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日本势力的汉奸恶霸袁文会
　　大恶霸袁文会，在旧社会凭借安清帮势力，为非作歹，巧取豪夺，无恶不作；后来又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为敌寇搜集情报，出卖华工，成立汉奸部队，捕杀爱国志士，两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投靠青帮发迹
　　袁文会生于1901年，天津南市芦庄子人，兄弟排行第三。早年父母双亡，依其叔袁八生活。袁八是芦庄子中局脚行把头，当时日租界北部及南市一带的商号居民，凡有货物出入，都必须由袁八脚行为之装卸，独霸这一带的运输生意。袁文会从小就在这个脚行里鬼混。
　　袁八在芦庄子还开设有赌局，位于日租界及南市交界处。如果中国官厅抓赌时，赌徒与“局头”一转身就可以溜到日本租界；日租界当局抓赌时，同样一转身又可以溜到南市去。赌局有此“地利”，故生意十分兴旺。袁文会那时白天在脚行下处听差，晚上到赌局照应，整天与刁徒游民们打交道，在霸道行业中熏染长大，从小就开始了他的“杂霸地”生涯。
1926年，褚玉璞任直隶督办，在军警督察处下专门成立了一个高级密探处，搜集国共两党的情报，捕杀革命党人及进步分子。密探处豢养了一批地痞流氓充当密探，其中就有袁文会。军警督查处处长厉大森，系青帮头目，为青帮第二十一辈，军警督察处北站分处处长白云生，属第二十二辈，袁文会为了得到安清帮的庇护，便拜正在开着“山门”的白云生为师，排为第二十三辈。当时在日租界有个“五道”侦探长，名叫刘寿岩，也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袁又拜认刘为干爹，从此袁文会就如虎添翼，更横行无阻了。
　　　　　　　　　　　　　　贩烟设赌开妓院，大发横财
　　日租界有两个著名贩卖烟土的去处，一个是德义楼，一个是新旅社。德义楼和新旅社的烟土多由产地走私运来。德义楼和新旅社都在日租界，运进烟土要冒风险。袁文会仗着有刘寿岩的后台，在日租界吃得开，于是派手下人与走私犯相勾结，买通关卡，畅通无阻地将烟土运进日租界，从中渔利。
　　袁文会的叔叔袁八在芦庄子开设赌局，因南门外菜桥子流氓苏莲舫也开了一个赌局，夺走了袁八的一部分主顾。对此，袁八当然不甘心，于是就唆使侄儿袁文会率领徒众砸了苏莲舫的赌局。苏人单势孤，只好洗手不干。袁文会靠了流氓的打、砸手段，又逐渐把赌局垄断在手。
　　在“九一八”事变后，天津新兴了一种赌博，名日“花会”。“花会”分老筒、新筒，每天各开筒两次，上午11点左右一次，下午4点左右一次，由于袁文会出头包庇“花会”，并且对警察当局的上上下下都花了钱，所以“花会”这个大赌场可以任意妄为，无人过问。袁文会设赌局聚敛财富，使无数人倾家荡产。
　　天津是个水旱码头，在旧社会妓院甚多，特别是日租界内明娼暗妓到处皆是。袁文会在日租界称霸一方，不少的妓院窑主都极力设法依附于他。那时只要放出风说某某妓院是“袁三爷”干的，就没有人敢去捣乱。当时日租界妓院林立，其中有一多半都在袁文会势力的庇护下。万恶的窑主们从妓女身上搜刮来的金钱，又源源不断地滚进了袁文会的腰包。
　　烟馆、赌局、妓院，这些惨绝人寰的罪恶场所，都成为袁文会“招财进宝”的营生，心黑手狠，莫此为甚。
　　　　　　　　　　　　　　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袁文会认贼作父，死心塌地地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劳，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在“七七”事变前，袁就甘心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的走狗，他收罗党徒参与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亲自策划的“便依队”暴乱；他秉承日本特务小日向的旨意，纠合汉奸、青帮分子张逊之等人，建立以青帮为核心的“普安协会”的汉奸组织；唆使其爪牙在南市、地道外等地诱骗壮丁，押送到海光寺日本兵营，为日本侵略者修筑地下工事，大批劳工惨遭日本人杀害；他的爪牙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通过各条渠道为日寇搜集情报。袁本人与日本宪兵队、日本茂川特务机关、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日本守备队、日本海军武官府等机关都保持联系，以供给情报。
　　在日本侵占天津以后，袁文会更进一步投靠日本侵略者，罪行累累。仅举数例：
　　(1)贩卖华工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由于国内青壮年都被征入伍，劳动力缺乏，于是便从中国劫掠大批“华工”。当时在日租界福岛街(今多伦道)设大东公司，专门从事招募华工。袁文会在芦庄子成立了一个名叫“会德号”的机构，与大东公司狼狈为奸，贩卖华工。会德号租得南开体育社，临时搭盖几间简易房子，四周砌起围墙，作为华工来津后临时食宿之所。后来体育社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华工，袁又在南市“三不管”租了几个说书场。被诱骗或拘捕来的华工一进入体育社这个大院，就等于进了集中营，院门口及周围都有流氓手持尖刀棍棒把守，华工只许进，不许出。大东公司招募的华工，形式上都付给一笔“安家费”及预支一些工钱，就是对华工们这一点点的卖身钱，袁文会这个吸血鬼也不放过。例如，华工的食宿完全由袁文会一手包办，在体育社大院里，有袁文会开设的饭馆，要吃饭只此一家；华工取证件要照相，袁文会找来照相馆代为拍照，从中又捞一把；袁文会还在院里设有赌局，利用“吃腥”的手法，想尽办法把华工手里的钱榨个精光。
　　被骗卖的华工，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折磨下，多数惨死在他乡异域，袁文会双手沾满了千万华工的鲜血。
　　(2)组织“袁部队”
　　天津附近文安、霸县，过去是土匪窝子，日军侵入华北以后，这一带匪势依然十分猖獗，日军曾几次出兵也未能肃清。后来特务分子川岛芳子(金璧辉)向日军当局建议，将土匪招降后交由袁文会统辖，改编为“袁部队”，袁文会任大队长，以日本济川为顾问，直接受日军指挥。这个“袁部队”在文安、霸县一带经常进攻解放区，残害抗日军民，骚扰乡里，鱼肉百姓，干尽了坏事。
　　(3)供敌蹂躏中国妇女
　　日本侵略者为了满足其鬼子兵的兽欲，在军队中设立所谓“随营妓女”，指使汉奸们为其提供中国妇女，供官兵玩乐。袁文会手下妓院很多，曾多次把一批批妓女强迫送往日本侵略军军营中。这些妓女受到敌人的百般蹂躏，结局都非常惨，折磨致死者为数不少。
　　(4)窝匪销赃
　　袁文会与天津周围各县的一些土匪都有所勾结，并极力掩护他们。如著名的土匪头目刘桂堂(外号刘黑)、刘辅臣、柳小五等，经常大摇大摆地进入天津市区，并且在市内都设有公馆。他们所以敢于如此招摇过市，就是由于与袁文会搭上了关系。这些土匪抢劫窃盗来的赃物，往往也是送袁文会开设的“押当店”转手处理，彼此分肥。
　　此外，袁文会还有拐卖人口、霸占女伶、私设公堂及放高利贷(开设“押当店”)等种种罪行，真是恶贯满盈，罪不容诛。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袁文会在国民党政府监狱中被关押了三年多，虽被囚禁，可以说是连一根汗毛也没有触动。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掌了权，才把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于1950年12月25日明正典刑，为被害的广大人民群众报仇雪恨，伸张了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