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租界是日本攫取经济情报的前哨
　　1875年日本在天津设立领事馆后，即由共同运输会社（后改为日清汽船会社）开始办理了日本——芝罘（烟台）——天津——牛庄间的不定期航行业务。初期日本商人来津者为数不多，仅有很少经营杂货及药品的商人散居在城厢一带。1896年日本与清政府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大阪商船会社派人来天津设代理店，开展海运业务。其后，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三井津行、武斋洋行、大仓洋行等，先后在天津设立支店；东京海上保险会社、明治生命保险会社在天津设立代理店，开展保险业务；1899年，横滨正金银行在英租界中街设立了天津支店。到了1908年日租界的主要道路上的大批房屋陆续建成后，日本商人来天津开设洋行、商店者逐渐增多，原来设在日租界以外的日本商店也先后迁入了日租界。
　　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的经济活动，非常重视调查工作。早在日本领事馆建立之初，即确定了以调查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作为一项主要任务。随后成立的租界局、居留民团，以及天津商谈会（后改为天津商工会议所）、各同业组合等机构都组织一定力量从事于经济调查工作；专业调查机构如天津兴信所，大阪、名古屋、东京各调查所更以调查华北经济为其专门业务。上述这些调查机构，对于华北的各种矿藏的分布、蕴藏量、开发现状以及发展前途等，均有具体的调查统计资料；对农作物的产地、品种、产量和质量等均有记录；对天津附近地区的土壤成分及气候变化等，也进行过科学分析。最为日本垂涎的棉、盐、煤、铁（所谓“两黑两白”）的情况调查，尤为详细。对于金融方面如银行、钱庄的经营状况，我国各种货币如银元、银角、铜元、制钱等的铸造及发行情况，也都了如指掌。甚至中国商界的帮派势力、社会购买力及群众的好恶爱憎等等，无不精心调查。早在1909年来津的日本老牌经济特务吉田新七郎（后任日本兴亚院高等顾问），是日本掠夺我国棉花等物资及垄断华北纺织业资格最老的策划人之一；七七事变后，日本设立了华北纤维总会，控制了整个华北的纺织业及棉、麻物资，吉田就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活动是蓄谋已久并经过多年的准备的，而日租界的特殊地位，就为日本攫取有关经济情报，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