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执行侵华政策、控制华北的中枢
　　1902年日本将天津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第一任总领事为伊集院彦吉。1909年，日本总领事馆由英租界迁入日租界荣街（今新华北路），1915年又迁至宫岛街（今鞍山道）新建的馆址。为适应侵略中国的需要，总领事馆建立了庞大的机构：总领事以外，尚有领事二人及副领事若干人，并有驻屯军派来的武官。总领事馆设三部三课一署，即总务部、经济部、司法部、会计课、电信课、文书课及警察署，后因来津之朝鲜人增多，又增设一朝鲜课。此外还有日本政府厚生省防疫驻在员。总领事馆的经济部除负责保护日本侨民的经济活动外，还着重对我国进行经济调查，特别强调对与军事有关的经济情况的调查研究。司法部由一名警部（日本警察官的第三等级，相当于委任官）充任检事（检察官），负责行使领事裁判权。天津总领事馆在扩大机构后，即根据《辛丑条约》极力向北京、山海关沿线各战略要地伸张势力；又先后在青岛、济南、张家口、太原等地设领事馆，统归天津管辖。天津总领事馆成为日本控制华北的中枢。
　　在总领事馆内任职的日本官员，从总领事、领事以至一般工作人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藉在天津工作之机使之成为“中国通”，为其侵略中国出力。如曾任总领事韵有田八郎，调回国内后升任日本外相，总领事川越茂后来升任驻中国大使，曾在天津任领事的天羽英二，后来被擢升为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此人在1934年曾发表狂妄的独霸中国的“天羽声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也担任过驻津总领事。领事馆的官员无不承担着特务工作，进行着敌视中国的破坏活动和刺探情报的罪恶勾当。 如溥仪在日租界张园居住时， 他的皇室教师远山猛雄就是由总领事馆安置在溥仪身边的特务；勾结清朝遗老罗振玉搜集情报的中岛比多吉是总领事馆的奏事官嘱托 。1927年4月下野的直隶省督办李景林由日租界逃出天津时，曾演过一出轰动天津的长安丸事件，就是由日本总领事有田八郎亲自导演的。日本总领事馆的大小官员都设法与中国的官僚、政客交往，笼络了不少亲日分子。
　　日本侵略华北的历次事件都与天津总领事馆有密切关系。如1935年10月天津总领事馆在天津召开驻华总领事会议，会上研究确定了处理中日关系的协议，接着在十一月间就发生了蓟密区专员公署专员殷汝耕的叛变，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汉奸政权 ；1937午5月天津总领事馆召开了华北领事会议，研究华北局势，两个月以后就爆发了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的芦沟桥事变。天津总领事馆在日本侵华部署上的重要位置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