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沦陷后的汉奸组织治安维持会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在占领天津以后，立即成立了天津治安维持会的汉奸组织。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华北后的头一个傀儡组织。随着日寇对中国侵略的逐步扩大，在各沦陷区成立伪组织时，无不取法于此。因天津治安维持会是经过日寇天津驻军反复考虑才定案的，并曾通令沦陷区也都要照此办理。
　　伪治安维持会的出笼经过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天津被日寇占领，八月一日，汉奸傀儡组织天津治安维持会宣布成立。为什么如此迅速?因为日寇在天津的驻军在事先早就作了充分的准备，是早有预谋的。早在七月二十五日，即由天津日本驻屯军的特务头目茂川秀和少佐主持，由老牌亲日派张弧出面召集，在日租界福岛街张弧的姻亲方若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筹划建立伪组织的预备会议。参加者都是由茂川指名邀集的老牌亲日汉奸，其中有：高凌蔚、钮传善、刘玉书、沈同午，孙润宇等。在这次预备会议上，茂川暗示日本即将占领天津，“希望大家对中日之间的问题多做努力”。虽然会上没有涉及如何组织傀儡组织的具体问题，但参加会的人都意识到“升官发财”的机会到来了。又过了两天，即七月二十七日，茂川再次去找张弧，因张患病不能担任召集人，茂川派我将高凌蔚接到日本特务机关“茂川公馆”，和高具体研究了组织治安维持会的事情。高凌蔚向茂川献计说：“天津是个大商埠，如果成立组织，除了前天的几个人，还应多邀请天津的各方面人士参加才好。”茂川采纳了高的意见，并责成高考虑具体人选。二十八日，治安维持会的组成人员确定为十个委员，计有：高凌蔚、钮传善、刘玉书、沈同午、孙润字、王竹林、赵聘卿、王晓岩、邸玉堂、方若。另外尚有几个不是委员但也参与此事的，如：刘绍琨、张志徵、侯毓汶、傅汝勤等。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治安维持会的筹备会议虽然在方若家里召开的，但最早的名单里并没有他。原因是方若在北洋政府时代没有做过官，而日本人所看中的是有名气的旧军阀官僚；另外，方若在日租界主办《京津日日新闻》，其背景是日本总领事馆，而主持治安维持会的是日本驻屯军，所以开始时未被挑选上。方若觉得很“丢面子”，便去恳求日本驻屯军副官大竹，恬不知耻地毛遂自荐多经大竹向驻屯军代理参谋长长岭说情，才将方若列入治安维持会委员名单。
　　天津被日军占领后两天，七月三十一日，茂川用汽车把已确定的所有委员都接到“茂川公馆”开会。茂川在谈话开始时，还假惺惺地对中日已经开始敌对行动表示“惋惜”，并装作落了几滴眼泪，然后就讨论正式成立治安维持会的问题。会上，这些汉奸曾就委员长和秘书长的人选发生了争执：高凌蔚和钮传善争夺委员长的职位，刘绍琨和孙润字争夺秘书长的职位。最后，经日本特务机关裁决，由高凌蔚任委员长，刘绍琨任秘书长，才平息了这一场争夺伪职的丑剧。
　　八月一日，天津治安维持会在日本驻屯军、日本特务机关的监视和主持下，正式宣布成立。二日，又由茂川指令全体委员到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官邸去“晋谒请训”。这群汉奸一清早就齐集香月官邸院内，屏息肃立，等候接见，连客厅也没有让进。等了好久，香月才出现在二楼的阳台上。这群汉奸赶紧鞠躬如仪，由刘绍琨以日语说明“晋谒请训”的来意。这个占领军的司令官，傲慢地挥了挥手，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身就进屋里去了。汉奸们乘兴而来，败兴而返，表现很丧气。于此也可看出汉奸傀儡在日寇心目中的地位了。
　　治安维持会的组成人员：
　　　　委员长 高凌蔚(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代理过国务总理，任过农商部总长)
　　　　委 员钮传善(在北洋政府时期，任过财政总长)
　　　　刘玉书(在北洋政府时期，任过孙传芳的参谋长)
　　　　沈同午(在北洋政府时期，任过孙传芳的师长)
　　　　孙润字(在北洋政府时期，任过国务院秘书长，后曾任天津市政府秘书长)
　　　　王竹林(在北洋政府时期，任过盐务督办，天津市商会会长)
　　　　赵聘卿(天津市商会委员)
　　　　王晓岩(天津银钱业公会会长)
　　　　邸玉堂(天津市商会委员)
　　　　方若(借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的势力而发财的资本家)
　　　　秘书长 刘绍琨(当时是国家主义青年党的天津市负责人，也是日本特务)
　　治安维持会下属行政机构及人选：
　　　　总务局 局长孙润宇(兼)
　　　　社会局局长钮传善(兼)
　　　　教育局局长沈同午(兼)
　　　　警察局局长刘玉书(兼)
　　　　卫生局 局长侯毓汶
　　　　盐务管理局局长王竹林(兼)
　　　　商品检验局局长吴季光法院院长方若(兼)
　　二、日本特务机关对治安
　　维持会的统辖
　　天津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是治安维持会的总指挥，事无大小都得经过特务机关的决定，才能付诸实施。在治安维持会成立的最初两个月，几乎是每天都要召开一次会议，由特务机关长亲自主持。名为会议，实际上是特务机关指派实际工作。如果工作效果没有达到特务机关的要求时，汉奸们就要受到申斥。在开会时，除去特务机关长亲临外，还有特务机关的其他人员参加。例如特务机关长的辅佐官、治安维持会的顾问以及顾问的辅佐官等，有时还有日本驻屯军派来的法务官、军医、军需官等参加。他们可以直接向治安维持会布置工作。还有日本宪兵队也直接派人参加会议。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汉奸委员们的表现比较俯首听命，于是便改为一星期开三次会，而且特务机关长也不经常到会了，改由特务机关长辅佐官主持。
　　　对治安维持会日常工作的监督，则由特务机关派出顾问及顾问辅佐官执行。此外，对各个行政部门还派有日籍工作人员若干。由特务机关派出的日籍人员是层层负责制，哪一个部门出了问题，就由那个部门的日籍人员负责。特务机关对他们的工作是抓得很紧的。
　　　日本顾问、顾问辅佐官以及参加到各机构工作的日籍人员，都属于日军嘱托。日军嘱托有高等官和判任官之分，高等官相当于中国过去的简任官以上的地位，判任官是相当于委任官的地位。这些日军嘱托差不多十之八、九都来自“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他们不但华语说得相当好，就连中国旧社会的风俗习惯也吃得相当透，即所谓“支那通”。日本特务机关用这样的日本人就可以完全达到统辖治安维持会的目的。对于特殊的或重要的机构，则派有现役军人去任顾问。如警察局则由日本天津宪兵队派宪兵少佐赤穗津正气任顾问、宪兵曹长田中任顾问辅佐官；法院则由日本驻军派军法务官少佐原任顾问；商品检验局则由日本驻军派主计(军需)少佐井上垣任顾伺。
　　在治安维持会初成立时的特务机关长是由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参谋、陆军中佐长岭兼任。不久，长岭调去前线，由陆军大佐长野继任。后津浦线的德州沦陷，长野调往德州任特务机关长，暂时由陆军少佐大本代理。不久由山海关调来大佐仪我担任特务机关长，大约任职一个多月，于一九三八年初患脑溢血症而死。必须说明的是，历任特务机关长差不多都会华语，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尤其是对中国的风土人情都比较熟悉。不仅如此，每个特务机关长或多或少地都认识几个中国的老官僚和旧军阀。例如，长岭与当过师长的董政国熟识，长野与当过军长的刘桂堂熟识，大本与政客齐协民关系密切，仪我与当过陆军总长的陆锦很要好。由此可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
　　在日本特务机关统辖下的治安维持会，从成立之日起，就为虎作伥，帮助日寇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为敌人维持一个有利于侵略的社会环境。日寇最注意的问题，一是治安，二是经济，治安维持会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直接操纵下，尽最大力量恢复和维持天津的治安，平抑物价，恢复生产，搜刮财富，减少日本侵略军的后顾之忧。天津治安维持会的管辖范围，不仅限于天津市区，随着日寇侵略的扩大，沿着津浦路南下的天津县、静海、青县，沧县、南皮、交河、东光、吴桥等县相继沦陷，北部平津线上的武清、固安、安次等县也均被占领。每当日寇攻陷一地，日本特务机关就责令天津维持会派汉奸前去，如法炮制傀儡组织。这些地区的治安维持会，都有日本特务机关派去的日本人“县连络官”把持一切。如派往天津县的连络官是加藤正义，派往静海县的是古闲二夫。
　　　治安维持会这一伙汉奸都是投靠日本多年的老牌亲日派，他们为了争权夺势，彼此互相倾轧。其中最突出的是刘绍琨。刘是旅顺荣城人，毕业于东京明治大学，在东京时曾结识曾琦、李璜等人，被吸收参加国家主义派青年党，归国后于一九三一年来天津，积极投靠了日本特务头目茂川秀和。刘出任秘书长后，趾高气扬，一心想总揽大权，要挟高凌蔚听从他的摆布；而高是个老奸巨猾的老官僚，当然不听刘绍琨的这一套，有事直接找日本特务机关，刘的秘书长一职就形同虚设。刘绍琨与总务局长孙润字明争暗斗也很激烈。刘绍琨主张各局送来的公文，应由秘书长批阅，然后再呈委员长过目，而孙润宇则主张由总务局办理，两人争得不相上下。高凌蔚为此事请示特务机关，经特务机关长长岭裁定：仿照日本行政机关的作法，秘书长是委员长的幕僚长，经办委员长的事务，各局公文则统由总务局办理。实际上是孙润宇得到了“胜利”。警察局长刘玉书，在肖振瀛任天津市长时，曾由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推荐出任天津市公安局长，他飞扬跋扈，专横暴戾，经常宴请特务机关的大小头目，并大肆行贿，以进一步取得日寇的“宠幸”。经济力量较差的钮传善、孙润宇，则以暗中向特务机关告密其竞争对手为能事。这伙汉奸奴颜婢膝，丑态百出。
　　就是日本特务机关内部，也存在明争暗斗。治安维持会这个傀儡机关是茂川秀和一手炮制的，他自恃有功，一心想当特务机关长。但在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对军部阶层的各级军衔有所提高，天津特务机关长应为大佐衔，或者是资格老的中佐，而茂川仅不过是个少佐，因此特务机关长一职派驻屯军代理参谋长长岭中佐兼任，茂川对此大为不满，与主张由长岭兼任特务机关长的参谋专田寻隙发生争吵，以至扭打起来。茂川学过柔道，打掉了专田的两个门牙。专田岂肯善罢甘休，便向驻屯军参谋长河边控告，于是判令茂川关禁闭反省。这样一来，在冶安维持会中的属于茂川一派的小丑们也就都失势了，尤其是刘绍琨，从此一蹶不振。
　　三、伪治安维持会的结束
　　随着日寇侵略的逐步扩大，在占领了河北省大部分及山西北部、察哈尔南部等地以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升格为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由天津迁到北平。在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策划之下，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北平建立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傀儡组织。天津治安维持会相应解散，同时成立天津市公署和河北省公署，天津治安维持会的工作分别移交给天津市公署及河北省公署。高凌蔚由维持会的委员长一变而为市长。
　　建立伪天津市公署后，前后共有六任伪市长。第一任是高凌蔚，仅干了不几天便下台了；第二任是潘毓桂，在职一年多；接替潘毓桂的第三任是温世珍，于一九四三年被撤换，任职时间最长，达四年多多第四任是王绪高，任职仅半年即被撤换；接任的张仁蠡是第五任，系清末洋务官僚张之洞的儿子，于一九四五年初下台；最后一任是周迪平。不久抗日战争胜利，从而结束了这一小撮汉奸卖国求荣的丑恶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