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黑旗队来龙去脉　　　　　　
　　抗战时期，在晋察冀军区领导下，第9军分区属下有一个“津浦支队”，“五一”大扫荡后改为津南支队。津南支队下分3个中队，中队长邵九如，分队长王宝林。王久居天津，1942年参加革命，因其对天津情况极为熟悉，1943年派王宝林到市内发展组织，先后参加的人有王海山、窦广元、侯德明、李明、伍汉卿、孙玉发、杨文会、杨守信、冯传友、范仲元、于志江等60多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自身对铁路比较熟悉的有利条件，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线，搞日军仓库物资，扰乱其社会治安秩序。
　　一、破坏日伪铁路线
　　他们先在货场内活动，车站以东有个“下九股”是货车停放编组的地方。一次，他们盯上一部零担车，装有汽车轮胎、毛线等物，在夜间潜入货场，以扔石子为暗号，顺利地搞到42对汽车轮胎，不久引起敌人注意，不再在货场停留货车，后来改在沈庄子弯道处，这里弯度大，车行至此，必须减速，事先已上到车上的人，迅速将货物掀下，埋伏在道边的人，将货急速运走，等到发现时，货物早已运走了。后来，又将下货地点分别改为军粮城、杨村。平均一个月内能搞上两三次。搞到的物资有军用帐篷、棉花、皮靴、毛线、车胎、布匹、面粉、香烟等。一次，孙玉发、高俊岭等人在北站发现一列闷子车里，全关的是准备押往日本的华工，得知押车的日本兵刚刚下去，孙玉发急忙告诉押在闷罐车内的人说：“我们已把车门打开了，你们快跑，等日本兵一来，就把你们送到日本当劳工了!”大伙一听急忙下车逃跑，孙玉发等人也跑开了，不知这一次能跑出多少人去。为了搞到枪支，由王宝林、王海山、孙玉发等10余人，夜袭日本修械所，用枪将日本人逼在一间屋内锁好，搜查后并未发现枪支，遂将枪簧、锋钢、锯条等装了十几箱，把运不走的机器砸毁，把机器零件运到复兴庄韩家胡同坑洞内，事后由隋尚前用带篷子的胶皮车运到西营门，改用大车运往解放区。1943年冬，王海山、孟继友，李明等人在佟楼汽车站，发现日伪警长骑车路过，王海山上前以日本宪兵队名义将其拦住，带到市外牛坨子，由李成忠警告他，不要再干危害中国人的事，伪警长顽固不化，拒不应允，遂将其处死，投入冰眼中。津南支队政委李轩在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津南支队和津南地区》一文中写道：“手枪队还掌握了一支专门吃铁路的力量，其中有些是敌伪称为“黑旗队”的穷苦群众和无业市民，他们主要在天津至唐官屯之间活动。手枪队员同这些人建立了关系，对他们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帮助他们活动，使这支力量成为抗日力量的一部分。这支扒车力量熟悉铁路情况，能在火车行驶当中飞身攀上跳下，来无影、去无踪，把事先侦察好的物资在中途卸下来，由地面的接应人员运走。通过他们的活动，我们得到一些紧缺的布匹、衣服等物资。” 1945年4月，原准备由孟继友、邵九如等到冀东芦台长芦盐警大队去搞策反。因孟、邵等刚被日本宪兵队释放，改由王宝林前往。找到长芦盐警大队代理队长高洪恩(别名高寿勋，文安县高村人)商讨起义事宜的具体安排，并规定了行动暗号。高洪恩好拉胡琴，相约只等琴弦断就动手。王宝林带领部分亲随人员，同高洪恩来到伪宁河县县长家中，进屋后直接了当对伪县长提出要盐警大队武装起义，投靠八路军。伪县长听后大骂高洪恩，并随即企图从枕头底下掏手枪，未等伪县长把枪拿出来，被高洪恩手下的分队长王焕然首先开枪将伪县长击毙。随后集合盐警大队全体人员，从仓库中提出机枪6挺、长枪80多支、短枪50多支、子弹十几箱。连人带枪全部拉往冀东第18军分区，交由李司令员收编，盐警人员愿意留下来的，编入冀东18军分区干革命，不愿留下的每人发500元路费回家。
　　二、继续与国民党作斗争
　　日本投降后，津南支队领导指出：今后任务将十分艰巨，要大家认真总结在日伪时期破坏铁路运输的经验，结合自身人熟地灵的优势，要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相信大家更能作出优越成绩，为解放天津市作出更大努力。并再三告诫在今后的斗争中“不准骚扰民宅抢劫百姓，不准调戏侮辱妇女，谁干了坏事，待天津解放要受到严厉的处分。”这是在苑二婶家中传达的。
　　袭击小男造纸厂：孙玉发、孟继友、李明等人，首先看准了坐落在近郊的小男造纸厂(即现在的造纸二厂)。夜间事先割断电话线，从小门溜进去来到车间，由会说日语的曹文会充当翻译，将几个日本人集中起来，其中有一名日本军官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回答说是八路军，窦广元首先拿他开刀，用日本战刀划伤了日本军官。并警告他如果不老实听话就要把他杀死，日军无奈只好说出在烟道里藏有武器，当场从烟道中搜出花口橹子一支。王宝林见日本军官伤口流血过多，用白糖给予包扎伤口，感动了这名日本军官，给王宝林下跪磕头。这次袭击小男造纸厂，除缴获手枪一支，毁坏造纸机七八台外，还用汽车运走了一台造纸机，回到市内存放在复兴庄小学后边的小屋内。因呢子太次不宜运往解放区，参与的人员每人分一点做衣服穿用外，剩余的变卖了。
　　抢劫牛奶房伏击车警队：1945年8月间，在河东区唐家口有一处日本人开的牛奶房，王海山、孙玉发、冯传友、安老黑等20余人，在晚上天刚黑的时候，即将电话线剪断。天黑以后开始行动，王海山等人进入牛奶房后，从窗户外打破玻璃，用枪将日本人威胁住，其余同志进屋将日本人携带的一支盒子枪缴下，然后将所有的日本人集中在一起，包括几名日本妇女，押在牛奶房后草堆小屋中，由曹文会负责看守，待将奶牛运走后再放人。王海山、孙玉发等人将100多头奶牛牵出之后，向郊区大毕庄方向走去，事先已和冀东十八军分区张英区小队联系好，由张英的区小队埋伏在大毕庄附近作为接应。天亮以后，日本人报告了伪警察局，警官李华堂、警长毕贵仕带领10余名车警队乘大卡车，按牛蹄子印追去。在九十点钟和我埋伏在大毕庄的区小队相遇，遭到我区小队的伏击，双方开火展开枪战，区小队将伪警长毕贵仕脸部侧面一枪击穿，另一名姓刘的伪警脖子后边挨了一枪，其余十余名伪警全部被俘。当时负责抢劫牛奶房的领导人王宝林认为这些人都是职业警察，不宜严惩，除将枪支全部留下外，教育之后全部释放。在释放前因毕贵仕和刘某满脸是血表面看来伤势不轻，提前派人从大毕庄将毕、刘两人送到接近市区的王串场，便于在市内医治。劫到的100多头奶牛送往军分区。
　　利用美军抢劫新仓库：地处大直沽东头占地10平方里的“新仓库”，是日本的军用物资集中处所，日军投降后仓库内仍有日军看守，为了搞到一批物资，地工小组的同志们，通过小白楼和佛照楼花酒馆中的女人，与进驻天津的美国军人相识，曹文会身穿国民党上校军装，以国民党接收日军物资为名，雇用美军十轮军用卡车，并要求美军带枪一同前往，从新仓库东院贾沽道铁道入口处，公开进入新仓库内，见仓库里有什么就装什么，日本兵见有美军跟随又有国民党军官一同来，也不敢过问，从新仓库里搞出大批的布匹、火柴、纸烟、铜、毛衣等数十车。
　　染业枪战：在金钟河大街西侧的万柳村，有一处天津市最大的纺织厂，日本时期叫“公大”，国民党时期称为中纺七厂。为了给解放区搞点军装用布，事先请津郊的区小队武装给予配合，王海山、。孙玉发、王锡田等人集中市内所有的地工人员60余名，乘机袭击该厂。夜间先将各组人员布署在围墙四周，先头人员越过冻冰的小河沟剪断铁丝网，将围墙掏成一个大洞，进院之后即搜索仓库，砸开仓库大门将布匹从墙洞运出装在事先准备好的车辆上，布匹还未装满一汽车，即被护厂的伪警大枪队发现，拉响震耳欲聋的警报器，随即枪声大作，为了掩护自己人撤退，双方开始激烈的枪战。战斗打了一个多小时，国民党伪警又来增援，并把厂的四周包围。此时大部分人员已撤退，尚未撤离的曹文会为了混出包围圈，不得不将手枪藏在地沟里，以行人路过此地的名义脱险。待天亮以后才把枪支取回。这次行动虽缴获布匹不多，但使群众知道市内亦有八路军武装人员的存在，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给国民党一次沉重的打击。
　　劫持仓库物资：在河东区扬旗下坡有一座日本仓库，孙玉发、曹文会，高俊岭、董玉和等20余人，以国民党接收为名，曹文会身穿国民党军官服，由伪警察局车警队李洪义身穿警服携带手枪配合，公开打开仓库，用大车运走汽车轮胎及布匹，放在闫家台巩四家中暂存，事后安排好车辆送到静海县津南支队根据地。
　　在西南角北马路处亦有一座日本仓库，王宝林、孙玉发、冯传友等人，用同样方式仍由曹文会身着国民党军服，伪车警队李洪义身着警服带枪，公开叫门，把看门人用铁丝绑起来后，将仓库存放的颜料(外皮是木箱内装小铁桶)装满两汽车(雇用赵明林烧木炭的车)。先运到靶鞘道存放在苑家柴场内，事后送往静海县。
　　打击封建脚行把头：决定先向七村脚行下通牒。七村脚行是天津市老字号脚行，备有“死签”(为了，保持脚行业务不被别人夺走而在双方闹事时替死的人)，在争夺七村脚行时，限于文化水平关系，只是找人写个便条送过去，内容很简单：“我们河东小哥几个，生活无着，限你们在3天内将七村脚行所经营的业务地盘交给我们干，不然3天以后我们将去闹事。”七村脚行大把头郭万春、李竹波接到信后，恐慌不安，多方托人说合，请出其他脚行头子李少有和杨子会之父，在市内大饭庄摆了将近一个月的酒席请客，最后拿出一大笔巨款了事。
　　紧接着又争“天会脚行”，天会脚行头子是马文元(即电影《六号门》中的马金龙)，马住在河东区王庄子，是靠国民党特务头子、天津忠义普济社社长巴延庆起家的，经常随身携带手枪，欺压码头、车站工人，在天津很有点声势。但马文元对王海山等人也深知其为人，无奈之下请出季家楼脚行头子王学谦、东站三义庙脚行的王学富、郝耳朵进行说合，除拿出部分巨款外，并将小把脚行让出，王海山将争夺过来的小把脚行交给穷哥们自行经营管理。
　　抢海关仓库、孙再荣冤案：在河西区大营门有一座海关仓库，仓库中存放因“偷关”被抄的各种物资，经卸船的码头工人内线报。告，仓库中有礼服呢等贵重物品。孙玉发、曹文会、高俊岭、董玉和等20余人；晚间乘汽车到达仓库，进门后先将二名门卫弄到小屋里看管起来，为防止他们逃跑报案，用细铁丝倒背双手捆绑起来，由侯老铁负责看守。其余人等则打开仓库往汽车上装礼服呢。当汽车装满后，正在用苫布把礼服呢盖上时，被巡逻的伪车警队发现包围，车警队一等警常守瑞上来将侯老铁抓住，孙玉发见事不好，即冲上前去拿出钱来给常守瑞，伪警常守瑞不但不要反而吹警笛召集其他伪警，孙玉发当时带有手枪但未敢使用，即将随身带的匕首掏出，将常刺了七八刀倒在地上。人员随即逃散，抢仓库的人虽．然逃走，但装运礼服呢的汽车却被扣留住，伪警察局把开汽车的郑福海(住西头)抓获，郑供出汽车是任文成雇的，又把任文成抓捕，任交待是给孙玉发雇的车，这才弄清抢仓库是孙玉发所为。因此伪警察局下令通缉抓捕孙玉发。事有巧合，孙玉发在参加津南支队之后，曾在孙庄子一带活动过，孙庄子的人也都知道孙玉发在天津市内有点名望吃得开。孙庄子的孙再荣等6人来到南市庆云戏院，当时正值小白玉霜演出，孙再荣对庆云戏院的人说：我是孙小岛的人 (孙玉发解放前一直被人称为孙小岛)，戏院的人听说是孙小岛的人，将孙再荣等人让进包厢，端来瓜子茶水，待查票之后(旧社会各戏院演出一半时间就开始查票)，伪警察六分局刑警队袁子朋将孙再荣等人抓捕，经严刑拷打孙再荣被屈打成招是孙小岛，被判无期徒刑。孙再荣不服上诉，又请名律师给予辩护，终因国庆还都、蒋介石当选总统，大赦减刑改为有期徒刑10年。
　　与此同时(即孙再荣被捕)，河东区新开路有一家宋财主，家中接到恐吓信有人诈财，伪警察四分局刑警队长高西九、刘孟勤、王克明等人在附近卧底。孙玉发正好夜间回家，在新开路口被“便衣”们检查，发现裤腰带是枪纲绳，联系上全市通缉令将孙玉发逮捕(当时社会上曾出现过真假孙小岛)，孙玉发被捕后先按“奸匪”罪判处无期徒刑，后上诉更审，改为抢劫集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监狱关押，到1948年终因证据不足和孙再荣一起宣告无罪释放。
　　天津解放前夕，战事吃紧，王宝林、孙玉发等人以民工身份混入国民党阵地，刺探军情，破坏敌人的炮兵阵地电线，在沈庄子刘玉川家中请桂学元给绘制河东区城防碉堡及重机枪的设置图，以及驻在新开路胶管厂附近的炮兵阵地图(后移到新货场空地)，和敌人埋设在城防周围的地雷情况，并汇报国民党92军、94军的兵车调动去向等情报。
　　三、“黑旗队”名称的由来
　　黑旗队的活动使国民党反动统治受到冲击，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为此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曾多次寻找借口，妄图抓捕这些同志。形势极为紧张。为缓解这种紧张气氛，经康老爷(律师)和姜般若(育德学院院长、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陈仙洲的老师)提议，可以派人冒名自首，在事先把各方都已疏通好之后，由曹文会冒王海山之名，前往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投案自首。1947年9月30日，天津《民国日报》第四版(平津新闻)报道：中华“黑骑队”首领王海山自首投案。“本报讯”据警备部稽查处发表：名震津沽，无恶不为，侦缉下之“黑旗队长”突于前日上午 11时，亲至稽查处自首。据悉号称“黑旗队长”之王海山，年26岁，天津人，住本市河东姚家台二号，在敌伪时代，即拥有伙徒2000余人，抢掠物资、盗卖仓库存货，霸占脚行装卸货口，胜利后，控告者大有人在。稽查处曾派员缉捕，尚未获得王某线索，王突于前日上午11时，至稽查处自首，或因良心谴责，企图改过自新，经稽查处审讯，渠称过去系以破坏敌人建设，盗卖敌人物资，消灭其生产力量为目的等情。警备部，俟再详细审讯调查后，即解法院核办云。
　　实际上曹文会冒名顶替王海山投案，并没有被稽查处关押，只在报纸上登出莫名其妙的“黑骑队”之后，即再没有追究审问。此事发生后，孙克海拿着报纸对王宝林说：看，给咱们起个名字叫“黑旗队”。这就是国民党称我河东地工小组为“黑旗队”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