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商对裕大纱厂的鲸吞和摧残
　　裕大纱厂的创办人陈承修，字淮生，福建人，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造船科。回国后任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因陈氏抵制商标注册收运动费一事，与部长意见不合，愤而辞职。其原本学工，为振兴实业，乃联络一些政客、名流、金融商界巨子，如王克敏(叔鲁)、李宣威(律阁)、冯应楷(耿光)、梅兰芳和穆藕初等集，资300万元，于1922年春开办了裕大织厂。
　　裕大织厂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中除上述集资人外，还有屠振鹏、吴荣鬯、冯家遇、刘垣、聂其杰、穆湘玥、吴鼎昌等，专务董事(即董事长)为王克敏。后因王于1922年6月被委任中国银行总裁，不能兼职，改由冯应楷任之。常务董事有屠振鹏、吴荣鬯，陈承修为总经理。因梅兰芳和李宣谏(李宣威之弟)交厚，梅在中国银行又有大量存款，故冯应楷拉梅人股 10万元。1922年12月裕大纱厂开工后，梅兰芳以股东身份到厂参观，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裕大纱厂集资名为300万元，而实收股金只有100余万元。这笔款用于购买141亩土地和建筑厂房后，即已用尽。而由美商慎昌洋行所代购的 3.53万余织锭及两台750千瓦透平发电机已无款提货。此时陈承修向王克敏建议，先借用部分美金购进上述设备，方勉强开了工。但从开工之日始即感资金周转不灵，不得已仍由王克敏、屠振鹏向日商东洋拓殖公司联系借款，借到159万元，条件是技术大权，由日拓公司独揽，并派来技师长中岛琢磨负责全厂技术生产。
　　裕大开工后，有1500名男工、200名女工，其中700名是从北京龙泉孤儿院来的。此外还有从香河、河南等地招来的，管吃、管住，不给工钱。
　　裕大新棉纱上市，颇受社会欢迎，销路日广，信誉大增。但因直奉战争，各路客帮均不进货，所以营业大受影响；加以年前产花无多，各厂都苦于原料缺乏，皆以美棉、印棉搀和使用，才得以继续生产。直至1922年底，疲软的棉纱市场，始稍有起色。兵战虽已结束，但交通一直没有恢复，运输瘫痪，致使银根奇紧，营业不景气。
　　因为裕大公司一直赔累，无法继续经营，更谈不到归还东拓欠款，故于1925年5月，让东拓代已经营，作为归还其借款的筹码。而东洋拓殖公司是专门经营房地产的，对经营纺织是外行，所以在其经营时期比起裕大来更为赔累。时有日商伊藤洋行在津专营棉花行业，于是东洋拓殖找到伊藤，由他们两家合作经营，故在1926年10月成立了大福公司。从此，裕大的全部本利都交由大福经营，日人经理是植松真经,而中国股东方面只派经理侯藩 (号艺门)，他只拿干薪，不负任何厂务责任。陈承修此时也已离去，任招商局局长。大福经营后生产略有发展，纱锭由原本的3万增至4万个，后又增至 5万个。
　　和裕大纱厂一墙之隔的是宝成纱厂。宝成在上海设一、二分厂，经理为刘伯森。三分厂设于天津，有2.5万个纱锭，由其子刘仲融任经理。1936年因赔累不堪，竟欲出手。当时，中国银行要买，大福公司的植松也要买。为了达到目的，植松便大施手腕。刘曾留美，好跳舞，植松便投其所好，整日拉他到夜总会去跳舞；刘娶两妻，一中一日，植松便行贿日籍夫人，搞到标底。植松得标，把宝成买到手。当时纱市疲软，但在宝成卖出后不到两个月，纱价猛涨，宝成的身价大大提高，但工厂已被日人买去，刘仲融后悔不已。
　　大福公司买到宝成后，即成立天津纺织公司，简称天津纺。天津纺在日人经营时期，为扩大生产安装了1000台布机，这是原裕大和宝成所没有的。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日人对我国工业更是倍加摧残，对工人益加压榨。例如在1943年左右，日人为了支援“大东亚战争”，号召国人献铁，天津纺把裕大机器大部分拆毁献铁，只留下一部分零件给宝成做配件，把个好端端的裕大厂房，弄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后因为军火制造需要酒精，他们就把裕大的厂房卖给日人做酒精厂。厂长东过澄三(原天津纺宝成厂厂长)把洋灰楼板凿成一个个大方洞，准备安装大发酵罐，但因机器未运到，自然也没开工，可是厂房却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那时工人也曾多次举行罢工，跟厂方进行斗争。但每次罢工后，日人即停工一次。他们用所谓改革的办法，变本加厉地压榨工人，使工人劳动强度加大。例如在工人工资计算上，原来是计件，做多少亨克(840码为一亨克)给多少钱。后来改为入厂每天给2角钱基本工资，在完成指定基本定额后，再纺多少亨克就再给多少钱；不但如此，还把亨克定额提高，使工人达不到定额。
　　1943年，王克敏做日伪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时，曾和日人交涉，要求关闭大福公司，发还中国原裕大股东股本，但未实现。此后天津纺即完全成为日本人经营的纱厂。
　　裕大纱厂从1925年转让给东洋拓殖起，到东洋拓殖与伊藤洋行合办大福公司，再到天津纺织公司，至1945年日本投降止，20年来裕大这个民族企业始终掌握在日商手中，其 100多万元的民族资本也白白为日商服务了20年。后来裕大的厂房被毁，设备被砸，成为了为侵略者制造杀人武器的原料供给地。