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天津事变”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减少山海关内外中国军队和人民武装的反攻力量，转变国际对日本侵略的舆论谴责， 随又以华北重镇天津为目标， 利用失意政客、特务、土匪、流氓等组成“便衣队”，策动武装暴乱事件，图使东北军政人员把视线转移于天津，藉以巩固其对东北的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操纵的便衣队暴乱前夕，黄冠南、解如川（即解方）、贾国辅（即贾陶）和孙铭九正在天津保安队任教官。孙铭九和黄、解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不久的青年军官，贾国辅毕业于东北讲武堂。他们四人被人称为“四大金刚”，加上与当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张学铭，具有同窗或同乡的关系，形成一股力量，他们参与并亲临指挥粉碎了便衣队的进犯。
转眼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参加打击便衣队的许多爱国将士，已长眠地下，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回忆整理这段历史，一是作为历史研究的参考，提供给读者；二是为了悼念那些当年浴血奋战的志士。
一、关于天津保安队的组织概况
天津市公安局所属的保安队，是维持天津治安的武装力量。保安总队下设三个大队，大队下分七个中队，每一中队还包括一个自行车队和一个直辖骑巡队，约一百二十人。保安总队共约二千余人，拥有步枪、手枪约二千支，迫击炮四门；张学铭任公安局长后，又由东北军借来重机枪四挺。总之，武器装备比较好。
二、关于“便衣队”暴乱的一系列情报
十一月初已得消息云：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秘密来津，匿居日租界。其来津任务系奉日本陆军省之命，煽惑挟持溥仪赴东北，组成独伪政府，并已与溥仪面晤数次。溥仪对赴辽之举表示拒绝，土肥原正用种种强迫手段威吓，逼其前往。据另一报告云：土肥原贿买中日青年浪人，赴各学校、工厂，鼓动学潮、工潮，扰乱治安，必要时还准备发给枪械，进行武装暴乱，然后以保护日侨为借口，派兵天津。
另据公安局特务队报告：张璧、李际春、土肥原贤二等，在日租界秋山街张璧住宅内密商便衣队起事。日本人策划这一阴谋与他们整个侵华计划密切相关，它一方面与日本企图攻取锦州之军事行动相呼应；另一方面，表示了不执行国联关于撤出日本在东北各地军队的决议的死硬态度。有人说，日本人在天津策划的阴谋和占领沈阳的步骤一样。天津为锦州的后方，日本侵略者确有利用暴乱事件，控制东北军增援锦州之企图。
是时，张学良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等职；王树常任河北省主席兼东北第二军军长。他们对东北的沦陷，深感悲愤和内疚。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学铭曾详尽地将汉奸便衣队活动情况，分别报告副司令和省主席：有国贼李鹤翔（即李际春）与张璧等受日本人主使，纠集其旧部及当地流氓千余人，名日“便衣队”，在日租界蓬莱街太平里六号设立机关，李为总指挥，张为副指挥，并联络各地匪首曹华阳、萧云峰、高鹏九等，拟于十一月八、九两日在北平、天津、察哈尔、唐山等地阴谋武装暴动，以便利日本在国联有所借口等。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当即召开省市军、政、警、保安主管官员会议，研究对策，制订戒备计划。
为防备事变突然爆发，公安局以“外交紧张”、“地方不靖”等理由，于十一月一日起，提前施行冬防。同时，王树常命令第二军作好保卫天津的战备，以防止日本侵略军从塘沽登陆。
十一月八日上午，保安第三大队长李荫坡接得密报：李际春、张璧等纠集千余便衣队，准备分三路进攻华界。各路均以我省、市政府及公安等重要机构为占领目标，以海光寺日本军营的钟声为号，一路由闸口沿海河街进攻，夺占我公安局；一路由南马路、东南城角、草厂庵、东马路、大胡同，抢夺金钢桥，占领省政府；一路由海光寺日本兵营出发向我各街道各区署、所进攻。又据密报：土肥原在中原公司以西的大同公寓、万国公寓为指挥中心，集结日本部分驻军、宪兵以及日侨、浪人组织的“义勇军” 千余人，发给枪支，分布各要路口，为便衣队助威和督战。
根据情报分析，日本侵略者惯以“八日”或“十八日”，作为偷袭的“吉日”。恰巧八日是张学良三弟张学曾结婚的日子，日本人想趁机行事也未可知。我方为了加强戒备，保安总队总教官黄冠南、教官解如川、贾国辅和孙铭九都没有去参加婚礼。黄冠南将各方情况报告总队长王一民转报张学铭，并召集各保安大队长紧急会议，布置：
（一）将所得情报非正式地通知各国驻津领事馆。
（二）即刻将库存的枪支弹药，发给各中队直接掌握，以利及时补充。
（三）命令各中队立刻准备沙袋、铁丝网等防御物，构筑防御工事。
（四）令各保安队、警察署官警，一律归队归署，严守岗位，准备待命。
八日下午三时许，我保安队教官再次召集会议，进一步研究事件发生时所应采取的具体措施。解如川提出，我方不必等暴乱发生后再行动，而应实行提前戒严，先断其交通、破坏其部署，防范便衣队携械潜入中国地界，偷袭各街道要口、岗哨，或预先埋伏我重要机关附近以便里应外合。 另外， 提前戒严，可使居民和商号避免混乱和损失。大家一致同意解如川的意见，并认为戒严令的施行应于事前向外界申明，大意是，公安局保安队有保护居民维持治安之责，临时戒严是保安队的正当权益，因此，在津各国外侨不得干涉等等。此时当局对在津各国的态度尚有所顾忌，但由于几位教官的坚持，戒严令终于施行了。与此同时，还特意照会日本方面，要求其引渡汉奸李际春、张璧等，当我方派人前往拘捕时，李、张等早已潜逃无踪，此实日方暗中通风无疑，早在我方预料之中，亦正中我“打草惊蛇”之计，迫使汉奸“便衣队”在暴乱行动尚未准备停当之际，贸然上阵。
三、八、九两日打退“便衣队”进攻
八日夜十时三十分，枪声响了。保安总队接连不断接到各大队报告，便衣队由日租界冲出，向我界各街道进犯。首先在南马路草厂庵、东南城角中日交界处，向我方开枪射击。继之，靠近日租界边沿的一区六所，被大批便衣队猛攻抢占。十一时许，海光寺方面发现便衣队，其中有臂带红线白布臂章者，攻占了我二区六所。事后察知这是日本宪兵。 在南马路沿日租界之线均有便衣队， 他们疯狂向我界进攻。保安队将士严密防守，寸土不让，中日交界处展开全面激烈的战斗。从日租界冲出的便衣队多人被击毙，有的被俘获。一区六所的争夺战尤为激烈，双方均伤亡多人。一区六所先被便衣队攻占，我保安队击退便衣队，又把它夺回来，接着又被大批冲来的便衣队抢占。战斗至深夜十一时三十分，便衣队企图袭击闸口电话局，一区一所在闸口附近的派出所被猛冲上来的便衣队所占据。其他各处虽有便衣队猛烈进攻，均被我保安队击退。至此，虽有两派出所被其占据，但便衣队终未能冲出日租界。
九日零时三十分许，处于中日交界要冲的保安第一、三大队报称：由日租界冲来的便衣队中由日本宪兵指挥，带着不少手榴弹拼死进攻，我部有难于抵御的危险，请调第二大队增援。经我保安总队部会商，请求张学铭下令： 各保安大队、警察署所必须守住各重要岗位， 无命令各队官警绝对不可撤退一步，不使便衣队冲入中国地界，我保安队有保安平乱之责，要不惜一切， 奋战到最后一人。 凌晨一时许，省主席王树常派员通知在津各国领事， 请其注意日方唆使便衣队暴乱之事态发展， 并呼吁各国领事，要求日方负责取缔日租界内之便衣队，以敦睦邦交。
九日凌晨二时三十分，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派员向王树常主席提出口头要求，要我武装军警立即由原地沿日租界之线撤退三百米，并要求在早六时前撤毕。还狡称，便衣队之扰乱起事，纯系中国人自己的内政，是张学良部下不满意他当政所引起，与日方无关。但又称，为了保护日本在津六千余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计，要求中国军队不得向日租界射击，并声称打死打伤了日本租界内之士兵、侨民。事实上日本不仅是幕后操纵，而且是直接指挥暴乱者。日本军曹长宫本及日兵二名，就是参加指挥便衣队向我地界攻击时被击毙丧生的。日本要求我方后撤三百米，一是为缓兵之计，二是恐怕我保安队愤怒之下攻进日租界。日本领事桑岛提出，《辛丑条约》规定，关于在天津二十里路以内不得驻中国正式军队。我方据理加以驳回。
九日晨三时二十分，我保安队全体官警，仇恨汉奸卖国贼和不甘心日本帝国主义蛮横欺凌，以爱国尽职精神，浴血奋战，终于击溃便衣队进犯，夺回一区六所，坚守住各街道要口，迫使便衣队向日租界溃退。全线除二区六所被由海光寺窜出的日本宪兵占据外，其他地区均在我保安队掌握中。在激战中我捕获便衣队一百多人，其中多有携带爆竹的，只是虚张声势。俘虏供称，他们于当日在日租界蓬莱街聚齐，再到海光寺日本兵营领取枪支，由张璧、李际春等监督发给银洋三、四元不等，然后由穿便衣的日本宪兵二人指挥，迫使前进。便衣队分五个队，各佩臂章，分红黄蓝白黑五色，有日本人朝鲜人相杂其间。白色臂章是朝鲜人，黑色是日本人，其余各色是中国人。另外供称，在海光寺所发的枪支，均系东北兵工厂制造。发枪后，即被日本宪兵驱使向中国地界袭击，有畏缩不前者，当即被日宪兵开枪打死。
自八日夜十时三十分便衣队进犯，至九日晨三时许，战斗最激烈地段是保安第三大队李荫坡大队长的防区，尤其是南开中学附近和接近海光寺日本兵营的第十六、十八、二十等中队的防线，更为艰苦。这里虽有日本军宪参战，但终被我英勇保警击退。因此，给予李大队长记大功一次。
四、闸口及其他各线战斗
九日上午四时许，全线激烈争夺战虽稍有缓和，但日本方面仍在指挥便衣队向我线各街道进攻。至四时半，闸口附近处，日本出动铁甲车掩护便衣队。与此同时，日军司令香椎却继续以电话要求，限令中国武装警察及保安队于即日上午六时以前， 撤退至距日租界线三百米以外地区， 否则日军要自由行动。九日晨五时，保安队遵照公安局长张学铭命令，由原地后撤三百米。为避免事态扩大，各教练官分别到各线采取相应的布置。孙铭九担任由海河沿闸口之线到东马路的观察任务。当他来到闸口时，日本兵用铁甲车掩护便衣队向我防线冲来，一时枪声大起。孙铭九当即令第五中队长桑振山坚决抵抗，不要后撤；一面将情况报告总部黄冠南请求派队增援。在激战中桑队长腰、腿部负重伤，孙铭九即迅速将马克沁重机枪整理好，猛烈射击，使之无法冲上来。在战斗中，日本军在日租界以炮火支援，我方附近民房遭到破坏。在增援部队到达后，合力狙击，打退了便衣队的进犯。当孙铭九来到东浮桥头时，见到总队长王一民，他说：“准备把总队部撤至特别二区”，可见这一带战斗的激烈情况。在闸口进犯的便衣队，是由汉奸头目李际春直接指挥的二百名所谓敢死队。在日本铁甲车、炮火支援下，利用我队后撤三百米之际，一举冲到东浮桥边，抢占我公安局，再以后续的千余名便衣队，攻占我其他各重要机关。
与此同时，南开中学一带接战极为激烈，炮声和密集的枪声交相大作，南开及南市一带又呈一片恐怖状态。日军出动坦克两辆，往返梭巡示威。其他各地如西广开、西门里、西关大街、西马路、宁家大桥等地，均有便衣队进犯，时作时止。至夜半十二时许，西营门、五马路西口、南开洋灰桥及怀庆里一带，战况又现激烈状态，但均为我保安队击退。
日军香椎司令官凶恶骄横，卑鄙无耻至极。一面催促王树常主席下令保安队后撤三百米，一面驱使便衣队趁炮火轰炸之势进攻我正在后撤的防线。王主席驳斥香椎说：“闸口交界处及各线正在激烈战斗中，我不能单方停止战斗而后撤三百米。”上午五时三十分，日军部又来催促，此时我保安队已打退在日军铁甲车支持下的便衣队在各线的进攻，王主席为预防与日军冲突、扩大事态起见，乃于六时前下令后撤三百米。九日上午王主席奖赏保安队三千元，并通令悬赏捉拿汉奸卖国贼张璧、李际春，生擒者每名三千元，击毙者赏一千五百元。
两天来整个天津呈现恐怖可怕状态，商店关门，交通断绝，在闸口、南市、西门里一带破坏尤为严重，劳动人民不能外出作工，又无隔宿之粮，其困苦情状可想而知。戒严司令部宣布我界地区自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一时，准许行人来往，购买生活用品，并严令各粮店、 菜市不得趁机抬高物价， 违者严惩。
五、中日双方的交涉
在津美、法、意各国驻军司令官，访问日本驻津司令官，会商如何遵守《辛丑条约》，维持天津治安。日军司令官香椎发表声明宣称：严守中立，对便衣队扰乱闹事不负责任。天津事件，纯系中国内政问题，是因为反对张学良地方政权而引起的，与日本无关，对此不加干涉。但日本军部为保护日本租界六千侨民生命财产，维持日租界治安负有责任，不得不施行应急警备，如有侵犯，当采取适当之措施。另外，又诡称“希望早日恢复治安”云云。
我市政府向日本总领事桑岛提出抗议，大意是：本月八日晚十时三十分，约有便衣队两千余人，由日租界冲向我方。九日晨五时许又有日军出动铁甲车两辆作掩护，唆使便衣队向我保安第五中队以及电话局进攻，并开炮射击，我方附近居民损失严重，请贵领事予以注视，以防事态之发展等语。同时照会日方说：奉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快电，准日本司令官要求，为避免再度发生误会，我方已将中国驻临日租界沿线之警察和保安队，于九日晨六时，沿交界处特向后撤三百米，但日方亦不得再行前进。如便衣队企图趁机向我方进犯，我仍有击退其扰乱之权利。
在中日谈判时，便衣队仍不时窜来扰乱，我方在东南城角、 东马路以及各重要地区， 开始搜查歹徒，拘捕便衣队潜入华界分子。仅九日一天拘捕便衣队暴徒六十一名，就地正法枪决十名，均系抢杀淫掠的为首分子，其余押送北平处置。
六、中日交涉过程中“便衣队”不断进攻
十日上午十时，中日双方人员在天津市长官邸开会，决定由中日双方同时发表声明：双方共同负责清除暴徒，尽力迅速恢复市内治安。十日白天市面稍静，但入夜九时许，海光寺方面又有便衣队进行骚扰，到十一时许被我击退。十一日零时五十分，南开一带为便衣队主力所围攻，南关下头亦发现大批土匪，向我南市福安街一区六所进犯。我方急调后方保安队集中玉皇阁，以便增援。南关美以美会附近又有一辆日本铁甲车先后四次向我方冲来均被我击退。四时三十分在徐湖圈附近，发现成群匪徒向马场方向窜犯，当即被我截击溃去。这次夜战中，日军用炮兵和重机枪向我射击，及至天明便衣队纷纷向日租界隐藏。敌去后，在三不管一带查获自来得手枪三支，步枪五支， 草厂庵发现日军炮弹七发， 弹壳甚多。
十二日清晨，汉奸张璧因暴乱失败和我方追捕，在日本人掩护下，逃往东北。我公安局发出布告：便衣队携械归案者，赦无罪并赏洋十元。入夜十二时，便衣队又大举进犯，枪炮齐发，几度冲来均被我击退。十三日晨再度来犯，炮火更加猛烈，当被我击退，东兴大街《午报》社楼顶被击塌。十三日上午十时日本总领事桑岛及副领事后藤赴张市长官邸，表示愿与我方商谈解决事件办法。省主席王树常也在座。桑岛指责我方不遵守协议，并威吓说：“必将发生重大事件”等等。十四日桑岛又来访，要求我方把武装军队撤出天津二十里以外，当即被我方予以驳斥。 当日下午我方在宁家大桥处， 腰斩便衣队十名，以示坚决抵抗之决心。十五日张学良派宁向南持函约见日本领事，并告知我方于十五日以后，撤退电话局门前的保安队岗哨，以示接受日方要求，同时要求交还仍被日本宪兵占据的二区六所，并作适当的撤退，然后共同恢复原来之岗哨。但日方拒绝这项要求。到了晚间，日军又开始特别戒严行动，在南市建物大街架起机枪四挺、山炮一门，小炮两门，其他各处的配置大都相似。正式野战也不过如此。十七日夜，我方以正式公文交给日领事桑岛，内容是：（1）保安队以警察代之；（2）撤除三百米以内的防御物；（3）正规军在天津二十里以外驻防。
十九日，日本又在所占据的二区六所处，增架机关炮两门，继续封锁交通。不但无交还的诚意，反而悬挂日本国旗。 是日，在海光寺西南打靶场附近，便衣队三十余向我守警进犯，当被击退。 二十一日，日本副领事后藤偕参谋三浦视察我方撤退三百米的实施情况，我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从闸口到东马路这一段防线的视察。当时，亦有驻津外国武官参加。
至本月二十五日，被日军占据的二区六所交还我方， 但与日租界毗连处的防御工事， 仍由日军把守。
七、第二次“便衣队”暴乱
在东北战场，日本关东军十一月十九日占领我黑龙江省城。于二十二日又进攻锦州，要求划锦州为中立区，迫使中国军队撤至山海关。为配合上述侵略行动，天津的日本驻军背信弃义。一面用大炮、机枪掩护便衣队向我界发起新的进攻，一面又提出种种蛮横的要求。
二十六日晚七时许，突然发生枪声，似为暴乱的信号，随着由西广开、白骨塔、闸口、南关下头、海光寺等地， 相继传来机枪、 迫击炮声。便衣队在日本军官指挥下发动进攻，目标一为东浮桥的公安局，二为金钢桥的省政府，炮位分别设立在闸口、海光寺。日本人组织的“义勇军”也随之出动。晚十时后，闸口北电话局又落炮弹，炸毁门窗墙壁，电话机亦有毁坏，工作人员也有受伤的。东马路落炮弹十余枚，炸死我保安队警士一人，炸伤一人。河北省政府附近落炮弹三枚。在宁家大桥的保安第二十中队二等警士李仕武被炸死。南关下头落炮弹两枚。南门内落一枚。在东马路东门脸街口处，我保安队的机关枪被日军迫击炮弹炸毁，当场炸死保安警士一名， 孙铭九当时奉命观察此地， 看到路面上血迹斑斑，愤恨已极。
二十七日，日驻屯军司令香椎又向王树常主席提出最后通碟式的五条要求：（一）要求我方即时中止敌对行动；（二）中国军队须退至天津二十里以外，即时实行；（三）武装保安队退至南运河及金钢桥以北；（四）驻河北省内之军队（包括武装及便衣）一律中止移动；（五）取缔排日及侮日行为。
二十八日上午，日本军舰“朝颜号”载来日本陆战队五百余人及军火，十一时许在日租界山口街靠岸，香椎浩平自率侨民及武装士兵，到码头欢迎。日方蓄意制造临战气氛，向我施加压力。至二十九日香椎通知领事团谓：中国方面行为，违反了《辛丑条约》，日本不能容忍，将执行惩罚手段云云。日总领事桑岛亦于是日通知各国领事，转令各国侨民，限当日下午七时离开华界，以免危及生命。各国领事相率调解，建议双方停火，以便协商。
八、交涉结束，保安队撤退到河北
在南京政府既无完整对策，又无力支援的情况下，为尽快恢复天津市治安，以避免在天津再发生意外，为日军趁机扩大事件找借口，王树常主席命张学铭市长将保安队主力撤到河北，尚留一部分驻防原地，以防便衣队再起扰乱。当十一月二十九日保安队接到撤退至河北命令时，保安队警士均不愿撤离岗位，几乎演成抗命不遵之举。经孙铭九等几位教练官及负责长官多方解说，警士们在泣不成声中撤离防线，当时旁观的市民，多有垂泪相送者。
十二月一日起，日租界部分街道电灯开放，商民悬挂日本国旗，庆祝胜利，并强迫中国居民悬挂其国旗，否则拘罚。中国地界已完全恢复营业。至十二月四日，张学良授意张学铭，辞去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职务，由周龙光代理天津市市长，王一民接任公安局局长，李荫坡接任保安总队队长之职。
十二月十五日，日租界拆除全部工事。
十二月十六日，中国地界取消戒严令。
九、结束语
将近一个月的“天津事变”，它不是孤立的地方冲突，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对我国东北的占领与稳定，而采取遥相呼应的狡诈伎俩。它不但牵制了我东北军民的反侵略战斗，同时在天津劫持溥仪到东北去做傀儡皇帝，也为其逐步侵占华北打下基础。
张学铭辞职后，孙铭九和解如川等也愤然辞职（未准）。一九三二年冬宁向南接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孙铭九被任命为保安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一九三三年天津保安队第三次打退日本策动的便衣队暴乱时，孙铭九指挥东马路与日租界毗连的一线战斗，再次击溃了便衣队的进犯。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春于学忠担任河北省主席期间，日本人继续唆使汉奸、失意的军政人员如白坚武、石友三等民族败类制造事端，多方挑衅。不久，于学忠也在日本人威胁下调走。于学忠派李襄俊接任了天津市公安局局长，这时的公安局已腐败不堪，内部尔诈我虞，相互倾轧，日本方面也威逼利诱，百般纠缠。在此环境中，孙铭九非常苦闷，常孤坐瞑思不出大门。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以请假为名离开天津，到武昌投奔张学良。张学良任命孙铭九为武昌三省（鄂、豫、皖）“剿匪”总部中校随从机要参谋。解方在一九三五年五月间随于学忠撤至甘肃兰州，在于部第五十一军任中校参谋。黄冠南、贾陶在于学忠离津后，也相继离津，到东北军中任职。
“西安事变”时，他们四人均在西安，孙铭九还亲自接受张学良命令到临潼捉押蒋介石。一九三一年在天津所进行的一系列抗日活动，为他们后来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因此，这段经历值得深深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