤退黄河以南；(二)长城八十里附近，不得驻华军；(三)华方军事当局，须向日军道歉；(四)华现驻平津军队，须完全撤退。 　　二十三日，黄郛、何应钦同访驻平英、美、法、德、荷等外交使团公使，会商和平办法。英使蓝浦森等均不愿事态扩大，极力向双方疏通调解，于是停战和谈初步定为：(1)须日军撤至宝坻等地，方能谈判；(2)我国派高级专员赴东北与日军当局会商；(3)日方派军事专员来平与我方军事当局会商；(4)双方会商交换意见后，约定塘沽作为总协商地点。 　　初时，日方尚很顽固，其陆军省宣称：“我国为自身利益计决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以达吾人之目的，中日决无任何之妥协及停战之可言。”后来经蓝浦森奔走的结果，日方略表同意。接着即电关东军停止前进，同时并派有吉来平晤黄郛，商谈休战办法。 　　　　　　　　　　　　　　　　《塘沽协定》正式签订 　　五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派张群、刘崇杰(外交部次长)到密云和有吉会晤，双方开始非正式谈判，日方的条件苛刻极了，如取缔抵制日货、停止抗日等都作为停战条件提出。而我方则抱着“只谈军事，不谈政治”的态度，于是谈判很难接近。到二十九日，黄郛、何应钦、张群、黄绍坛、刘崇杰等都彻夜研讨停战谈判内容，不得要领，彼此沉默。刘崇杰说：“只有由黄绍坛及时飞往庐山向蒋汇报具体内容及谈判经过”。黄绍坛见到蒋介石后，蒋辞色温和，频频点头说：“办得好，办得好!”次目黄同汪精卫从庐山飞返南京，由汪电告黄郛、何应钦等：“准予照办。”经此决定，遂于五月三十日由双方代表在塘沽会商。 　　双方会商结果，决定于五月三十一日午前十一时十分，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双方首席军事代表：日方为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中方为中国陆军中将熊斌。 　　签订“停战协定”地点在塘沽。 　　签订“停战协定”的内容如下：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　　　　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过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　　　　及予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　　　　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以此为证据，两代表应行记名盖印。 　　根据这项《塘沽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二十余县成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平津有随时被侵占的危险。 　　　　　　　　　　　　　 　　协定签字后南京政府的态度 　　五月三十一日即《塘沽协定》签字之当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书面谈话： 　　“此次河北停战谈判，限于军事，不谈政治。……人谓以前不抵抗而失地，此说诚然，苟一量度现有国力，则抗之不能得到胜利，固自始而知之，知之而犹抵抗，亦唯尽其力之所能至，以行其心之所能安耳。……对方所挟持者，为近来最优良之攻击工具，如重炮、坦克车、飞机轰炸等，皆我军所无。……死伤之余，为战略上之退却，共悲壮惨烈之事实昭著，而不可掩。……凡此种种之牺牲，皆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之坚决表示，至于成败利钝，自始即未尝计及也。……故在外间揣测谓将有订约及承认割让之举动，敢为国内外担保其必无。至于局部缓和，不影响于领土主权及在国际所得之地位，则为 久战之军队，穷困之人民，得所休息计，政府得毅然负责而为之。以是非利害诉于国民忠实及悠然之判断可也。” 　　六月二日，汪精卫又以行政院长名义，向全国通电停战协定之经过，除仍强调敌军“挟其优良武器加于我以血肉相搏之将士”，以及“无害于中国土地主权，……容许为局部之休战”等滥调外，认为“河北停战条约……核其文字，陈义甚深，唯仅属军事不涉政治，于政府向来所持根本方策，不生影响……”。 　　这大概就是蒋介石之所以称赞“办得好”的体现。而协定条文上确实也看不到“割让”等字样，也确实未谈政治问题。可是事实上华北大片领土听任日军蹂躏。“不影响领土之主权，容许为局部之休战”、“政府得毅然负责而为之”的结果，是“穷困之人民”更加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事实昭而不可掩”，实在“陈义甚深”。 　　同日，西南政分会、唐少川、萧佛成、邓泽如等，电责中央签订《塘沽协定》，表示反对。 　　协定签字一周后，不但日军撤退行动迟缓，且对伪军行动不负责任，采取不干涉态度。六月六日，伪军进占宁谷庄，我方代表前往交涉无效，原来交涉停战时，伪军问题没有谈妥，协定上也未载明伪军是否一同撤退。故前线伪军仍不断骚扰。 　　　　　　　　　　　　　　　　　政委会机构概况 　　一、秘书处：主任何其巩(冯系)，帮办喻汉青(阎系)，秘书若干人，下设各科室。 　　二、参议厅：总参议王克敏。设参议、顾问、咨议，均由党政军实力派及北洋遗老所推荐聘任。另有高级顾问，多属驻平外交使团成员，如黄郛专聘日本驻平使馆中佐根本博为高级顾问，因他是黄郛与日方谈判的居间人。 　　三、调查处：处长周雍龙(孙系)。下设两组：经济组，组长保君健，交通部长王伯群之内弟；水利组，组长王泽民(王克敏系)，原北洋保商银行经理。 　　四、附设华北建设讨论委员会、河北农业经济合作委员会、县长人员讲习所，均属虚有其名，并未展开业务。 　　政委会成立以后，委员长黄郛首先擢用一伙亲日分子盘踞要津。其任用新贵名单如下：(1)任命殷同为北宁铁路局长；(2)任命袁良为北平市长(日俄战争时，袁曾任日军川村大将部下，改名清水，与日军关系密切，为黄所倚重)；(3)任命陶尚铭为河北省滦榆行政督察区专员(陶在停战谈判中，与冈村、中山、喜多等日军首长频繁疏通，黄郛极为信赖)；(4)任命殷汝耕为河北省蓟密行政督察区专员(殷为停战和谈六代表之一，黄郛倚为股肱)；(5)任命程克为天津市长(程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与日本上层人士关系密切，是黄郛的策士)；(6)任命刘玉书为天津市公安局长。 　　　　　　　　　　　　　　　华北战区救济及接收委员会成立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南京政府明令以黄郛、于学忠包括河北省、市各厅，处、局长等二十三人为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发行公债四百万元，赈济灾民。组织成立后，只开了一次座谈会，并未展开工作。 　　同年七月十四日，行政院明令成立接收战区委员会，以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为主任。七月二十七日，于学忠派出两个组，分两路出发。第一路接收滦榆专区十个县，第二路接收蓟密专区十个县。但两组接收工作都极不顺利。如邻近长城的临榆县，被日军阻止，迄未接收；兴隆县在长城以外，为日伪军控制，根本无法接收。两组接收仅十之三四。原任县长求去心切，新任县长视为畏途，辞不赴任。由于日方支持伪军尚负隅顽抗，不时向行政区进犯，接收组不敢冒险进行工作。 　　　　　　　　　　　　　　　　伪军编遣的空头支票 　　黄郛初抵北平，即派殷同赴大连，与伪军头子李际春会晤，劝其输诚内向。当时达成的协议： 　　(一)将所部赵雷、刘佐周两部人枪，交华北当局改编，汰弱留强，分别资遣。 　　(二)以李际春任编造委员会主任，由华北当局拨付编遣费三十万元，由李具领分配 　　(三)改编结束，由华北当局转报中央从新委任，李际春则由中央授以显职。 　 《塘沽协定》签字后，李际春请领编遣费时，黄郛责成于学忠由河北省府拨付，于以始终未参与洽商，不负担经济义务，应由北平政委会支给。因黄、于互不承担，李际春大为不满。这时，李忽接日军头子喜多电召到大连，即时拨给日金一百万元，对李说：“日方将以全力支持你全部留驻原地，阻止华军进展。”李因此更死心塌地为虎作伥，致令战区千百万灾胞，久陷日伪军残酷压迫之下。 　　　　　　　　　　　　　　　黄郛企图攫夺华北财政大权 　　黄郛就职后，已将平津地方行政权力控制在手，又进一步想把华北经济方面的任免事项划由个人掌握。九月十三日，在上海向汪精卫、宋子文两人要求，把华北财政税务及其它有关部门的人事任免，划归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接管。宋子文当时声色俱厉，严予驳斥，谓财经制度是中央统一规划，各有专司，不容任何干扰破坏。汪精卫在座默默无言。黄郛被当头棒喝，甚为尴尬。 　　越日，行政院任命王章祜为河北省长芦盐运使，同时任命关吉玉为华北财政部特派员，综管华北一切税务。黄郛绝望之余，又想藉病回莫干山疗养了。 　　　　　　　　　　　　　　　　蒋介石视察北平政委会 　　一九三五年春，蒋介石偕王宠惠、张群，到北平视察政委会，黄郛在外交大楼设宴欢迎。在座有吴佩孚、陆宗舆、王宠惠、何应钦、张群等。席间，蒋、吴、陆畅谈极洽，宾主尽欢。宴后，蒋召黄郛、何应钦两人于别室，垂询华北政务概况和处理对日伪军交涉等问题。蒋听取黄、何汇报后，未作具体指示，即偕何应钦离去。 　　是夕，张群邀黄郛密谈一小时。次日，我在办公室听到同事透露：张群责问黄郛说：“黄先生北上时，曾坚决表示此次中日交涉‘当以外交使团为原动力斡旋于外，个人运筹于内’，中枢同人切盼你以纵横捭阖的荩谋，同外交使团紧密联系，借国际友人的正义助力，约束日寇的侵略野心，中央不惜付出巨款(据闻为二百万元)，资助你的交际费用。可是日军在北平领空频繁投弹，我守军愤怒还击，敌反向我方提出抗议，经我转知外交使团伸张正义，采取措施，据该团答称‘属于中国内政问题，足证你同外交使团间联系不够。关于改编伪军李际春部，何以致使中途携贰，不能就范，忍令战区群众重陷深渊。京沪同仁，华北舆论，无不痛心疾首，黄先生何以自解?!”黄郛当时满面沉郁，无辞以对。张群悻悻然不顾而去，黄逡巡返室。 　　次晨，蒋介石偕王宠惠、张群乘飞机直到成都。越日，黄郛离北平回到了莫干山。 　　　　　　　　　　　　　　黄郛垮台王克敏继任政委会委员长 　　一九三五年三月，蒋介石任命王克敏代理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原系该会总参议)。不久黄郛调中央内政部长，许修直为内政部常务次长。黄郛曾两次派许到北平找王克敏要求从政委会每月经费二十万元和特别费二十万元中分润十万元，均遭王婉言谢绝，黄颇愤怒。五月以后，许、黄共谋撵王下台。互相倾轧，汪精卫袒黄尤力，但王克敏却由代理而真除。 　　　　　　　　　　　　　　　奉派参加视察蓟密专区见闻 　　一九三五年八月，政委会为了解接收战区后的行政概况，决定组织视察组，分头进行视察。参议厅成员斯立，秘书处成员金润璧，调查处成员向心堂，连同黄医生四人，为蓟密行政区视察组，以斯立为组长。内定尚未宣布，即为该区行政督察专员、黄郛的核心干将殷汝耕侦悉，怀疑将不利于黄郛及自己。先向日使馆告密，多方怂恿日使馆向政委会提出强烈抗议，拒绝视察组进入该区。经几度派员交涉，解说视察目的系调查灾民、统筹赈恤及了解农业合作社、发放信用贷款及增加生产，日方自知无理阻止，达成谅解，始准进入。据闻殷汝耕同时电告黄郛策划推倒王克敏。 　　八月二十日，王克敏约集视察组同人午宴时说：“关于接收行政机构和改编伪军等问题，前任(指黄郛)遗留隐患不少，希望视察同人深入洞察，据实汇报，并盼各位抵达该区，谨慎从事，时刻提防意外，与该区保安团密切联系……”视察组同人自订纪律：“不住宿机关，不接受招待。”八月二十一日，一行四人到达距北平四十华里的通县专署所在地，住进旅馆后，上街到浴池洗澡，返寓据服务员称：“专署派人把各位行李搬入专署安顿。”当视察组赶到专署时，一位姓吕的秘书表示热情欢迎，款洽备致，告知“殷专员已先一天由天津来电话嘱视察员们下榻专署，预防汉奸、浪人藉事滋扰，破坏工作进行，奉屈小住专署，比较安全。”视察组心知作了临时俘虏，只好面面相觑。晚宴时，专署各科秘在席上介绍通县自接收行政后，由于受日伪军战祸蹂躏，民生凋敝，汉奸、浪人倚仗日伪军势力到处骚扰，一切措施只是勉维现状云云。 　　继由吕秘书着意安排：斯立住专员寝室，金润璧住科长室，黄医生住第二科长室，每室派保安士兵两人警卫，并云此系专员的指示，实际是监视他们行动。我们已然作了“上等犯人”，一切悉听摆布。 次晨，通县县长曹桢柬邀他们早餐，有专署秘书，科长等储同到县府。曹县长在席间泛述接收以来一般措施，频顾科秘词色，似多顾虑。旋由吕秘书等陪同参观市容，街面行人稀少，商店萧条，显出一片凋零景象。傍晚，吕秘书来谈请于明天视察县城各机关法团，过几天再安排下乡访问。 　　到通县第三天，即八月二十三日，专署吕秘书布置斯立访问民、财两部门；金润璧视察建设、商会两单位；黄医生访问医卫部门；向心堂参观潞河中学、民教馆、图书馆等。由于专署事先通知各单位负责人准备，于接待访问时，异口同声称述殷专员如何关心民瘼、维持城乡治安等谀词，掩饰现实。向心堂到潞河中学，有吕秘书同行。只见三个教员，校舍荒墟，教室坍塌，图书损失殆尽。据教师们谈，接收后勉强复课，学生仅七、八十人，不及平时十分之一，经费也不能按时请领。吕秘书插言说：“专署极重视教育，曾一再催请经费，尚未核实拨付。”由教员引导从教室、图书馆、操场各处巡视一遍，但见败壁颓垣，不禁有黉舍久荒之感。 　　八月二十四，专署科秘人员分别陪同视察组各员到城区各单位进行业务会谈，结果只是些公式化的陈述，既无内容，又不真实，说话的人不少欲言又忍者，以其有专署科秘在场故，彼此只有心领意会而已。向心堂提出要到农村视察信贷合作社，吕秘书立刻拒绝说：“离城五里外，时有汉奸、盗匪出没，不能保证安全。”我要求在附城五里以内只访问一个合作组也好。结果吕秘书允许陪他到城乡镇直属合作小组去，距城约五里。由于事前未及通知，临时召集，只一个乡干部和副保长、合作小组长。组员等共二十多人参加。经吕秘书当众介绍视察项目是了解粮食丰歉、发放信贷基金以及赈恤等情况，并发给调查表三种各十张，嘱详填后交通县县府汇转。我向到场群众号召愉快发言，各抒己见。首由合作小组长谈到该组成立五年，社员仅三十多人，由于填表手续太繁，须附申请书，经审查批准，才能请领贷金。每户限于三、五元或七、八元。因社员多是文盲，必须请人缮写，贷金几个月也拿不下来，故我社从未向上级申请贷金，现承政府关怀，我组自甘放弃…”副保长接着说：“华北赈灾公债四百万元，通县该分配二十万元，日寇撤出战区后，老百姓希望安居乐业，得到赈恤，可是只打雷，不下雨，大家还是在汉奸、浪人的残酷压迫下。”这时吕秘书又在一旁发话了：“今天时间有限，发言暂告结束。还有要向视察组反映情况的，请讨论后用书面送交专署汇转。”如此一幕戏剧性的视察就此结束。 　　晚间，向心堂悄悄溜到通县县府访晤曹桢县长，承告殷汝耕莅任专员近两年来，十之八九时间，往来平津与日军头目频繁交往，出入歌场舞地，宴饮娱乐，专区行政措施悉仰日本意旨；且有向日本献策，向政委会施加压力制造紧张，殷复自告奋勇，从中调停，达到缓和，以此博得黄郛宠信。 　　驻通县保安团长张庆余，因曾同向心堂在北平有一面之缘，取得秘书同意，约我到他团部晚餐。承告知：“殷汝耕听任伪军刘佐周部盘踞通县燕郊镇拒不撤离，不时挑衅，经向专署汇报，殷告诫向心堂坚持忍耐，免滋事端。蓟密专区所辖十县只接收了五县，其余在日伪军控制下，非法奴役人员，横征暴敛，殷对之熟视无睹。由于伪军盘踞骚扰，并伙同汉奸、浪人到处滋事，绑票勒索，时有所闻；赌馆娼寮，鸦片毒品，充斥市面；治安秩序，难于维持。曾向殷请示，愿与匪伪拼死一斗，殷戒我坚持忍耐，并引黄郛‘对日本人交涉应采柔术，不能施以硬拳。’”黄、殷汉奸哲学，于此可见一斑。 　　　　　　　　　　　　　　　　北平政委会忽被裁撤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行政院电令“北平政委会着即裁撤，限八月底结束。”王克敏奉电，立转电召回视察组。我们返平，综合各类有关材料，仓卒整理编成总结报告，呈交王克敏，并由斯立扼要面述在通县视察六天的工作概况，揭出殷汝耕高唱中日亲善，勾结汉奸、浪人制造混乱等非法活动。王克敏忽然打断汇报谈话，说道：“本欲了解真相，从事整理，不料我今已落职，对各位缮呈‘视察报告’已无转呈中央的必要。”王克敏和大家忧郁握别。 　　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本以签订《塘沽协定》的卖国条约而成立，自然也就以“完成任务”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