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日本特务机关
　　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进行特务活动，由来已久，是伴随着领事馆的设立而同时开始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日舰蛮横地击沉中国运兵舰高升号 ，牺牲士兵数百人，多为天津人 ，消息传来，津人大愤。日本领事郑永昌当时极为恐慌，急令日侨乘英轮撤离天津。行前，他布置石川吾一、钟崎三郎等特务，乔装华人，混进城内刺探军情，结果石川被清军捕获处决；钟崎逃往山海关，沿途继续搜集情报，后来又赴旅顺进行特务活动，也为清军捕杀。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天津的日侨逐渐增多，有些商人及其家属在领事馆的授意下，以推销商品为名，结识富庶华人，设法搜集情报。有些日侨开办的商店，如经营照相器材的樫村洋行、卖胶鞋的迩宫洋行、搞运输的武斋洋行、买卖古玩的野崎商店，都是特务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很多旅馆、饭店，如寿街的常盘旅馆、花园街的大和旅馆、曙街的神户馆、扇家料理店等，都是日本高级特务的活动场所。
　　日本特务机关在天津的大批出现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前后。早在1931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阴谋侵占我国东北之前夕，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大佐秘密来天津，建立特务机关，企图勾结石友三消灭张学良的势力。及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日本的侵略矛头逐渐转向华北，因而在天津日租界内 ，各个不同系统、负有不同使命的特务组织都活跃起来。如大迫通贞中佐主持的青木公馆及茂川秀和少佐主持的茂川公馆（地点均在淡路街）；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大佐主持的松井公馆（在宫岛街）及高级参谋和知鹰二中佐主持的和知公馆（在伏见街）；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柴山兼四郎主持的斋藤洋行（在曙街）；日本驻屯军参谋三野友吉主持的三野公馆（在石山街）。......这些特务机关的活动，总的目的都是为了配合日军发动侵略战争，但其具体任务则各有侧重。如青木公馆侧重于鼓动冀东“独立”及笼络北洋军阀吴佩孚组织华北伪政权；斋藤洋行专为拉拢九一八后由东北来津的军政人物；和知公馆以策动两广及山西“独立”为主；茂川公馆侧重于配合日军占领平津的军事行动及组织伪政权；三野公馆负责制造“便衣队”暴乱活动和监视控制清逊帝溥仪的行动。天津的特务机关，初期由关东军领导，随着日本侵略矛头转向华北，后来便转由天津日本驻屯军领导。除天津的各个特务机关外，北平、通县、保定、唐山、济南、青岛、太原、归绥、张家口等地先后也都建立了一些由天津日本驻屯军领导的特务机关。
　　1937年7月侵华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天津后，日本特务机关公开化了，在日租界福岛街(今多伦道）的一所大楼门前，明目张胆地挂出了“大日本天津陆军特务机关”的牌子。第一任特务机关长由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代理参谋长长岭中佐兼任，不久长岭调往前线，由长野大佐专任。后长野调往德州，由大本少佐代理。至1937年末，由山海关调来仪我诚也大佐专任机关长。半年后仪我调走，由原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接任，转年柴山被晋升为少将，调往保定。继任者为浅海大佐。1940年浅海调走，由曾任日驻华使馆的武官雨宫巽少将接任。不久，雨宫晋升为中将，调任天津防卫司令部司令官，继任者为山下中佐，不久又由松井大佐接任最末一任的特务机关长，直至日本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