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时期天津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间，日本侵略者及汉奸政府在华北先后五次发动了“治安强化”运动。这个运动是以“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为其主要目的，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及人民生活等方面。实质上是一次大规模的殖民运动。
　　天津是华北的重镇和经济中心，又是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大本营。了解天津的历次“治安强化”运动情况，对于全面认识华北当时的历史状况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人民的压迫和奴役，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是非常必要的。为此，依据我馆藏档案史料，将历次天津“治安强化”运动的情况，综合编辑成文，以馈史学界研究。
　　天津“治安强化”共进行了五次：
　　　　　第一次：一九四一年三月卅日----四月三日
　　　　　第二次：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九月六日
　　　　　第三次：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十二月廿五日
　　　　　第四次：一九四二年三月卅日～～六月十五日
　　　　　第五次：一九四二年十月八日----十二月十日
　　这五次运动之间虽有间隔，但事实上日伪当局曾多次强调：“治安强化” “不以规定的时间为限”，要“持久发展”在这两年里，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我党领导抗日的武装深入敌后，日本侵略者急于收缩战线，巩固后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加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费负担,从而加紧对我国疯狂的经济掠夺。“治安强化运动”正是适应这种形势需要而发生的。它虽然声称以“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为其目的，实际上是要扑灭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抗日力量，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为日寇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侵略战争服务。
　　(一)加强对中国人民的监视和管制
　　每次“治安强化运动”一开始，全市便进入了“非常戒备状态”如第一次运动，“警察局出动警察五千余人，保甲人员三万五千余人，在各主要道路交口值勤警备。”同时，对市民的言行，日常生活及思想状况逐一加以调查，“对可疑者详细登记，加以监视”，并“随时可以检查盘问以至搜查住宅”。另外每日派出大量便衣在市区主要入口处督察”，以防“不逞分子”潜入市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进驻英租界，日伪当局出动军、警、宪、特，严密戒备，如临大敌。全市人民处于高度紧张状况，终日慌恐不安，朝不保夕。 户口大清查，是历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必要手段。第一次运动中，二万八千四百零三名户口清查人员对全市二万六千四百余户详细清查。而第二次运动中，从第二周到第五周连一个月反复清查户口，并对市内数千名窝棚住户及乞丐发给“临时户籍证明书”。第三次运动，警察局每日派人分别到各分局抽查各区保甲情况及户口清查情况。
　　“治安强化运动”中，日伪当局充分利用保甲这一统治工具，来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行。从第二次运动开始系统训练保甲人员。保甲人员有男女训练科目和课程，每日四小时，为期二周。这些经过训练的保甲人员逐日分赴各区、召集市民集会，灌输“治安强化运动的意义”和有关保甲的常识，连市民日常起居都要受到监视。此外，专门编制了保甲自卫团，作为专业警备的辅助力量，青少年团也是类似的组织。仅第五次运动中就训练青少年团二万四千多人。严密的保甲组织，加上形形色色的“自卫团”等基层汉奸组织，形成了对市民监视的密集罗网。
　　在“治安强化运动”中，警察是镇压人民的直接打手，从第一次运动开始，就进行消防、重要犯搜查及逮捕、攻防、桥梁破坏及架设、警备道路等演习。名目繁多，项目具体，伪警察局在每次“治安强化运动”中，都要举行分列式表演，伪市长及伪警察局长等每每亲临检阅。伪警察局为日本侵略者效尽犬马之劳，为虎作伥。
　　上述种种措施，使整个天津城充满阴森恐怖的气氛，如同地狱一般。天津人民饱尝了作亡国奴的辛酸。
　　(二)积极反共，不余遗力。
　　积极反共贯穿于“治安强化运动”的始终。涉及各个领域，采取各种手段。 从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成立了专门组织，如“剿共实践工作班”，“反共视察班”等。训练反共人员搜集和刺探情报，检查反共工作的实施情况。日伪当局派出大量便衣特务，深入民间组成“灭共网”。他们分别到工厂，学校、车站、码头、旅店、货栈等处侦察我党的组织和活动。还化装到市外各县与“匪区”，(我党经常活动的区域)较接近的村庄广泛收集情报。如第四次运动中，特务人员赵学曾，刘天佑等分别到丹华火柴公司及恒源纱厂等企业；特务人员刘玉如等分别到耀华、汇文等学校，了解工厂和学校我党的活动情况。并相互联络，各处呼应。第五次运动中，伪警察局精选外勤十二人轮流会同各分局侦察组人员监视管界内各工厂、学校、公私团体的动态。这种严密的侦察和监视网，不仅对工人和学生，就是对伪政府机关人员也不例外。在第二次运动中，伪财政局、工务局严密考察所属职员的思想行为；要求“一律保持纯良思想”。可见这个“灭共网”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其反共的作用显而易见。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日伪当局多次组织全市性的大规模反共游行。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份，这类反共游行的次数尤为集中，如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六日，二十九日，都有这类游行。参加人多为各警察局的官警，警察队伍以及保甲人员，在第四次运动中的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一日上午举行的“灭共大游行”，则规模大，有乐队一百人，女中学生五十人，各业公会及职业公会的代表三百人，保甲人员五百人等，共有一千五百五十人。游行结束后，商民和学生要准备“慰问品”送交前线的“中国剿共战士”。此外，伪市公署还规定每年十月十一日为“灭共日”。伪工务局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二日举行了“职员反共自肃自励运动周”事实表明“治安强化运动”期间，反共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反共活动表现在经济方面的手段，是对我党及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主要是粮食封锁。月伪当局叫嚣： “要严密防止农产物向匪共地区流入，防止一粟一粒之资，为敌匪所用”伪警察局在市县交界各路口，设有陆路、水路固定检查所二十八处，对携带物资的过往人员严加检查，稍有可疑，便予以扣留，送交宪兵队。据日伪当局的有关记录，第五次运动中“破获八路军采买案一起”。
　　在文化教育方面，以广泛的宣传方式攻击共产党，毒害人民思想。日伪当局还提出了“肃正思想，加强市民灭共意识”的口号。在各学校、工厂、娱乐场所和民教馆进行“灭共讲演”，取缔“不良刊物”以“扫除共产思想”等一系列反共活动。日伪当局还进行防谍： “监视外国人行动，以防为共产党利用”。据日伪当局的有关记载，第四次运动中，逮捕了“私通赤党嫌疑旧俄侨民沃司多罗莫夫及郭达聂斯基” “治安强化运动”的猖狂反共活动，使这个殖民运动具有更加浓厚的反动色彩。
　　(三)稳定殖民经济和疯狂的经济掠夺
　　日本侵略者要巩固后方，重要的方面便是经济问题。经济不稳，必然要动摇它的统治秩序，影响它的战争物资的供应。所以在运动中，日伪当局采取了种种措施以稳定殖民经济。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就是一例。所谓“经济封锁”，实际是防止物资外流，主要是防止流入抗日民主根据地。伪警察局负责彻底禁运物资输出”，在市内各主要道路交口设有固定检查班，每天派出督察员六名分赴各处监察，对于来往物资的检查严密而细致。从日伪方面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日伪先后查禁了大量“私运物资”，其品种有面粉、大米、煤、黄金、铜、钢材、铅丝、盐酸焦炭、牛皮、纸张、棉布、青麻、铜币、猪鬃、火柴等等。其中有的数量较大，如第二次运动中查禁“私运”面粉二十袋，煤五吨。第三次运动中查出“私运”钢材十七根，铅丝一千三百八十八点四斤，第四次运动中又查出“私运”纸张一百三十七刀，铜币一百O五斤，火柴二百三十八包。在第二次运动中还查获了一起由彰德向天津邮寄的旧法币一千三百O五元的经济案件。这表明，日伪当局查禁了大量的对他有用的物资“输出”，以供其侵略战争的需要。
　　稳定经济重要的是稳定市场物价。在“治安强化运动”中，了解市场的行情，控制物价，始终是伪社会局的突出任务。从第三次运动开始，伪社会局便责成各业公会组织“经济调查班”，办理各种日用必需品需要量的统计工作，并调查本市现存各种重要物资的详确数目。派出大量人员调查市场物价和“奸商的囤积情况”，以便取缔。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七日，伪市公署举办了“彻底推行协定价格及明码制宣传运动周”，并且鼓励市民检举商人囤积居奇的现象。在第四次运动中，商人董、王二人被检举囤积电料、钢材，受到查究。第五次运动中，实行“物价紧急对策”并压低物价，强迫商会、各同业公会的主要负责人在商界表态。日伪当局还采取了“减低物价，励行明码制度，公布协定价格、实行明码制大检查”等一系列措施。这样紧迫地缓和市场物价，恰恰反映了日伪时期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危机，而造成这一严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者的疯狂经济掠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隔不久的二十五日，伪市长温世珍为“支援友军圣战”发起组织“天津特别市圣战献金运动总会”，并由市区内各同业公会、各警区的联保办事处，以及各租界之新民分会分别成立“献金运动分会”。于是，殖民掠夺性的“献金”活动在全市展开。“献金”活动上自伪市长下至普通市民以至小学生都要参加。如伪市长交纳圣战献金，定额一万元，依此由伪市公署秘书长、各参事、各局，处长联合献金一万元。汉奸头目尚且如此“破费”，一般市民被搜刮的情形可想而知。同“献金”活动相并而行的是“收回废品运动”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成立了“收买废品委员会”。在第五次运动中日伪当局又举办了为期两周的“扩大收回废品运动周”，突击“收回废品”，实际上是搜刮用于战争的战略物资。
　　在“治安强化运动”中，全市献金三千七百六十七万九千八百七十九元。在一九四二年的统计中，收回废品方面，全市献铜二万九千五百六十九斤六两六钱，献铁五万O一百一十七斤四两，献锡纸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二张。除了上述“献金”和“收回废品”等较大伪掠夺方式外，还有各种巧立名目的掠夺方式。如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强令公务人员加入保险，“以养成储蓄之美德”。第三次运动中在各重要街道口设“募捐箱”“任人投捐”。
　　与上述的经济掠夺相呼应，“治安强化运动”中，日伪当局高唱“节约、勤俭”的调子，要求人们注意，“点滴”的节省。在笫三次运动中，伪社会局长兰振德发表广播讲演《从日常生活谈到生活节约的重要性》，实际上是要市民勒紧裤带，蚪适应日寇经济掠夺的需要。在“治安强化运动"后期，对市民实行“粮食配给”，即粮食定量限制，不得多吃。配给的粮食品种名义上虽有白米、白面、玉米面等；实际上大米是作日本的军粮之用，一般市民不能食用。普通市民在粮食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以更加低劣的食物充饥、所以日伪当局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六日举办了“代用粮食提倡”。从质和量两方面，进一步压低人民的消费水平。在日伪统治时期，天津的经济完全纳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时经济轨道。 “治安强化运动”中的种种经济措施只是加强了这种殖民经济的深度而已。
　　(四) “圣战”宣传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渗透
　　日本帝国主义把它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把黄种人从白种人的欺压下解放出来的圣战”并借助刺刀的威胁，将这套欺人之谈强行灌输到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中去。日伪当局利用各种形式，把“圣战”的宣传渗透到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
　　各种形式的讲演在“治安强化运动”中尤力盛行。每次，“治安强化运动”伊始，伪市长温世珍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如《兴国兴亚必须从治安强化运动作起》，《治安强化运动各尽其责》等等。各学校，各社会教育机关，各保甲及新民会各区分会一律举行。“自肃自励”讲演。这类讲演数量虽然很多，但内容枯燥、干巴、千篇一律，众口一词，反复重复有限的那点“圣战宣传”。这类讲演大多是日伪当局安排的，很多团体迫于压力，只能应付了事。
　　应该重点指出的是，在教育方面，目伪当局对于青少年学生投入了很大力量，强行灌输“圣战思想”。各学校每天举行“朝会”时，校长必须讲演十分钟，谈所谓“圣战”和“治安强化”的意义，各民教馆每日要讲演“治安强化”的意义三十分钟，有的民教馆还召开类似内容的“家长恳淡会”。各学校经常举行。“中学生讲演比赛会”，重复“圣战”宣传，“优秀”者予以奖励。向中国青少年反复灌输“圣战思想”，从而消弭他们的民族思想和意识，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的用心何其狠毒!
　　普及日语，是“治安强化运动”中强制推行的一项文化措施。在运动中成立了日语课程，强迫学生学习。伪市公署各个机关分设公务员日语专科学校。全市各级学校一律增设日‘语补习班，凡是不会日语者必须补习。日语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应当学习。但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我国大好河山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必然视普及日语为民族耻辱·强行“普及日语”，对中国人民无疑是一种文化上的奴役。
　　在“治安强化运动”的后期，日伪当局在文化方面采取更加广泛的形式，进行“圣战”和“治安强化”的宣传。如第五次运动中，纷别举行以“治安强化”为核心内容的电影讲演和音乐电影大会，讲演游艺大会，绘画展览会，中日教育名流座谈会以及敬老会等等。与此同时，又大量搜集并查禁进步和抗日的刊物蚪及文学作品。伪警察局的专门检查人员分赴第四、五、六、七、八、九区和特一、二、三区等分局界内及法租界内各书店。严行取缔“不良刊物”。
　　为了宣传“圣战”和日寇的“战功”，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规定；每月的八日为“大东亚圣战纪念日”，胁迫人们以各种形式加以“庆祝”。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为纪念所谓“大东亚战争一周年”，全市重要机关放假一天，举行特别典礼，并分别访问、慰问“友邦”。由此可见，日伪当局的“圣战”宣传不仅渗透文化教育领域，而且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五)、 “治安强化”与社会生活。
　　将近两年的”治安强化运动”，对于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影响。下面列举几件事以窥一斑：
　　从第二次运动中，规定每月一日、十五日两天为“市民自肃自励运动日”。在此期间，“全市官民一律停止公私宴会，饮酒、招妓治游等娱乐，以崇俭德”，这是在全市市民中“提倡节俭”的象征性措施。在第四次运动中举行“妇女朴素运动周”，以实现“勤俭增产之目标”。伪社会局曾积极提倡并出面组织了多次青年集团结婚典礼。如第四次运动中，在宁园举行了第五届集团结婚典礼，参加者共有二十八对，较历届为多，其目的仍是“励行勤俭增产”。这些活动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有多深，我们难以考察，但这类活动为日寇侵略的性质，则是显而易见的。 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日伪当局还利用宗教组织的“圣战祈祷”，使社会宗教力量服务于日寇侵略战争的需要，使日寇侵略战争增加“神圣”的色彩。在第二次运动中，伪社会局通告佛教居士林，中国佛教青年会，道教会，理教联合会，妇女理教联合会，中国国教联合会华北联合会总部天津区本部，以及法租界西开天主教堂，望海楼天主教堂等各团体，每日举行“圣战祈祷”。应当说，这类宗教活动对教徒来说具有一定欺骗作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