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租界之毒窟
　　纵容毒品的制造与贩卖，是日本租界当局残害我国人民的最恶毒的手段。在日租界旭街的楼房初建成以后，日租界当局就为贩卖毒品大开方便之门。在旭街及其附近一带，公开制造或贩卖吗啡、海洛英等毒品的日本商店有松本盛大堂、广济堂 、丸二兄弟、楠德义 、须田等药房及以卖日用杂货为名的金山、乾卯等洋行约一百六十余家。中国人经营的德义楼、乐利、新旅社、息游别墅、大北饭店等旅馆内开灯供客以及贩卖鸦片的土庄 、烟馆等约有五百余家。 在日租界开办土庄及烟馆的手续很简便，只要向居留民团交纳“公益费”，再对日本宪兵队、警察署的大小头目行些贿赂，即可开张营业，并不需要什么正式的批准手续。
　　毒品的贩运受到日租界当局的公开庇护。 鸦片都是从外地 （如热河、察哈尔、绥远、奉天以及日本、印度等地）运来的，日租界警察署司法课警部松下兼雄、巡捕长刘寿岩、副巡捕长徐树溥、李文祥等人都直接参与了贩毒活动。每当大批鸦片运抵天津东站及码头时，即由徐树溥等人负责用汽车运至日租界德义楼，然后再分发到各土庄、烟馆。
　　九一八事变后，日租界制毒和贩毒的情况更加严重。日租界居留民团主事田中助太郎命其妻弟在桥立街公开设厂制毒，日本特务金壁辉（川岛芳子）在明石街也设有制毒厂，外地的一些制毒犯也纷纷转来天津设厂制毒。当时有所谓“四大金刚”，即陈昆元、杨凤鸣、吉某、甄某四大制毒犯，其中以陈昆元的势派最大。陈昆元又名陈鹤龄，原在上海从事制毒勾当，于1932年来天津，娶了个日本老婆，在日租界寿街开设康昌洋行，雇用日本浪人冈田为经理，另雇用跑街数十人。陈利用其日本老婆的关系奔走于日租界的领事馆、宪兵队、警察署，到处打通关节，大胆妄为，畅行无阻，号称“白面大王”。康昌洋行在北平、上海、大同、汉口、归绥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毒品甚至远销港澳、南洋等地。由于天津日租界制毒贩毒活动猖獗，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指责，1936年国际禁烟会议召开时，日本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的抨击。日本府政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特由外务省派检事藤田、警部上野等人从东京来天津，进行所谓“肃毒”，命令警察署长和久井吉之助查抄陈昆元住宅。不料在外务省巡查及刑事拘捕陈昆元时，竟遭到陈的日本老婆开枪拒捕，当场击伤两人 。和久井吉之助见事态严重 ，不得不派大队警探将陈家包围，然后将陈昆元及其老婆捕去，并查抄了康昌洋行。在查抄中发现了一本黑账，查出天津的日本军、宪警、特务中有许多人都与贩毒有牵连，有名有姓的记载着送了多少多少“特别费”，每月竟达四万余元。 其中以警察署司法课警部松下兼雄受贿最多。 日本政府骑虎难下，不得已乃将松下解送国内“侦讯”，警察署长和久井吉之助撤销职务，华人巡捕长刘寿岩、副巡捕长徐树溥、李文祥等革职逮捕。因此案而被捕的吸毒人多达七百余名。日本外务省本想采取“肃毒”措施矫正国际视听，讵料竟揭开了受贿包庇贩毒的丑恶内幕，这是他们根本没有料到的。
　　此案虽一时闹得风雨满城，但转年七七事变后 ，日军占领华北，日租界的制毒 、贩毒活动更为炽烈。“白面大王”陈昆元经短期关押后即被放出，又重操旧业，于1940年勾结日本军官宫崎部队长、江下宪兵少佐、柳泽宪兵准尉及伪军头子刘勋臣等在大城县东滩里村公开设厂制毒，每月可获利一千余万元。其后，又有中、朝籍大毒犯朱玉良、韩子秀等在大城县开设了四个大制毒厂，其背后均有日本侵略军的支持。
　　日租界的毒窟，成为不用兵器的杀人场，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身受其害，弄得倾家荡产，鸠形鹄面，毒发身死。有些朝鲜浪人在白面馆附近开设了小押当，便于吸毒者随时质押衣物，最后只落得个剥光当尽。每到冬季，街头上倒毙的白面客到处可见，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