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沦陷生活琐忆
　　　　　　　　　　　　　　　　　 “兴亚糕”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对外贸易尚未完全中断，能进口部分粮食，又因农村尚未为日军统治，因而原粮还能间断地运往天津，粮食的供应能勉强维持市民的需要。到1939年天津发生水灾以后，粮食供应开始紧张，两年间面粉涨价一倍多。进口方袋洋面每袋售价伪联银币8元。以后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扩大，粮食来源逐渐断绝，日益困难。更可恶的是日军在天津成立了所谓的米谷统制会，小站稻完全由该会强行收购，规定对大米严格统制，只供军用和配给日侨。凡是发现私运或私卖大米者，多遭枪杀或活埋。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的细粮几乎绝迹。为了维持生产，各面粉厂改磨玉米面出售。
　　那时，居民常从半夜起床赶快去粮店排队，往往粮店开门后刚售一个来小时，粮食就售罄。而且粮食的质量每况愈下，市民买到的仅是由各种杂粮、饲料等混合磨成的杂合面，能买上豆饼已属上乘。日伪当局一面加紧剥削，一面进行反动宣传，他们把难以入口的混合面硬要人们做成丝糕，美其名目“兴亚糕”，发动人民去食用。无耻的汉奸市长温世珍还专门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大谈“兴亚糕”的营养成分。当时在报纸上看到温世珍亲口吃糕丑态的照片时，对日伪的侵略暴行真是恨得咬牙切齿。实际上，除少数发国难财的和部分日伪公务员以外，大多数劳动人民处于半饥饿状态，街头天天能见到饿殍。
　　　　　　　　　　　　　　“八达日”和“兴亚日”
　　从1942年起，日本侵略军当局为了纪念“大东亚战争”，振作他们的士气，规定每月8日为“八达日”，这一天全市实行禁止赌博和饮酒，所有的饭馆只能卖饭不准卖酒，违者重罚。后来日军又进一步规定，每月5日为“兴亚日”，也同样禁止饮酒取乐。当时，一些大饭庄均在门口贴出：“为了纪念12月8日大东亚圣战开战日，本店今日不准饮酒”的声明。实际上，有的官商早已勾结好，他们让店主关上大门，在里边照样大吃大喝。只有那些事先没有向主管部门行贿的饭馆，才真正受罚。日本宪兵、敌伪特务和伪警察们却藉此机会大捞一把。
　　　　　　　　　　　　　　　　土膏店和彩票行
　　日军为了搜刮财源和毒害中国人民，他们在占领区公开出售毒品和大肆发售彩票。我们老天津居民都知道鸦片烟的主要来源是伪满的热河省，由当地“禁烟局”统一贴好印花税票批发给北京、天津两地土药协会。零售商从土药协会领取营业执照和进货后，就公开点灯供客。那时，在北京前门外和天津南市一带，一时烟馆林立，不知有多少人陷入魔窟而不能自拔。
　　另外，还有些游杂部队和日伪特务们纷纷开设工厂提炼海洛因向内地推销。天津南郊小站地区即有土匪部队开设的毒品工厂。在日军默许之下，他们将制成的毒品派武装部队押运到天津及各地销售，而群众皆敢怒不敢言。
　　与此同时，日伪还互相勾结，大量发行名目繁多的彩票，如黄河赈灾、北京公益等等。天津赛马会春秋两季的摇彩香槟票更是引诱许多人如醉如痴地大做发财梦。我常见到天津滨江道的万宝源、裕大等票行，北京前门外煤市街的聚丰票行门前，每天都是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这种小额的赌博虽然不致于让人倾家荡产，但对于升斗小民，为此而断绝生计者也不在少数。这也是日军不用屠刀杀害中国老百姓的一种手段。
　　　　　　　　　　　　　　　　　背诵反动口号
　　日本侵略军每发动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就要在天津等大城市公布一些反动口号，强迫人人背诵。日伪政府利用伪新民会组织发给各行各业印有反动标语的小布条，命令人人佩戴和背诵。他们规定，在火车站和市内交通要道检查行人时，被检查的行人就要当场背诵。我每逢经过市内的几处检查卡口时，常见到有人背不出来，轻则罚款，重则毒打一顿，有的甚至被扣上反日罪名送进宪兵队。
　　在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期间，全天津市人民人人自危，大家相戒不出门或少出门，走路时如发现前面又在检查便赶快绕道而行，以免再遭毒打。在火车站上因有日军站岗，管束更严。听说大汉奸王揖唐的老婆有一次在北京车站受检查时稍有不满表示，照样被日本宪兵抽过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