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蹄下的鬻艺生活　　　　　　
　　马三立说相声是家传的，从他12岁开始，就一边上着学，一边跟父、兄学艺。到1930年即他16岁的时候就退了学，开始正式说相声卖艺，帮父亲挣钱养家。1935年，他21岁，父亲弃养，全家生活的担子落到他的身上，他只好携妻带着四岁的侄儿和一岁的女儿，搬进南市“三不管”，以撂地为主，在南市、鸟市、谦德庄、地道外等所有可以说相声的地方，早、中、晚连轴转地说相声，挣钱餬口、还债。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天津市面萧条，每天宵禁戒严，生意一落千丈，艺人们各奔前程，与他搭伴的刘桂田搭戏班，改唱京戏，离开了天津。他只得临时在时调班加场，每天固定工资四角钱，暂度燃眉。不久，奉天(现在的沈阳)翔云阁茶社来人到天津约请相声，有人介绍他去应约。言明来去路费由茶社出，到了奉天，管住不管吃，茶社按收入和他三七分帐。闯关东，历来是穷苦人伤心的事，非万不得已，一般不走这条道。所以他虽然答应了奉天的约请，但是心里很不是滋味，也不知此一去吉凶如何。临行前家里把整票零钱凑拢在一起，一共还有八块来钱，妻子泪眼巴巴地对他说：“穷家富路，你都带上吧!”他想：这一走，妻儿无依无靠，自己能把八块来钱都拿走吗？他只拿了两块钱，妻子给他烙了四张杂合面饼子，就上了路。
　　由天津直达奉天的火车，行程是一天一夜。头天上车，天亮以后车过山海关，到了绥中县车站，两个日本宪兵，四五个伪军上车，逐个地斥问旅客：“干什么的?”带了什么东西?”旅客必须站起身，戴帽子的必须脱帽，一一回答。那时候，火车一过山海关就算是入了“满洲国”境。他先是看着同车厢的旅客接受盘查，后来一名伪军问到他头上：“你是什么人?”他起立回答：“我是说相声的。”伪军一扬手“啪”!打了他一巴掌，问他：“什么说相声的，你是哪国人?”他忙改口：“我是中国人。”“啪”！又一巴掌。“什么的中国人?”他忙改口：“我是日本人。”“啪”!这一巴掌打的更重。“这小子冒充日本人。”那只手又扬起来了，他说：“我是法国人。”“我不是人，行不行？”那家伙乐了，坐在他身旁的一位旅客捅捅他，轻轻给他提词：“你说是满洲国人，满洲国人。”一场灾祸总算过去了，那家伙喝斥他说：“坐下！”他咽着眼泪说：“谢谢老总。”当时他嘴里不敢骂街。可在心里把这班家伙狠狠地骂了一顿。本来在火车上颠簸了一夜，肚子很饿，摸摸腰里还有妻子揣给他的半张饼子，可是一口也吃不下，心里装满了受凌辱的苦和恨。
　　火车中午抵达奉天站，当晚他就到翔云阁茶社演出，效果很好，头炮打响了。奉天人喜好听相声，京津相声艺人在奉天留下过好的名声。不过，就在他到奉天之前，发生了乔立元惨遭汉奸特务残杀事件，京津相声艺人对于下关东不免谈虎变色。乔立元与乔清秀夫妻鬻艺于天津，他们是世交的友好。乔氏夫妇同台唱河南坠子，真正的河南腔，乡土气息非常浓厚，极受听从欢迎。乔立元与乔清秀是一对非常恩爱的贫贱夫妻，为人很正派，梨园、艺苑相识的人们，都敬重他们。“七七”事变之后，乔氏夫妇也是为生活所逼而走奉天。伪满军警二特务、地痞、流氓企图侮辱乔清秀，乔立元为保护妻子，被拖入伪警察所，活活地给整死了。所以，马三立实在是提心吊胆地下奉天。
　　自从“打炮”开始，每天翔云阁座无虚席，茶社的经理和票头到后台来看望他，就茶社生意兴旺而大捧了他一番，但说来说去，绕了半天的弯儿，最后才言归正传，要他从每天的进项中扣出五角钱交柜，抵偿他由天津到奉天他们垫付的火车票钱，从奉天车站到茶社的马车费也应由他自付。他说：“在天津不是谈妥了茶社管我的路费么?怎么又要我付钱呢?”票头说：“管么，就是管给你买票，管给你雇车，钱还得自己掏。”嘿！真没想到相声里面常用的扣住一个字作诡辩的手法，被票头们利用得这么妙!真让人哭笑不得。他实在气不过，和他们争论了一番，也无济于事。他们言而无信，实在欺人太甚，他有心不干了，可是不行，首先拿不出钱打火车票，再说，这里是“满洲国”，他惹不起。忍气吞声，干了三个月，还清路费，攒了回天津的盘缠，取道营口，乘船返回天津。马三立闯关东的这一段经历，虽然受了一肚子气，但比起乔立元被迫害致死，还算得“万幸”了。
　　马三立从奉天返回天津，还得走他的老路：“三不管”撂地。1938年日寇的侵略铁蹄已经踏过了华北平原，正集中兵力向东南侵犯，沦为敌人后方的天津，兵荒马乱的情况已经不太明显了，歌场舞榭也吹起了笙箫管笛，有些人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他们这些一日不开口一日不得食的吃“开口饭”的人，拖家带口，有什么办法呢?他和刘宝瑞、高桂清、杨文华、李少卿几个兄弟搭伴，每天能混上几斤杂合面也就凑合了。可是，沦陷时期敌伪恶人当道，在南市“三不管”，大恶霸、青帮头子袁文会的徒子徒孙，到处横行，凡是在南市一带站脚谋生的，都得“孝敬”他们。他们撂地卖艺的，自然也惹不起袁文会，要什么钱就得给什么钱。就是这样也还不行，青帮老大传下话，不在青帮的人一律不许在“三不管”混饭吃。狗腿子们气势汹汹地盘查卖艺的以至做小买卖的，凡是没有在帮的吓得跑得跑，躲的躲，马三立和刘宝瑞在家躲了五六天。可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到市场上去挣钱，吃什么呢?有些在青帮的朋友动员他去拜个师父，烧个“香堂”，他不干。他卖艺吃饭，凭本事，当“混混儿”，他不是那条道上的人。再说，拜个师父光磕头还不行，总得十块八块的送礼，往后一年三节、师父家的生日喜庆，都得送礼，他花不起这份冤枉钱。他拿定主意不入青帮。刘宝瑞也一样，不想去进青帮的山门。他跑到在帮的同行家，借来一本讲帮规的书《通漕》，从这个本本里学到了青帮的一些行话，就冒充青帮家里人，打算这样混下去。马三立胆子小，不敢。刘宝瑞光棍汉，出了事，撒鸭子一跑了之；马三立妻室儿女一大群，“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所以他还得另找出路，离开天津去跑码头。
　　正好，这时有个开汽车的高少亭，爱好相声，也能说几口。在天津开汽车，常被宪兵、警察敲竹杠，他愿意改行说相声，马三立就搭了高少亭这个新伙伴离开了天津，沿着向南去的铁路线，一站一站朝南走，所经的城镇不论大小，只要能撂地就停下来，赶集市、赶庙会、交通路口、大车店、茶棚、妓院，只要能有听众，他们就撂地卖艺。如果生意不错，他们就找个小客店住上几天；生意若不好，他们就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凑合一夜，天亮再往前赶。真是风餐露宿，和乞丐、游方和尚差不多，所差的就是他们不乞讨、不化缘。就这样，一路上挣点钱，自己省得不可再省，积攒到两块钱，赶快往家里寄，怕妻儿挨饿。冬天离开天津，过了沧州又到德州，经平原过禹城，入夏以后到达了济南。
　　济南的南岗子市场，犹如天津的南市，游人很多，可是他们在那里找不到空闲场地，没法演唱。幸而得到萍水相逢的江湖朋友李凤祥的仗义相帮。李凤祥在一个场地变戏法，为了让他们做几个买卖，下午太阳刚偏西就早早地“推”了(散场了)，趁观众还围着的时候，到场子中间向观众们推荐他们说相声，他们借地沾光，每天说几段，可挣一块多钱，但刨去店钱、饭钱，所剩无几。
　　他们借地说相声很落好，有的听众每天必到，他们不“推”，听众不散。有一天，有个每场必到的常客找马三立，约他们到青莲阁茶社曲艺厅去演出。在这家茶社演出的拾样杂耍差不多都有，男女演员齐全，是个共和班。此人向他们言明每天分钱，一个份儿四到五角，答应给他们每天每人三个份儿，后台可以住，电灯、水、桌椅板凳都不收钱，这可比撂地强多了。
　　马三立演出后很受欢迎，来了个开门红，以后也总是场场客满，可是过了不久，他发现有些观众不是来听演唱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找女演员解闷，而且还可以随便把女演员带走。这时他才明白，原来这里是一家“花茶馆”。这个茶社既是个花茶馆，他在这地方算干什么的呢?真比串妓院说相声还别扭。同时他也发现，原来经理、票头对他吹得天花乱坠，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他和高少亭每天每人确实分得三个份儿，可是一打听，一般艺员、乐师都不少于六个份儿，只有后台的伙计勤杂才拿三个份儿，这不是欺负人吗?找经理说，他们要回天津，那经理笑眯眯地说：“你们回不去了啦!天津闹大水，火车不通了。”他慌忙跑到火车站一看，售票处挂着牌子：“北行各次列车只通德州。”天津果然被大水淹了。家中妻儿怎么样了呢?他焦急万分，饮食不下，夜不能眠，病倒了十几天，积攒了几块钱也都花光了。不得已又忍气吞声在青莲阁茶社干了一个月，火车通了，他们赶忙回到天津。这时，天津的大水退了，到处是淤泥垃圾，臭气薰天，被大水泡塌了的房子不少。“三不管”他家那间小屋还没倒塌，只是原来就破破烂烂的桌子板凳经水一泡就更扶不起来了。妻儿正在室内清除污泥积水，原来他们避到赵家楼本家姐姐家中，也刚刚回来。他夫妻儿女大难以后，又得团聚，不由得悲喜交加，真是感谢天地!
　　济南回来以后，高少亭感到跑码头吃“开口饭”比开汽车更苦，更担风险，于是又重操旧业，开汽车去了。马三立改与耿宝林搭伴，1940年农历正月初一他们到宝和轩正式登场演出。可是在敌伪政权统治下的天津市，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听“玩艺儿”的自然也少。过了春节，宝和轩的生意就淡下来了。这时，宝和轩经理桑振奎提出演反串戏。他没有演过反串戏，总认为曲艺搞反串戏是一种畸形产物，从心里不大赞成。可是生意不好，为了招徕观众，老板非让他们排反串戏不可，他能说不参加吗?没有办法，只好跟女艺人一起，反串《打面缸》、《一匹布》等闹剧，他扮的总是丑婆子、傻愣子一类的角色。他和耿宝林在宝和轩也说相声，也演反串戏，一切服从票房价值。他们的包银一直是90元，两人平分，老板还要提成，每月得交8块钱作为后台工友的“辛苦钱”，挣的包银实在难以维持生活。为了挣钱煳口，他们又到东北角大观楼戏院和南市口中华戏院赶场。
　　曲艺搞反串戏的这种畸形发展，在兄弟曲艺团成立前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个曲艺团名义上负责人是相声演员常宝堃、赵佩茹和魔术演员陈亚南，后台则是大恶霸袁文会。袁文会之插手曲艺班社，有一段光棍汉奸格斗的过程。
　　天津为日军占领后，青帮、汉奸、特务、流氓、戏霸、窑主等等魑魅魍魉纷纷活动。青帮张景山的门徒裴毓松和戏班主王洪宾等人合开了燕乐升平茶园，后来由于生意不佳，窑主刘宝珍想把燕乐升平盘去开吉拉枪场。正在集资筹办的时候，小汉奸特务陈炎和恶棍于嘉麟倚仗日本宪兵队的势力，组织班社，占据了燕乐升平。于嘉麟当了班社经理，收容裴毓松等重新在燕乐升平演曲艺，并从北京约来了白云鹏、戴少甫等比较有名气的演员。
　　戴少甫他们一到燕乐升平，马上就红得发紫，每场都能上个满座。袁文会每天占一个包厢，“兴之所至”时还要点个曲目。一次，袁文会点了戴少甫的拿手段子《打白狼》，偏巧前后台管事的马虎了，戴少甫应了别人的烦请，无意中刮了袁文会的面子。袁文会甩袖离座，吩咐手下人：“把这个说相声的现打不赊!”在燕乐升平后门“插上旗”(安置打手)；戴少甫听说后吓得不敢露面，经人向袁文会说合，事情才算没闹大。
　　袁文会对这件“不痛快”的事情，心里很不自在，决定自己干个曲艺园子，跟燕乐升平打对台。当即有那个开窑子的刘宝珍、干“白面”(毒品)生意的杜金铭趋奉集股，用南市慎益大街庆云戏院作场地，班社定名“联义社”，开张的角儿都约的是一二流的曲艺名角。阵容强大，一时无两。大轴主角小彩舞原已在小梨园挑大轴，凭着袁文会的势力，小梨园允借两个月。在袁文会的淫威之下，全台艺员，谁敢不卖力气!但是再卖力气也改变不了上座的不景气，袁文会把庆云当成他自家的银行，随时用钱随时来拿，直弄得包银发不下来。大家敢怒不敢言，演单弦的王剑云壮着胆子挺身出来问了一句：“什么日子能关钱?”就遭到一顿毒打。王剑云忍气吞声，日子不多，含屈病死。
　　班社为了赚钱，决定搞反串戏以招徕观众。袁文会找来混名“王十二”的曲霸王新槐到庆云管事。王十二从小梨园把常宝堃、赵佩茹的相声、陈亚南与陈亚华的魔术拿了过来，曲艺与反串戏同场演出。他们反串的戏是《挑帘裁衣》，连上三天六场，场场客满。袁文会遂不肯放走常宝堃和陈亚南昆仲，他们也就成为“联义社”的成员。
　　1940年过新年的时候，王十二“约”马三立到庆云参加反串戏，常宝堃的父亲常连安也劝他去。情不可却，他答应帮一个月的忙。他的第一个反串戏是《莲英被害记》，他在剧中扮演大烟鬼王长发。这种迎合低级趣味的戏，竟连续演了40多天、80多场而不衰，实在是怪现象。他们这个班社曾经到北京、济南、唐山等地作过旅行演出，为了打开财源、挣钱。1945年6月赴北京的前夕，“联义社”的牌子改名“天津兄弟曲艺剧团”，恶霸袁文会、曲霸王十二等人推出常宝堃、陈亚南担任正、副团长。这时，侵华日军已临绝境，袁文会等已经感觉到他们依附的“冰山”行将崩溃，想收敛一下手脚。
　　马三立从1940年进的“联义社”，虽说没有立下卖身契，但是跟立了卖身契差不多，没有去留的自由，只许人家不要他，不许他不干。如1942年林红玉组班到济南演出，把他“借出”三个月，“使用”完了送回剧团；又如1943年白云鹏到南京演出，大流氓高登第又向袁文会“借”他，订了三个月的合同，期满他又被送回天津。他就象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似的，可以听凭他们随意借来借去。“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他们这个受汉奸、恶霸压迫至深的曲艺剧团，开了锅似地欢腾起来。他挺挺胸脯，清清嗓子，走到王十二跟前，他说：“经励科！我退出兄弟曲艺剧团了。”失去了靠山的王十二毫无办法，马三立心里说不出的痛快。他离开兄弟曲艺剧团，回到他最熟悉的南市、鸟市的场地上，重操旧业，撂地说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