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的罪恶统治
1937年7月，日本侵略军大举向天津进攻， 并由山海关等地运来大批援军。7月27日晚，国民党第29军宋哲元通电全国提出：“决心尽力自卫，守土有责。”天津市市长、驻津29军38师师长张自忠、副师长李文田也发出“誓与津市共存亡”的通电。29日，分别向日本侵略军发起进攻，夺回了各火车站，包围了海光寺日本侵略军兵营，突破东局子飞机场。下午，日本侵略军急调在北平的关东军和大批空军到津，并对天津市政府、各火车站、电话局、警察总部、南开大学等处狂轰乱炸，抗日部队遭到惨重伤亡，下午3时，被迫撤离天津。驻大沽沿海地区的军队也被迫转移到静海、马厂一带。7月30日，天津沦陷。天津市政府大楼被炸毁，人员被迫逃散。据不完全统计，几天的战争使抗日战士牺牲2000多人，被炸烧毁民房2545问，校舍377间，
无家可归的难民达10万人之多，摧毁工厂企业53家，直接财产损失约2000多万元。市政府的典籍、档案，南开大学和经济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北洋大学的各种贵重仪器或被烧毁，或被抢劫一空。从此，天津陷入殖民统治之下。
日本侵占天津的8年中，扶植汉奸傀儡政府，前后历经3个阶段：
1937年7月至1937年12月，伪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 早在日本侵略军侵占天津以前，日本侵略军驻津司令和特务机关就拼凑了一批汉奸、反动政客，
做好了建立傀儡政权的准备。沦陷的第二天即8月１日，就炮制出伪组织“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由高凌蔚(曾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任委员长，王竹林(商会会长、日本大阪公司买办)等人为委员，井上垣浚为高等顾问，另有日本顾问若干人。“维持会”实际上起着地方政府的作用，它管辖的范围，除市区外，还包括天津、静海、青县、沧县、南皮、交河、东光、吴桥、武清、安次各县。
伪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设有秘书室和一、二、三科。下面辖总务、公安、财政、社会、工务、教育、卫生7个局和电政监理处、地方辅治会，
特别一、二、三区公署。维持会成立：后，一些原属河北省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机构也划归其管辖，如高等法院、地方法院、水上公安局、天津县公安局、长芦盐务管理局、商品检验局、电信局、内河航运局等。
1937年12月至1943年11月， 伪天津特别市公署。1937年12月14日，日本在北平策划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下辖晋冀鲁豫4省及平、津、青岛3市。随之伪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于12月17日宣告改组，成立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受伪华北临时政府领导．原维持会长高凌霹任伪河北省省长兼天津特别市公署市长，原日伪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的机构基本上保留，只将原来3个科改为总务、文书、人事、经理4个科，
原社会、教育、卫生、工务4个局改称为“处”，并增设外事处。1939年温世珍继任伪市长后，
在市公署设顾问室、参事室、专员室、秘书处（处下设3个科和外事、技术、视察等室），另设立了警察局、海上警察局、警察教练所、社会局、财政局、教育局、工务局、公用处、新闻管理所。
所属的6个市区划为9个。1943年王绪高继温世珍任伪市长后，将3个特别区改为普通区(加上原9个区共12个区)，并把“接收”的日、英、法3个租界改称兴亚一、二、三区，原意租界改称“特管区”。
1943年11月至1945年8月，伪天津特别市政府。1943年11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依据《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将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改称伪天津特别市政府。内部和下属机构未作大的调整，只是将原有的12个区及兴亚一、二、三区重新划分为8个区，
一直保持到日本战败投降。在上述三个不同名称的傀儡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和部门中，都安插了日本“顾问”和“辅佐官”，由“顾问”总揽大权，“辅佐官”有的安排在一个部门工作，其权力也超过中国人“科长”的职权。中国人任职的伪官员都听从他们的指挥。
此外，日本侵略军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控制沦陷地区局势，还在天津设立了两个凌驾在傀儡政权之上的机关。一是“日本宪兵队”，负责搜捕、镇压抗日分子，进行经济封锁等，老百姓称之为“红帽衙门”，被抓捕到这个衙门中的人，很少能够生还；再一个是“日本警察署”，老百姓称之为“白帽衙门”，负责镇压天津及其周围地区的抗日活动，并担任户籍、交通、工商管理等工作，其管辖范围远至秦皇岛。还有一个是准政权组织“新民会”，负责反动宣传，开展反共工作，进行奴化教育，其主要目的是“使民众与共产党分离”。
天津的独特地位为世人瞩目，也让帝国主义垂涎欲得。侵略者多次把魔爪伸进天津。光绪二十四年(898)，日本在天津划定租界,
为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并且吞并中国的目的创造了条件。日租界不断进行扩张，到1937年，日本占有租界以外的土地达10700余亩。日本还在租界内建立形形色色的特务机关，驻扎大批“驻屯军”。天津日租界成为日本策划侵华战争的巢穴。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为了配合大规模侵华，日本在天津的活动日益频繁。日本特务机关在天津策动了“便衣队暴乱”，袭击政府、警察机构；日本将蓟县长城以北村庄划进伪“满洲国”；日本军方在天津修建各种军事设施；日本驻屯军在海光寺兵营试放水雷弹；日军在天津及其附近地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在天津市内“演习巷战”；日本海军省人员勘察塘沽港口地形，议决修建塘沽港口。日本帝国主义蓄谋把天津经营成侵略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桥头堡和基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阴谋策划了“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拉开了帷幕。“七七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天津的侵略步伐，天津形势十分危机。天津人所熟悉的八一礼堂、天津警备区，当年是日本神社、日本领事馆、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多伦道西头的海光寺，曾是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这里驻扎着日军大批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和战车，是日军从1900年起在华北军事行动的指挥中枢。日军1820部队还在天津设有军用仓库，当年的碉堡、壕沟仍历历在目。
“七七事变”前，日本在平津一带的兵力近万人。“七七事变”后的第五天，15列满载日本关东军第一、第十一旅团和驻朝鲜第十二旅团的日本兵车，
开进天津火车站。7月12日，日军三万多人在塘沽登陆，开始了攻占天津的行动。天津东局子飞机场，日军飞机增加到百余架。日本侵略军动用了飞机大炮，对市区的火车站、市政府、警察局、造币厂、法院、电台等进行了狂轰乱炸，津门上空烟云蔽日，海河两岸尸骨累累。
“七七事变”以后仅仅二十多天，天津街头尸横遍地，无辜市民死伤无数。世界闻名的高等学府——建于1919年的南开大学，曾培养出了许多世界著名专家学者。日本侵略军向这所高等学府开炮，用飞机轰炸，还出动骑兵百余，军车数辆，满载士兵和煤油，到学校放火。南开大学的图书馆、教授宿舍、课堂大厦等，尽在炮火中付之一炬，美丽的校园变成火海。这是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实行残暴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侵略者不仅要奴役一个民族，而且妄图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日军侵占天津的大、中学校作为兵营，并通令各学校，取缔原教科书，改用修改课本，增添日语课，不准使用旧版中国地图，派日本教官到中学任教。日本侵略者还对天津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以支持其侵略战争。在“军管理”的名义下，日本对天津的企业强行没收和吞并。大量霸占中国工厂，对生产销售强加限制，并经常进行各种征购。1944年4月，查封了全市所有车行，所谓“征购”15000辆自行车充作军用。
在天津周围，日军大肆掠夺土地，抢掳军粮。1937年底在宁河县强行征用18个自然村的5万多亩土地，从朝鲜征来4300名农工，为其种植水稻。日本侵华期间，在天津一带共设立120个农场，掠夺土地92.17万多亩。为保证军粮供应，日军还规定中国人不准食用大米，发现食用者立即杀害。
为了补充因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劳动力缺乏，日本在中国大量的抓捕劳工，分批装船运往日本充当苦役。七七事变至1942年7月，天津被抓劳工5万人；1942年头7个月，从天津运往日本的各地劳工七十万人。1943年，日本侵略者还在塘沽设立了“劳工营”。
天津日伪政权，先后五次在市区进行“强化治安运动”。天津人民在日军铁蹄践踏下，没有生活的自由，在街上行走都要被阻止、被搜查；甚至会遭到屠杀。耀华中学校长、爱国教育家赵天麟，因抵制日本的奴化教育，进行爱国活动，竞被日本特务枪杀。据1938年1月15日《新华日报》报道：在最近两个月内，日军在东站杀害我同胞3000余人。
日本侵略者在天津郊县，更加残酷地实行灭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惨案。蓟县，这座燕山脚下的幽燕古城，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日本侵略者在这块土地上所制造的惨案，成为史志上的绝无仅有。1938年8月25日，日军大队长石川带日军100余人，到上仓一带“扫荡”，挨门挨户抓人，凡想躲闪者，当即被枪杀。在镇内被抓的部分群众，赶到院中，在“兴泰德”商号大院，日本法西斯用铡刀铡、用刺刀挑，用钉子将人钉在房梁上活活吊死，尸体填满了当时这儿的一口井。更多的群众在镇外被抓。日军用铁丝强行给群众穿锁骨、穿手掌、穿大腿，将群众一串串带到镇西舟河桥上，用机枪进行扫射，有的甚至被一串串推进河中活活淹死。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就有几百人被屠杀。日本侵略者不仅在蓟县犯下了滔天罪行，津沽大地上，处处可见野蛮地杀戮，处处可闻撕心的痛哭，处处堆起座座新坟。
在静海县不足40户的五美城村，日军把男女老幼赶到一起用机枪扫射，43人惨遭杀害；在静海县王口镇，日军将108名村民屠杀在西大坑和镇北官道旁;在宝坻县四里港、赵家铺村，日军用刺刀挑死12名无辜村民；在宝坻县骆家村，杀人成性的日本兵在村口撞见张仲全，问也不问，便令其跪下举刀便砍。幸存者张仲全身上下的深深刀痕，记下了日本侵略者对天津人民欠下的笔笔血债。武清县崔黄口的韩庆余，年近90岁，他是日军制造的崔黄口惨案的唯一的幸存者，枪伤弹痕伴随他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岁月，提起当年的惨状，老人仍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抓掳劳工……燕山脚下，多少人妻离子散。日本侵略军修碉堡、挖壕沟，毁灭村落、文物，制造无人区。渤海之滨，多少户家破人亡。累累的白骨控诉不尽日本法西斯的血腥暴行，日本侵略者欠下天津人民的血债，罄竹难书。“欲倾天上河汉水，净洗关中胡虏尘”。半个多世纪的沧桑风雨，几乎洗净了那场战争留给津沽大地的尘迹，但日本侵略者对天津人民犯下的罪行，却永远记录在历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